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华夏历史上有了高度的造酒技术，也就有了喝酒误事误国之人。三皇时期，由于农业经济不够发达，没有多余的五谷粮食用来大量造酒，酒的度数也较低。五帝时期，倡导道法自然的太极文化，要求人们修身养性，不敢肆意妄为，酒的度数也较低。此时造酒、饮酒，仅仅是祭祀天地时使用的高档祭品、生产量极少，不足以使人大量饮酒、纵酒、醉酒。但是，自尧舜二帝之后的夏朝开始，流经开封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江河淮济“四渎”，尤其是洪(鸿)水，即狼汤渠、鸿(洪)沟之水得到了有效治理，加上后稷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夏王有了多余的五谷用来大量造酒，酒的度数也有所提高。“狼汤渠”、“鸿(洪)沟”与上古时期“鸿水”“洪水”“昆仑山”“天地之中”“中国”同在一地。据战国时期吕不韦《吕氏春秋·爱类篇》记载：“河处(出)孟门(今河南辉县)，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鸿(洪)水”，即“鸿(洪)沟之水”，东流称作“江(姜)水”、“获水”，南流称作“赤水”、“淮阳渠”。据汉代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共工”，指居住“洪(鸿)水”上游、河南辉县“共工城”最早治水的共工氏族酋长；“洪水”也称“鸿水”，为流经开封古陈留的“洪沟”，即“鸿沟”之水；“龙门”，指位于开封杞县“空桑”东北部，古考城县西南之地的重要水门，地处“洪水”分流三叉位置，是共工振滔洪水，导致高阳氏颛顼帝都空桑受灾之地。据战国(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对于陈留空桑“龙门”的位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有记载：“《地理志》：陈留，县名.....汳水又东，龙门故渎出焉。渎旧通睢水，故《西征记》曰：龙门，水名也。门北有土台，高三丈余，上方数十步。汳水又东径济阳考城县故城南，为菑获渠。”龙门，是分流共工氏下泄古陈留炎帝和颛顼帝都空桑洪水的重要水门。由于这一带是三皇五帝昆仑山“中央之国”东南和洪水下游之地，也是尧舜时期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区。据汉代刘安《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昆仑虚以下地”，即指开封“昆仑山”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简称“中国”的东南之地。对此，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认为：“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拂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灌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尧舜二帝的“天下”、“中国”可得之“食”，就是大禹成功治理洪水，后稷在昆仑山“中国”种植的五谷粮食。从此，洪水、鸿沟、浚水之滨的原阳、中牟、封丘、开封，便成了古今著名的“高粱、水稻之乡”。“高粱”被逐步淘汰后，如今河南原阳县、开封杜良乡和水稻乡等仍以盛产水稻大米而闻名，此地正处古洪水、鸿沟、浚水的上游流域。于是，到了夏禹时期造酒、饮酒，便有了丰收的五谷做后盾，并在社会上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发展。但是，随着后来太康、夏桀、商纣饮酒、纵欲、亡国悲剧的发生，后人开始接受教训，也就有了限制造酒、纵酒的制度产生。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大禹曾下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却少有人知。大禹戒酒令与反对奢逸、贪欲、腐败行为有关，被视为华夏民族上古历史上第一道无文的“戒酒令”。相传，大禹有一个女儿名叫游春。有一年“三月三”，外出到封丘古期城一带的“桑间濮上”踏春。在路上，她偶然闻到一股奇香，便寻香找到了一个叫仪狄的家里。原来仪狄家自古为酿酒氏族，酿出的美酒又香又醉人。游春一喝，不由得感到浑身舒畅，便把仪狄请到了开封阳城去酿酒，说是等爹爹大禹巡守九州回来，喝了可以解除疲乏。仪狄酿的酒好，阳城里大禹的族人都喜欢喝。一些人趁大禹不在，经常饮酒作乐，有时还耽误了办事。大禹巡守九州回阳城后，游春就带着仪狄将美酒献给大禹喝。大禹觉得味道好极了，便连喝了几碗，于是昏昏沉沉地大醉两天。酒醒之后，大禹猛然悟：酒喝多了要误事。于是，他把族人召来说：“仪狄造的酒虽好喝，但难免误事。”于是，就下了一道戒酒令，辞退“仪狄”，不准阳城的族人再酿酒、饮酒。关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世人已无法考证，但古人史典中却对开封饮酒历史有类似表述。如西汉经学家刘向《战国策·魏策二》记载,魏国“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仪狄之酒”产自魏国大梁：“梁王魏婴觞诸侯”，在开封逢泽阳地范台称王时“乘夏车，称夏王”，早已载入史册。故《战国策·秦策四》还记载：“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鲍注云：开封(古启封城)之东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泽”。文中大意是：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大梁(今开封)的魏惠王婴，在逢泽北岸范台(今开封禹王台)“乘夏车、称夏王”的仪式上，宴请前来会盟的各国诸侯，酒兴正浓的时候，魏惠王向鲁共公敬酒。鲁共公站起身，直率地劝告魏惠王：“从前，舜的女儿仪狄擅长酿酒，酒味醇美。仪狄把酒献给了禹，禹喝了之后也觉得味道醇美。但因此就疏远了仪狄，戒绝了美酒，并告诫大家道：‘后代一定有因为美酒而使国家灭亡的。'现在您酒杯里盛的好似夏禹仪狄酿造的美酒；桌上放的好似著名厨师易(狄)牙烹调出来的美味佳肴；您左边的白台，右边的闾须，都是晋文公南之威一样的美女；您前边有夹林，后边有兰台，都是楚国强(荆)台一样的处所。这四者中占有一种，就足以使国家灭亡，可是现在您兼而有之，能不警戒吗?”魏惠王听后连连称赞谏言非常之好。文中的“仪狄酿酒”、“大禹戒酒”、“雍人狄(易)牙”、“夹林兰台”，均出自或传承于魏国大梁，即古开封之地，是鲁共公借以告诫魏惠王防止国家灭亡的重要历史依据。鲁共公告诫之言说明，大禹发出关于“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应确有其事，并且以子孙夏王桀亡国的历史得到了应验。夏王桀贪恋女色，奢侈挥霍，纵欲无度。他十分讲究饮食，一心想吃山珍海味，常吃的有西北出产的蔬菜，东海里捕捞的大鱼，南方出产的生姜和北方出产的海盐。为了供应他一个人饭菜，需要成百上千人替他种菜、运输、捕鱼、烹调。夏桀特别喜欢喝酒，是一个十足的酒鬼。他要喝十分清澈的酒，酒色如果浑浊，他就将酿酒的厨师杀掉，许多厨师就因此断送了性命。夏桀酒醉以后，还要拿人当马骑着玩耍。谁要是不肯让他骑，就要挨一顿痛打，甚至被杀头。大臣关龙逄看到夏桀胡作非为，便劝他关心老百性的疾苦。夏桀却把关龙逄杀害，葬在长垣。从此，忠臣都远离夏桀，而奸臣则成群地围着夏桀转。夏朝的政治日益昏庸、腐败，最后被商汤在“鸣条之战”中一举消灭，夏桀由此亡国。在古代中国，物质供应相当缺乏，肉和酒都是相当珍贵、奢侈的东西。战国孟柯《孟子·梁惠王上》曾经说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平民百姓在一年无事无恙之时，是不大可能吃到肉的，只有在重大节庆或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上层人士或在参加祭祀时侥幸分到一点“胙肉”。在古代“积谷防饥”的农业国家中，过度饮用粮食酿制的美酒，即使是都城里的帝王，也被认为是不当的行为，更不用说一般地方的人了。所以，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梁山泊的好汉们大碗饮酒，大块吃肉，在正统观念下都是不为民众称道的行为，代表着饮宴无度，是纵欲、亡国的先兆。商代末期的暴君商纣王，为了饮酒作乐，专门把仪狄的传人召进王宫大量酿酒，把酒装到花园的大池里，把肉挂在树枝上，令裸体男女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荒淫之极，最后也亡了国。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酒池肉林”本义为聚饮，古指国有喜庆，帝王赐大酺特赐臣民聚会饮酒。清代《康熙字典》解释：酺，“《说文》王德布，大酒也。《广韵》大酺，饮酒作乐。《史记·秦始皇纪》天下大酺。《注》天下欢乐，大饮酒也。《前汉·文帝纪》酺五日。”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城西沙丘(今沙门东南部一带)有酺池，后建酺池寺，传说为商纣王大酺的“酒池肉林”之地。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曾在此地居住。他在公元1089年《书赠俞清老》一文中说：苏轼“子瞻屡哦此诗，以为妙也。元佑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归自门下省，书自酺池寺南退听堂下。”后人通过总结历史故事，得出这样一句带有真理性质的名言：“禹王戒酒传天下，纣王酗酒失天下。”到了西周初期，执政的周公旦封九弟康叔为卫国国君、令其驻守商人故都殷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卫国为三皇五帝和夏商建都的核心之地，开封“仪”邑就曾是卫国的属地，历史上形成了造酒、饮酒、宴酒习俗，出现过导致夏商王朝灭亡的恶劣先例。因此，周公旦谆谆告诫年幼的卫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股商贵族也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导致诸侯举义，国家灭亡，教训深刻。周公旦一方面告诫卫国康叔戒酒以防范于未然；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治理卫国饮酒之风，并在卫国宣布禁酒的法令《酒诰》，规定不许酗酒。《酒诰》是周公旦命令卫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的告诫之辞。他嘱咐卫康叔说：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适当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酒诰》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为酒是乱性、丧德和亡国的根源。这构成了中国禁酒的重要主导思想，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示范。周公旦为何单独对受封卫国的卫侯康叔下达禁酒的法令《酒诰》？原因就是自上古时期起，卫国就是炎黄时期杜康、夏代仪狄造酒之地。经过数千年的风俗沿袭，当地人养成了造酒、嗜酒、群饮、宴饮等风气，由此造成夏桀、商纣两个王朝因饮酒无度，朝纲混乱，道德尽失而灭亡。周公旦向卫国下达《酒诰》，一则表示了对康叔被封到卫国担任国君的重视、支持和期待，希望他把殷商王畿之地建设好，把殷商顽民管理好，使其真正起到屏卫周朝安全的重要作用；二则也证明包括开封在内的卫国之地，自上古时期就是帝王造酒、饮酒、宴酒的发源地，至今开封近郊仍有“宴台”地名为凭。而西周若要管理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必须对这种不良习俗加以合理限制，以避免重蹈夏商亡国之君的覆辙。关于夏启大宴诸侯的“钧台”“宴(砚)台”，在开封天地之中的传承，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这里仍然为赵宋皇帝祭农、饮宴、游乐的处所。据明代官员、文学家开封人李濂《汴京遗迹志》记载：“宴台，在城东北十五里，宋代皇帝春耕籍田于东郊，祀先农毕，享胙宴百官于此。宋代这里也是有名的郊游踏青、登高野炊之地。”这种“享胙宴百官”的习俗，就源于夏王启时期大宴诸侯的中国第一国宴“钧台之享”，故也称“宴台”，今为开封东郊乡宴台河村。不仅北宋开封皇帝有在“宴台”胙宴百官的习俗，北宋开封百姓也有三月三“踏青节”、九月九“重阳节”在“宴台”宴聚、野宴的习俗。对此，宋代文学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重阳节，“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其中“砚台”，即“宴台”官民同登宴台实聚，正是开封夏代酺池、胙宴历史传承的结果。通过对开封古陈留周边一带酒文化发源、发展和传承的历史研究、分析，使我们对华夏先民最早发明造酒、饮酒、宴酒的历史进程，过度造酒、饮酒、宴酒给国家、社会、政治和百姓带来的严重灾难，以及后世封建王朝控制饮酒、禁止酗酒的原因，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也使我们在这一研究、分析中受到了一些新的感悟：1.周公旦《酒诰》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法律文献。造酒技术的出现，是华夏民族思维开化、技术进步、生产发展、追求更高生活境界的产物。随着上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造酒的技术、种类、质量也逐步得到发展，走出了由天象中理想之酒、自然之酒，到炎黄时期杜康造醪醴酒、大禹时期仪狄造酒醪的进化过程，进而催生了现代门类齐全的酒类、饮料类的衍生和发展。周公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后世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人们开始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酗酒乱性”“贪酒误国”“饮酒亡国”等“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2.周公旦《酒诰》是圣人安邦治国的重要举措。造酒、饮酒、宴酒水平的提升，伴随着华夏民族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一路向前，也伴随着帝王居住、建都和祭祀之地而相互依存。上古时期以来，没有帝王的大力倡导和直接参与，造酒、饮酒、宴酒之风就无法形成和存在，民间百姓也没有财力、物力和能力推动造酒、饮酒、宴酒之风形成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造酒、饮酒、宴酒大多是社会最高层重视、需求和推动的结果。而上古时期发明造酒者，绝不是出自为衣食堪忧而奔走的一般平民百姓，而应是出自帝王宫室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帝王本人。周公旦《酒诰》作为法律文件和执法效力的形成，源于对夏桀、商纣“酗酒乱性”“贪酒误国”“饮酒亡国”的深刻认识和沉痛教训，源于对卫国之地造酒、饮酒、宴酒之风俗不利于治国安邦一面的警惕。它开始对社会上层直至全社会的酒事行为，实施严加控制和适度管理，为后世历代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文化依据。3.周公旦《酒诰》是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正能量值得弘扬。中国是卓立世界的华夏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礼仪和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周公旦《酒诰》作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道德依据，开始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之中。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别“礼治”政治秩序。西周以农立国。而酒则紧紧依附于农业、多以粮食酿造，是农业经济的一部分。故粮食生产的丰欠，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周公旦一切政治、经济、开禁酒令活动，都以农业发展、社会稳定、人民丰衣足食为立足点。通过发布酒的开禁法令，来调节酒的生产，进行酒礼政教活动，建立伦理道德，从而确保国计民生和国泰民安。
（作者：韩鹏 李利 李纪青 汪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