在周代分封的那么多诸侯国中，卫国绝对称得上是独特的存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超长的国祚。从前1042年它的开国之君康叔徙封朝歌建立卫国到前209年它的最后一位国君卫君角失位，国祚绵延834年。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夏商周三代存在时间都很长，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夏商周年表，夏代前2070至前1600，国祚471年。商代前1600至前1046，国祚555年。周代前1046至前256，国祚791年。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前221年，秦国荡灭齐国，只有卫国独存。前209年，卫亡。卫国比周代多存在了47年，比齐国多存在了13年。834年的国祚，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834年的超长国祚，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和规律，中间折射出来的东西，其成败得失，值得后人深思，值得后人仔细研究和借鉴。卫国国君的治国理念，是由开国之君康叔封奠定的。而康叔治国理念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康叔影响最深的是文王、太姒和周公。《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理念，使人心归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文王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史记·周本纪》还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社会有序，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文王作为一方诸侯，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文王断虞、芮之讼，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周人将这一年称为文王受命元年。文王在治国理政之余，向自己的一群儿子传授了很多为人处世和治国理政之道。文王特别强调中道。他在《保训》中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迺：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这段话就是讲舜是怎样求取中道的，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得恰到好处。至于什么是中道，《荀子·宥坐》用一件宥坐之器做出了解释：“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中就是执其两端，允执其中，无过无不及。《尚书·大禹谟》和《论语·尧曰》都用“允执其中”来概括中道。《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所谓中道，即无过无不及，讲的是处理问题的适度性，既不能做得不到位，又不能做得过了头，这是很重要的理政经验。在道德养成上，对康叔影响很深的还有太姒。康叔出生在丰京的凤雏宫，自幼生活在文王和太姒身边，有机会受到更多的教育和熏陶。对这种宫廷教育环境的重要性，从《周南》所收之诗可以看出来。《周南》所收之诗，《十三经注疏》中为之作注的诸大家认为全部与宫廷女子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和先祖的治国理念有关。《大雅·思齐》是歌颂文王的母亲太任的，里面有这样的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唐孔颖达《疏》曰：“先正人伦，乃和亲族，其化自内及外，遍被天下。”“刑”通“型”，典范的意思；“寡妻”指嫡妻。治理国家先从身边人做起，先齐家，然后是亲族，再把这种典范作用一直推及整个国家。《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在上位者要懂得推己及人，要推恩。从中还可以看出，先祖治理天下，是先从宫廷内部从家族内部入手的。《周南》所收作品，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反映。《周南·关雎·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孔颖达《疏》：“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风化，始于其妻。”贯穿的是治国先齐家之意。国君夫妻之事，表面上看是“细事”，但它关乎用什么样的风气影响臣民，因此《关雎》一诗才成了“风之始”—被放在了十五国风之首。接下来的几首诗和《关雎》一起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葛覃·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红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卷耳·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诐：音闭，偏颇、邪恶）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樛木·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汉毛亨《传》：“后妃能和谐众妾，不嫉妒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逮”是“及”的意思，“下”指众妾。《螽斯·序》：“《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子孙众多才能保证家族旺盛，同姓子弟构成的一个个封国是支撑周王朝大厦的筋骨。《桃夭·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孔颖达《疏》：“作《桃夭》诗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内修其化，赞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礼，婚娶不失其时。此虽文王化之，使之然，亦由后妃内赞之致。”《芣苢·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由《关雎》到《桃夭》全面反映了后妃之德、后妃之本、后妃之志、后妃之品、后妃之美，是文王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内的治国理念生动体现。宋代朱熹也持相同的观点，《周南》朱熹集传：“按此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言也。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皆所以著文王修身齐家之效也。”《大雅·思齐·序》：“《思齐》，文王所以圣也。”这首诗是说明文王成为圣君的原因的。孔颖达在《疏》中说：“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亦由其母大贤。”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圣君，一是天命如此，二是文王的母亲太任是一位贤德的母亲，能对文王悉心教导。康叔之所以成为贤君，也是与太姒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对康叔道德养成和治国理念形成影响大的还有周公。嫡亲兄弟中，康叔和周公的关系是最亲厚的。《左传·定公六年》：“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周公在《康诰》中说：“惟汝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尔知。”周公肯定，康叔虽然年轻，但没有人比他心肠好，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德政，只有康叔能够理解。《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魏何宴《论语集解》：“鲁，周公在封；卫，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亲睦关系，不单单是嫡亲兄弟之间的私交，是建立在德行和政见上的。直到唐宋以后，人们还不时提到二人的亲睦关系。宋金履祥《释弟》就说：“康叔周公本相睦。”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周公除了对康叔信任重用外，在执政理念和方法策略上也会对康叔更多的加以指点。对周公摄政后的经历，《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于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制礼乐是周公的重大贡献。它不但保持了周朝的稳定，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礼乐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礼强调的是尊卑有别，卑不逾尊；乐强调的是和，即亲亲，起稳定人心的作用。礼和乐，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除礼乐外，还有刑政，四者是在上位的人同样重视的。《礼记·乐记》：“故礼以道（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意思是说：礼是用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的，乐是用来调和人们性情的，政令是用来统一人们行动的，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行为的。礼乐刑政，四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稳定。《礼记·乐记》还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和上面一段话的意思基本相同。康叔作为和周公最亲近的兄弟，周公一定会把礼乐的精神要义传授给他。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还特别重视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周公的主张和治绩，后人都非常崇拜。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论语·述而》中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叔做了卫国国君后，不忘周公明训，勤于政事。《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君子贤人长者，问其先殷之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即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说：同悦）。”和，一指依附，二指和谐、和睦，即古人常说的上下同欲。《孙子·谋攻》：“上下同欲者胜。”康叔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目标。集，指聚集，即“悦近而来远。”《韩非子·难三》记载，叶国公子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近者悦，远者来，这何尝不是康叔追求的？在道德修养上，康叔首先要求自己是楷模。《史记·卫康叔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史记·管蔡世家》：“冉季、康叔皆有驯行（驯行：善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令名：美名）于天下。”因为康叔自小在宫廷中接受的就是“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的教育，知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直到暮年时，宫廷燕居，仍以博学明德、敬天保民教育子孙。康叔之子康伯懋继承君位后，其文治武功，完全可以与康叔媲美。康伯又称康伯懋、康伯髦、伯懋父、伯旄父、王孙牟、白懋父、懋父，康叔家族的第二代，也是卫国第二位国君。康伯继位后，西周的军事力量仍然是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康伯既是卫国国君，东方诸侯之长，又是殷八师统帅。康伯治理卫国之外，曾东征东夷，直抵海边；北征方雷，直达今甘肃泾阳一带；又曾南征江汉，屏蔽了大周半壁江山。林之奇《尚书全解》：“卫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传》谓王孙牟，继其父为司寇，犹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寇也。”他辅佐成王、康王，为“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盛世”出现做出了巨大贡献。成王临终，他成为顾命大臣，在成、康两朝的地位，远在其他诸侯国国君之上。除了武功之外，康伯是康叔之后，卫国又一位杰出的国君，也创造了康氏家族又一代辉煌。康伯在文治上的建树也是毋庸置疑的，是卫国保持大国地位的根本。康伯之后，考伯、嗣伯、疌伯、靖伯、贞伯一直做东方诸侯之长，但古籍中对他们的记载很简略，他们的治国方略，也很难讲说清楚。到第卫武公时，卫国国力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武公名和，是康叔家族的第十代，卫国第十一位国君。《史记·卫康叔世家》：“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诗经·大雅·抑》为武公所作。《毛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毛诗序》：“《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国语•楚语》：“昔卫武公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使季扎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也，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孔颖达《淇奥》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臣友之规谏，以礼法自防闲，故能入相于周，为卿士。”武公逝世后，谥号“睿圣。”
到十四世懿公赤时，由于政教有阙失，狄人借机侵卫，懿公亲征，兵败于荥泽，懿公不肯去其旗，为国蒙难。综其一生，虽小道有阙，但大道不亏，表现出凛然气节。出征前，他可能知道自己难于幸免，把国事托付给石祁子、宁速子，告诉夫人：“听于二子。”后来二人在卫国复兴的过程中，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卫国复兴的过程中，十四世文公燬、十五世成公郑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文公即位后，仍由宁速子辅政。《史记·卫康叔世家》：“文公初立，轻徭平赋，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收卫民”，实际上是施恩泽于百姓，收揽民心，使百姓再一次“和集。”《尚书·周书·泰誓》中有名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上天一定会依从。上天的看法，就是来自民众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就是来自民众的听闻。周公在《蔡仲之名》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文公对这种亲民和敬天保民的思想，既领会得透彻，又贯彻得彻底。卫文公二年（前658年），齐、鲁、曹等国派人在楚丘（楚丘：卫国第三都，在今之滑县东）为卫国建立新的都城。文公在一片废墟上开始经营卫国。文公常“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操劳国事。文公初即位时，仅有战车30乘。而到文公在位的末年，卫国已有战车300乘，人口重新繁衍起来，民殷国富，卫国也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实现中兴。卫成公是一位被人误解颇多的国君，因为他曾经失掉过君位。实际上，他的失位是晋楚大国争霸造成的。成公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讲得非常清楚。当时，流亡在城鉏的卫出公问子贡自己能不能复位，子贡回答说：“今君再在孙（孙：逊位，失掉君位的委婉说法）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赐：子贡名端木赐）不识所由入（所由入：再复位的理由）也。”“内”、“外”两句是互文，说明无论在朝廷之内还是在朝廷之外，卫献公和卫成公都受到宗亲和公卿的拥戴。成公在位35年，前600年辞世，到鲁哀公二十六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还得到子贡如此高的评价，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不就清清楚楚了吗？成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像文王、周公一样，任贤使能。《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卫国政坛上有一特点，执政的国卿大多出自公族，由于他们与国君有天然的血亲关系，更容易与国君休戚与共。再者，他们受周文化和周公康叔熏陶，秉持礼仪、忠于国君的思想根深蒂固。成公跟前，国卿的效忠更是死心塌地。首先是宁氏。《左传·襄公三十五年》晋杜豫《集解》：“宁氏出自卫武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宁氏“九世之卿族。”辅佐成公的，先有宁速子。懿公蒙难后，宁速子、石祁子拥立戴公，保存了卫国国脉。后辅佐文公二十五年，使卫国实现中兴。文公去世后，又辅佐成公，二年后去世。去世后，子宁俞继任国卿。他助成公复位，调整国策背楚联晋，迁都帝丘。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成公误信流言杀死元咺之子元角，元咺诉于晋，晋国把成公囚禁在雒邑。宁俞不离左右，亲自为成公操持衣食，防止有人加害。晋国果然派医衍投毒。宁俞贿赂医衍，成公得以脱难。杜豫在评价此事时，称宁俞“忠之至，所虑者深。”另一位对成公忠诚不二的国卿是孔达。《世本·大夫谱》：“孔氏，卫公族。”孔达父亲名孔婴齐，随懿公出征，战死在荥泽。城濮之战楚败，当时卫国还是楚国同盟国，成公受牵连，被迫流亡汉南，孔达随侍不离左右。成公被囚雒邑，孔达陪伴，千辛万苦，不厌其烦。成公复位后，孔达助成公迁都，率军侵郑、伐晋、入宋，军政大权集于一身。鲁宣公十二年，晋、宋、卫、曹盟于清丘，谋划攻陈。因成公与陈共公交好，有互相救援的约定孔达毅然举兵救陈。鲁宣公十三年，晋国派使者对卫国严词责备，并威胁说：“罪无所归，将加尔师。”鲁宣公十四年，为了换取卫国安全，堵上晋国之口，孔达自杀。成公对孔达忠节铭记在心，把女儿嫁给孔达之子孔榖，并让他继承孔达的爵位。终成公一生，辅佐他的大臣都忠心耿耿，像叔武、宁俞、孔达、士荣、鍼庄子，都称得上死忠。鲁僖公二十八年，有人在成公跟前控诉元咺，说它已经立成公之弟叔武为君，成公没有深察，误杀元咺之子元角。儿子元角被误杀后，元咺依旧帮助叔武稳定都城，使卫国不至于发生内乱。成公从襄牛回归都城时，充当先驱的公子颛犬屈杀叔武，元咺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才被迫逃奔晋国。在选贤举能上，可与成公媲美的是卫灵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贤公子季扎）后适卫，说（说：同悦）蘧瑗、史狗、史䲡、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史记·吴泰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返。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䲡佐焉，孔子卫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对灵公的选贤举能，孔子也倍加赞赏。《论语·宪问》：“子言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奚而不丧？’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奚其丧？’”《淮南子·泰族训》：“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圣人也。”卫国之所以贤才众多，和康叔武公等贤君以德打造立国之基，从而形成良好的政风、世风密切相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更看重德行和节操，才会在临大难时不求苟免。这种治国理念推行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效果，是保证国祚的延续，因为它有着强大的纠偏作用。客观地说，卫国44位国君，有贤有愚。卫国国祚延续的过程中，也遭遇过多次危机，甚至有灭国的可能。但每一次危机关头，总会有贤能的国君或忠烈的大臣挺身而出来力挽狂澜。如州吁弑君乱政时有忠烈大臣石碏，他不但计杀州吁，更大义灭亲，杀掉依附州吁的儿子石厚，使卫国的政局转危为安。懿公蒙难后卫国仅存一线国脉。文公在石祁子、宁速子辅佐下实现卫国中兴。成公调整国策，背楚联晋，迁都帝丘，对狄人不宣而战，迫使狄人签订城下之盟。帝丘作为卫国第四都，一直到卫元君时代，历时四白余年。即使到卫国后期，国君能够虚心纳谏，臣下能够尽心辅佐。《战国策·宋卫策》记载：“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如果不是君臣都保持清醒头脑，对晋国智伯严加戒备，在国势已弱的情况下，会有溃败的风险。在卫国立国早期形成的治国理念，功在当时，影响持续到后世。吴国僻处东海之滨，吴公子季扎，对康叔、武公，显然是仰慕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扎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在季扎心目中，卫国君民虽历经忧患而不困惑，是康叔、武公德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意思是美好的名声。是装载德行的车子；德行，是国家的根基。这种理念，甚至用在了国与国交往的政治博弈中。《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晋国主盟的皋鼬之会，会盟开始前，听到道路传言会盟歃血时要把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国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卫国君臣没有鲁莽行事，而是采取了恰当的应对方略。灵公君臣没有直接和盟主晋国接触，而是让祝陀私下拜会苌弘。苌弘是周王室大臣，《淮南子·氾训论》：“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他在周王室执掌历数，事周王室五十余年，此次以王室大臣的身份与会，是贵宾，以公正人的身份出现。针对蔡叔是康叔之兄因此歃血时蔡国应排在卫国前面的传言，祝陀用无可辩驳的理由来说服苌弘。首先，周初武王大封功臣之时，就有一个令人悦服的标准：尚德不尚年。获得大封的有三人：周公旦、康叔封、唐叔虞。在周王室有官职的是周公、康叔、聃季。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八位弟弟之中，有五位只有封地没有官职，而有官职获大封的康叔、聃季最少，可见先王考虑的就是德行而不是年齿。论当初的年龄大小排序，是反先王的行为，绝不可行。再者，此前诸侯国在各国地位的认定上是有先例的，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卫成公因故没有参加，而是派去了同母幼弟叔武，会盟歃血时卫国还在蔡国之前，而且当时的载书还藏在周盟府，是有案可稽的。祝陀陈述的理由是不可辩驳的，苌弘心悦诚服。苌弘私下积极做晋国大臣刘子和范献子的工作，最终帮助卫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维护了卫国的地位与尊严。可见，在激烈博弈的外交场合，不管人们内心是如何想的，但崇尚德行在明面上是人人承认的。到汉代，康叔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因为是统治阶级的定位。首先，给康叔崇高定位的是汉武帝。《史记三王世家》：“（武帝）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骍刚：赤脊，周天子祭祀用的牺牲）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向之，朕甚慕焉。’”亲属有十，指嫡亲十兄弟。为什么武帝说康叔“独尊”？因为在武帝心中，是有前提条件的。文王长子伯邑考早死，武王贵为天子，周公为摄政，不能列入比较范围。其余七兄弟中，康叔据有最大封地，为一国之君，东方诸侯之长，三大禁军之一殷八师统帅，朝廷卿士，称其独尊是名副其实的。独尊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康叔有德。康叔独尊，《左传》中也是这样的说法。《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周公之外，管叔、蔡叔、曹叔、郕叔、霍叔、冉季，地位都无法与康叔相比。在朝廷中有无官职，不是看年龄，而是看德行。因周公、康叔都有崇高的德行，所以才使武帝非常仰慕。另一位给康叔崇高定位的皇帝是汉章帝。《白虎通德论·封公侯》：“海内之众已尽得使之，不忍使亲属无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亲亲之义。以《尚书》封康叔居平安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周革殷之命取得天下之后，天下的贤士都已经归附，得官的得官，赐爵的赐爵，为大周所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忍心让王室亲属不能在距王畿较近的地方得到安居之处，因此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封地，以此来展现亲近亲人的情谊。按《尚书》的记载，知道康叔也受到分封，居住在平安的地方。《荀子》中记载，周初大分封时共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之国五十三个，武王同父兄弟十六人，其中同父同母嫡亲兄弟十人。为什么《白虎通德论·封公侯》在讲到分封是为了展亲亲之义时，十六兄弟中别的都没被提及而单单提到康叔？这只能归结为汉代人对康叔的推崇。《白虎通德论·封公侯》引《春秋公羊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东方被圣人化日少，西方被圣人化日久，故分东西，使圣人主其难者，圣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也。”我们判断西周初大臣的地位高低，主要看他们对权力的掌控，而对军队的掌控又是其中的关键。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召公统帅西六师，周公统帅成周八师，康叔徙封卫国后，统帅殷八师，当然是西周初最有权势的人物。另外，从封地规模上看，康叔也可称独尊。《史记·三代世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尚：同上，指年代久远，很多问题难以理清）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范晔《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壬戌，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时校书郎杨终建议召开的。白虎通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五经》章句繁琐，让读者昏昏欲睡，必须简省；二是古文经学出现以后，在文字、训诂、思想、师说师承等方面和今文经学发生严重分歧，两种学术流派师承不同，门户相讥，为调和两派矛盾，需要统一理论，“共正经义。”总之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顺应时代要求。会议的参与者除了研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诸儒诸生外，按《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涉及朝廷官员中的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其中留下姓名的官员有广平王刘羡、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侍中丁鸿、侍中淳于恭、卫士令贾逵、五官中郎将魏应、玄武司马班固、校书郎杨终等朝廷官员。由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出问题，再由与会者共同议定，淳于恭把讨论结果奏闻皇上，由皇上最后裁决。汉章帝裁决后，将总结会议成果、撰写《白虎通义》的任务交给了班固。编纂成书的《白虎通义》，按《后汉书·杨终传》中的说法，要让会议议定的内容“永为后世则”，即永远为后世效法。《白虎通义》代表今文经学家的意见，代表古文经学家的意见，代表朝廷官员的意见，并非一家之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是它由皇帝最后裁定，就更增强了它的权威性。从史书记载中看，汉章帝完全具备裁决所需要的权威、道德水平和学术水平。《后汉书·章帝纪》记载，魏文帝曹丕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也就是说汉明帝好苛责于人和事，而汉章帝是忠厚的人。因此，章帝在位时“深元元之爱。”元元指百姓。这句话是说章帝爱护百姓，也受百姓爱戴。《章帝纪》中还说他在位时“气调时豫，宪平人富“”，也就是说社会风气谐和，时代安闲舒适，法律公平，人民富足，而且他本人“左右文艺，斟酌律礼”。“左右”意思是能把握儒家六艺经传和其他书籍，在法律和礼制上很用心留意。这样一位皇帝，在裁决时绝不会肆意妄为。总的来看，在充分争论和皇上裁定的基础上形成的《白虎通义》，内容和论点超越汉代各学术派别之上，成为通行于天下的儒家经学大义，成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具有法典性质的文献，因此在当时和后世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汉武帝和汉章帝给康叔如此高的评价，完全是对康叔以德治国的肯定和对他个人德行的仰慕。三国时代的曹植是一位才高八斗的人，但由于王位的争夺一直受曹丕排挤，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想到了周公、康叔兄弟。他有《豫章行·鸳鸯用相亲》诗二首，其一曰：“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未遭文，渔钓终渭川。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前四联写三位前贤的富贵穷通，感慨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特别是始终碰不到赏识自己的人。最后一联写周公能谦下对待普通人，既表达对周公的仰慕，也渴望自己能遇到像周公一样的贤者。其二：“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睦康叔，管蔡则流言。子臧让千乘，季扎睦其贤。”这首诗说明人与人是需要相互信任，相互交往的。特别是兄弟相亲，本是天性。像周公和康叔，由于政见相同，加上又是嫡亲兄弟，关系自然亲睦，而管叔、蔡叔就不念亲情，因只顾私利而制造流言。自己的境遇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汉代，康叔、武公以德立国的理念和人格魅力，除影响到上层外，还直达民间。汉乐府民歌《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知：智）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大冯君指冯野王，原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后被贬为上郡太守。其父冯奉世是西汉名将，声望仅次于赵充国。姐姐冯媛是汉元帝昭仪。小冯君指冯立，继其兄冯野王任上郡太守。二人虽为名将之后，又是外戚，但从不恃宠二骄，而是把心思用在理政治民上。这首诗不但歌颂了上郡太守冯野王、冯立兄弟的治绩，还肯定他们政如鲁卫，德如周公、康叔。从这首汉乐府民歌中可以看出周公、康叔兄弟二人的治绩在后代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