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发之弟，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他的事迹除了《史记·鲁周公世家》外，就是《尚书》。

《尚书》中的《周书》计19篇，有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其中《牧誓》到《立政》的14篇、全部内容以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

周公一生的政治活动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武王是主角，周公是主要参与者；后一阶段，周公则处于政治前台的中心位置，大都是周公主持进行或直接、间接同他有关的。本文试从研习《周书》入手，旨在阐述周公的一生及其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参与灭商开国，临危受命

在灭商中，周公始终处于协助武王采取重大决策和参与重大行动的中枢位置，是姬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史记》之周本纪、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即位后，周公即为“辅”，“用事居多”：九年，观兵盟律，“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官。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

周武王克殷后，封同姓、立三监，即班师西归。但周的政权远远没有得到巩固。所以、武王夜不能寐，“天下未集”，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曾对周公旦说过，河南伊、洛之间是过去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天下之中”，其意应在这里建立统治东方的据点。可惜灭商刚刚两年，武王便一病不起。当时其子成王年少，武王如果一旦去世，这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如何应付呢？《尚书·金滕》载，周公设祭坛，亲自向上帝、祖先祈祷，愿以身代武王死，“余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且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周公祈祷之后，武王的病似有些好转；但终以病势沉重，没有过多久还是死去了。周公等拥立成王继位，周公临危受命，他以冢宰的身份总摄政事。

二、东征平叛和营建洛邑

周公摄政，引起了管叔的极大不满，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滕》）。管叔、蔡叔等遂联合武庚作乱叛周，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亦乘机而起，一时间形势非常严峻。面对武庚、管、蔡的叛乱，周公取得召公、太公等开国元老的理解和信任，亲率大军东征平叛。

经过三年的持续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骚动的东夷诸方国部落亦暂时安定下来，从而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了周王朝的统治秩序。1927年宝鸡县戴家湾（今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出士的“周公东征方鼎”证实了这次战争。鼎内壁和器底部有铭文5行35字：大意是周公东征，歼灭东夷、丰伯和薄姑之后、归祭周庙，行饮秦之礼。周公赏贝币100朋，用作此鼎以纪念。总之，周公这次东征、对周王朝的确立意义极为重大。由于这次东征，不但灭了殷遗武庚、而且打垮了殷人在东方的潜伏势力和同盟与国。周国的势力方才真正到达远东，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区。这时的周国，遂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

三监叛乱也使周公更深刻地认识到，京都丰镐远在西土，对于镇抚东方，实有鞭长莫及之感。若能实现武王的遗愿，在伊洛营建“新邑”，可作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基于以上的考虑，周公在摄政期间，就开始营建位于东方的这座“新大邑”。这件事最早见于《尚书》：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康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召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润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洛诰》）。

周公所建的这个新邑，即成王欲宅之洛邑，亦即周公所营之成周。因在镐京之东，故又名为东都。

三、关于“摄政称王”及还政成王

研究周公事迹，最根本的问题是周公摄政时的政治身份，它是历来周公研究与评价中的关键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涉到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也牵涉到他的个人品格道德及后人如何评价问题，更主要的是，该问题成为研究确定西周纪年和解读《尚书》等诸古籍文献问题的关键。

围绕周公是否“摄政称王”一事，至今学者依然是众说纷纭，迄今未取得一致看法。

1.坚持周公“摄政称王”说，在清代有钱塘即认为：“公摄政七年，称王者三而已，皆系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顾颉刚认为：“周公执行王政，周公既站在王的地位，发挥王的权力，人们口头上也就称他为‘王’，史官记录他的文告时也就写作‘王若曰’。”童书业认为：“《大诰》中之‘王’为周公无疑。而《康诰》曰‘王若曰’，此‘王’亦为周公无疑。“周公摄政称王，犹多尔衮之为摄政王专政也。”

2.“周公没有自己称王”说，杨向奎认为：“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称王。”

3.周公既未摄政，更无称王。如马承源即认为：“金文中的史实和史籍的真实记载，都说明成王是嗣位之君，并且起着一个国君应起的作用，周公召公则是辅相成王。周公的形象，被汉儒大加夸张而使后人产生错觉，周公摄政事实上不存在。”《小臣单解》《禽簋》两件器的铭文都记录了成王作为天子的领导作用，根本否定了史籍讹传的周公“践祚称王”。

笔者据史籍和出土彝器铭文，认为周公摄政但未称王。武王崩后，天下未宁，成王正值居丧期间，礼当冢宰摄政。周公既为大宰(冢宰)，总摄行政，以佐王治邦国，自是常事。故“史载‘周公践作称王’实乃冢宰摄政”。特用以下三点作为论据说明。

一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政治家，以殷商灭亡为借鉴，总结历史教训，并以礼的形式对国家制度做了梳理和规范，“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制礼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说周公制定嫡长子继承制，他自己就断不可能借鉴殷商旧制“兄终弟及”的继承法。西周王位的继承基本坚持了嫡长子世袭制。武王病重时，曾有意让周公继承王位，但很有政治眼光的周公，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在局势未稳、危难当头的时候，团结是大局，稳定是要务，如果自己继承大统，就会授人口实，给别有用心之人授以趁机作乱的把柄。周公摄政后，首先是确立成王的天子地位，他把成王即位布诰天下诸侯，使天下有了政治中心。

《尚书·君奭》篇表明了周公的心思：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我只想使文王的美德延续下去，这样，上天就不会废去文王接受过的天命。”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君奭，我说这些话劝告你，完全是出于忧虑上天与万民，没有一点个人私心杂念。”

二是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主编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夏商周纪年表中西周纪年：武王（1046-1043）、成王（1042-1021）、康王（1020-996）、昭王（995-977）、穆王（976-922）、共王（922-900）、懿王（899-892)、孝王(891-886)、夷王(885-878)、厉王(877-841)、共和(841-828)、宣王(827-782)、幽王(781-771)。里面从王、年代、在位年数都比较精确，同时也明确没有周公称王及年代考，足以说明周公只是摄政而未称王。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了103件青铜器，有铭者74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史墙盘，铭文长达284字，叙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的事迹及史墙自己列代祖先的功业。史墙盘所记的文武成康昭穆各代的史实，

进一步佐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

三是根据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铜器27件，其中逨盘内所铸铭文21行372字、盘内底铭文详细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从文王、武王、成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可印证史书的记述，对夏、商、西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检验。如果周公称王必定有纪年或记载，逨盘内所铸铭文未有记录，足以证明周公并未称王，只是“天下未集”之时，临危受命，毅然摄政，担当经国大任。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也长大成人，《尚书·洛诰》所记是还政成王的仪式，而《立政》则是还政时周公告诫成王如何施政的具体内容。篇中周公几次对臣工百僚说到“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当时是在洛邑，周公在政权交割典礼后，宣布成王上任，告诫新君要“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要考核政绩，任人以贤。提醒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周公对新王今后在行政上这样不厌其详地谆谆告诫，足证其忧国忧民之用心。

四、关于“制礼作乐”

《尚书·洛诰》载：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说明直到营成周时，一直忙于夺权、平叛的周人尚无暇制定自己的礼制，以致遇有重要祀典尚须援用殷礼。叛乱平定、分封就绪、成周告成，周公才有可能坐下来“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以德为本。明确尊卑，强调等级，细化礼仪，规范秩序。周公所制之礼，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吉、凶、军、宾、嘉礼等不同的礼节仪式，其中有许多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法律效力。周公在制礼过程中，吸收了殷商亡国的教训和周人兴国的经验，认为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思想道德人手，培养民众良好的道德情操，而国家的治理，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章可循，否则天下会大乱。

周公制礼作乐，乐也是礼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乐配礼，以和万民。礼典的实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周公作乐主要贡献表现在他亲自参与制作雅乐和确立礼乐制度两大方面。

五、周公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

除灭商、平叛、营建成周等实际政治活动和“制礼作乐”制度层面的创制外，周公在思想、理论领域亦有重大建树，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一整套统治思想中。

周公等西周统治者虽不可能完全从对天的崇拜中摆脱出来，但他们毕竟从殷亡中意识到“天不可信”(《尚书·君爽》)，“惟命不于常”“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观”((尚书·康诰》)，于是“敬天”的同时便在“保民”上狠下工夫。《康诰》《无逸》《洛诰》《立政》等篇则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政治家制定的治国方略，概括起来就是“明德慎罚、以德治国”。《尚书·康诰》中周公告诚康叔封：“伟大的文王治理天下有方，他有崇高的德教，慎重地运用刑罚，从不敢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一向重用那些值得重用的人，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畏惧那些应当畏惧的人，并把这些显示给民众，让他们知道。这样，才缔造出我们周国，并和我们的友邦，共同治理我们西方。”《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告诚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作为天子，只有以德配天，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周公的这套统治思想，其落脚点虽在于对民的占有(剥削和统治)，但其中所包含的对天的信仰的淡化、对民的重视和对在位者的约束，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此种神学化的德治思想奠定了尔后流延3千余年的民本主义理论基础。”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道德，确实是我们的国粹。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对周公摄政七年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概括。“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周公的伟大，尤其是正当“天下未集”，武王骤崩，成王年少，在这个岌岌可危之际，周公为了挽救国家政权于不坠，毅然摄政、担当起经国大任。他受到兄弟(管、蔡)的毁谤，侄子(成王)的误解，置名誉、冤屈于不顾，亲自带兵东征，奠定了周代巩固的基石。而削平叛乱、营建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轨道，周公却又能断然还政成王，继续戮力王室，制礼作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枭雄曹孟德在自己的《短歌行》里：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流传百代，万众景仰啊。对西周统治阶级来说，周公真称得上是一位对国家忠贞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

(作者：袁锦岚  选自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编辑组编印的《凤鸣岐山》第十七期。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办公室副主任，馆员。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会员，陕西省文物保护科研人员，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