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周本纪》《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鲁周公世家》《史记·管蔡世家》《史记·卫康叔世家》《史记·三王世家》的相关记载看，司马迁对康叔封周初在朝廷中的地位的表述，是有一定矛盾的，尽管司马迁自己在《史记》不同篇目中对阙失有所补正，但由于相关史料出现在不同篇目中，人们可能只看其中的一两篇，或者这些篇目都看到了，但没有互相对比，很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造成认知上的混乱，甚至错误。除了司马迁自己所作补正外，《尚书》《左传》《逸周书》《白虎通德论》及金文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补正《史记》中的一些疏失。我们把相关记载一一勾稽出来，通过对比分析，即能显示康叔封西周初在朝廷中的独特地位。

引起后人认知混乱的的记载出现在《史记·管蔡世家》中，文中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对于“少未得封”之说，我们可以通过司马迁在《史记》中其他篇目的记载，及有关典籍的记载，来证明这种说法的错误。

西周初年，大的分封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武王伐纣灭殷践位之后，一次是周公辅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史料可证明，康叔正是在武王灭殷践位之后就封在康城的。《史记•周本记》：“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史记鲁周公世家》：“遍封功臣及同姓戚者。”至于这次分封的时间，最晚也只能在武王灭殷的第二年。《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遂大封诸侯。”武王灭殷是十二年二月甲子，十三年十二月辞世，因此，第一次分封的时间应在克殷罢兵西归之后，即克殷第二年。对此，《左传》中有明确记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而“三监之乱”平定后，《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这样记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遗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若非此前封康，何来康叔之称？骈宇蹇为《史记》作注时亦针对“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指出：“记载有误。一九三二年在河南（笔者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出土了康侯丰方鼎、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康侯觯、康侯罍等器，足证《管蔡世家》记载有误。”因为从器名就可以看出，这些器物是康叔封康时的器物。另外还有一件器物“康侯簋”，其上的铭文曰：“王朿伐商邑，徙令康矦圗于衞。”“圗”即“啚”，今天写作“鄙”，本义是边邑，也可解作封邑，“啚于衞”就是封到卫国。而一“徙”字说明，到卫地是改变封地。而在“啚于衞”前，叔封已被称康叔，说明一定是被封在康，才会有“康叔”之称，就像叔鲜封在管称管叔，叔度封在蔡称蔡叔一样。反过来说，若无封国，没有被封在“康”，前面不应有“康”字，也就不能称“康叔封”，而只能称“叔封”，而作卫君，也应该直接称封卫，前面不应加一“徙”字。

我们在从时间上来推断“少未得封”说的谬误。《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于卫。”周公摄政是在成王元年，克殷在成王二年，而康叔就是克殷战争的参与者，他统帅的军队是辅佐周公东征的重要力量。《史记·三王世家》：“康叔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连司马迁自己都承认，康叔率军参加了平定“三监之乱”的战争，而此时距武王十三年至多二年或不足二年。武王十三年大封诸侯时，康叔年纪确实不大，《史记·三王世家》中说：“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古者成人之礼要晚于现代。《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内则》：“女子十五而筓。”冠、筓之后，表示成人。但天子、诸侯因要承担重任，十二岁即可行冠礼。从《三王世家》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其八人皆以祖考尊建为大国”，八人即文王十位嫡子中除伯邑考、武王发之外的人，连比康叔更小的冉季载都包含在内，这与《史记·管蔡世家》中“幼未得封”的记载迥异，应是司马迁自己对《管蔡世家》中记载失误的补正，因为司马迁自己也知道，天子之子身份贵重，即使在襁褓之中，亦不影响受封。成王即幼年登位，更有说其即位时“在襁褓之中。”其二，“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受封建国之时，未加冠，但年龄亦不会太小，否则两年之后，不会成为参与平定“三监之乱”的重要将领。人之禀赋不同，自古及今，早慧而堪当大任的人不胜枚举。

在西周革故鼎新的各种大型活动中，康叔的参与程度既证明年少未得封之说的谬误，也显示出康叔在当时朝廷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史记·周本纪》：“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

《逸周书·克殷解》曰：“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奏：卫）王。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筴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伯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

《史记·齐太公世家》：“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

三处记载各有异同，但其中都活跃着康叔的身影。康叔能侧身于这场奠定大周800余年国祚的活动中，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参加活动的，一是武王部分嫡亲兄弟，二是朝廷的元老重臣。周公、召公、毕公后来成为三公，康叔后来除了担任卫君，还是王朝卿士。其他参与者也是“文王四友”、“周初八士”里的人物，总之都称得上是朝廷的柱石之臣。而且从武王在位到成康时代，随着康叔对朝廷的贡献越来越大，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还在不断提升。

康叔封卫也就是卫国立国时间，古代典籍上记载也非常清楚。《诗经·邶鄘卫谱》：“周公居摄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于卫。”《礼记·文王世子》唐孔颖达《正义》：“居摄四年，封康叔，作《康诰》。”这些记载，与《尚书大传》中“四年建侯于卫”的说法契合。周公前1045年居摄，四年之后为前1042年，这就是卫国立国的准确时间。

从封域大小上，更能看出康叔在当时地位的重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按《礼记·王制》规定，公、候封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四百里的封地，惟周公、康叔可以得到。《史记·鲁周公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是代周公管理封地的，并不是实际的受封者，他手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军权，地位当然没法与康叔相比。卫国之境，北跨大河，直至今河北南部，西至太行，东至今山东之境，南至圃田，卫国与周公所封之鲁国，成为西周初最大的封国。再者，还可以拿其他的功臣、贵戚作比较。姜尚以相父之尊，叔虞以武王子、成王弟之贵，封地皆百里。两相较之，康叔在西周初地位之尊贵不是显而易见吗？

康叔徙封卫国之时，周公又代成王向康叔颁布三篇诰词—《康诰》、《酒诰》、《梓材》。《康诰》中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伐。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是康叔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这处记载还说明，康叔在徙封卫地成为卫国开国之君的同时，更贵为孟侯—东方诸侯之长，被赋予了代天子镇抚东方，管辖东方诸侯的权力。

《史记·燕召公世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管辖的区域，是和西周的三大军事集团相联系的。西周初的武装力量，有西六师，拱卫宗周；成周八师，镇抚洛阳及周边；卫国封国后，居殷商旧地，康叔统帅殷八师，镇抚殷商旧地及东方。卫国成了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屏障，殷八师成了拱卫朝廷的重要支柱。我们判断西周初大臣的地位高低，主要看他们对权力的掌控，而对军队的掌控又是其中的关键。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召公统帅西六师，周公统帅成周八师，康叔徙封卫国后，统帅殷八师，当然是西周初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白虎通德论·封公侯》在谈到周、召二公分陕而治时，还强调“使圣人主其难者，圣者主其易者。”圣人当然指的是周公。关中之地久沐大周教化，是容易治理之地。周公治理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和南方江汉地区，这些地区或远离京师，或初归王化，治理当然不易。但最不易治理的是康叔徙封后所管理的殷商旧地。周初殷人怀念故国，不肯归附，多次发生叛乱。而且殷商末期，纣王酗酒乱德，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康叔肩负治理稳定殷商旧地、代天子镇抚东方的重任，担子可谓最重。派年轻的康叔治理殷商旧地，这充分体现了周王室对他的信任和倚重。

武王辞世后，周公辅成王，摄政，康叔在朝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在周公嫡亲兄弟中，他与康叔的关系是最亲厚的。这种关系，不单单是兄弟私交，是建立在政见上的。周公在《康诰》中说：“惟汝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尔知。”《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交给康叔系列的治国方略，康叔对这些治国方略的贯彻是很到位的，这种治国方略影响深远，使卫国在西周时代一直保持大国地位。《论语·子路》：“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魏何宴《论语集解》引包咸曰：‘鲁，周公之封；卫，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康叔在西周政坛上影响一步步扩大，不仅仅是他与周公关系亲睦，政见契合，而是取决于令人信服的德行和治国理政的才能与治绩，对此，古代典籍中有很多记载。

康叔治理卫国，能明德慎罚，百姓和集，人心悦服，使卫国成了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即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说：悦）。”和，一指依附，二指和谐、和睦，即古人常说的“上下同欲。”《孙子·谋攻》：“上下同欲者胜。”集，指“悦近而来远。”《韩非子·难三》记载，叶国公子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和集、悦服，达到了治国的最高境界。《史记·卫康叔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章：彰）有德。”《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冉季、康叔皆有驯行（驯行：善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康叔除了为卫国之君、殷八师统帅外，又成为朝廷六卿之一，参与朝政。《尚书·顾命》中又记载，成王临终时，康叔又是接受托孤的大臣。他辅佐两代帝王，为“刑错（错：同措，放弃）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史记·三王世家》中，汉武帝更是以“制”的形式，对康叔表达了仰慕之情。制又称制诰、制敕，指皇帝的诏令。《史记三王世家》：“（武帝）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骍刚：赤脊，周天子祭祀用的牺牲）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向之，朕甚慕焉。’”亲属有十，指嫡亲十兄弟。为什么武帝说康叔“独尊”？因为在武帝心中，是有前提条件的。文王长子伯邑考早死，武王贵为天子，周公为摄政，不能列入比较范围。其余七兄弟中，康叔据有最大封地，为一国之君，东方诸侯之长，三大禁军之一殷八师统帅，朝廷卿士，称其独尊是名副其实的。独尊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康叔有德。康叔独尊的表述，沿用的是《左传》中的说法。《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周公之外，管叔、蔡叔、曹叔、郕叔、霍叔、冉季，地位都无法与康叔相比，因此《白虎通德论·封公侯》在谈到周初大分封是为了体现亲亲之义时，才单单提到康叔，司马迁在《史记·三王世家》中才敢断言康叔独尊。此后500余年，人们还是不忘康叔的德行。鲁定公四年（前506年），晋国在皋鼬与诸侯会盟，子行敬子推荐祝陀辅佐灵公参与会盟。会盟开始前，卫国君臣听说会盟歃血时要把蔡国安排在卫国的前面，卫国君臣认为这种安排影响了卫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尊严。祝陀私下拜见参与会盟的周王室大臣苌弘。苌弘在周王室执掌历数五十余年，此次以王室大臣身份与会，利于以公证人身份出现。苌弘说：“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子鱼：祝陀字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成王在选建能捍卫周王室大臣给予极重封赏的时候，周公、康叔、唐叔虞同受大封，考虑的就不是年龄。祝陀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五叔（五叔：其余兄弟五人）无官，岂尚年哉？”祝陀还举例说：“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成公不在，夷叔（夷叔：成公弟叔武），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载书：记载盟誓的文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复视也。”会盟歃血时的顺序是晋国、鲁国、卫国、蔡国、郑国、齐国、莒国，而且有当时的文书可以验看。践土之盟时，叔武以成公幼弟的身份与盟，其他参与者都是一国之君，歃血时卫国还排在蔡国的前面，深层的原因是周初大封时，康叔凭德行和功绩超越了五位兄长，而且这种地位500余年后还一直影响着卫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四年（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使季扎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裴骃《史记集解》引杜豫曰：“康叔、武公，皆卫之令德（令德：美德）君也。”

吴国贤公子季扎到鲁国行聘问之礼，当乐工为他演奏《邶风》、《鄘风》、《卫风》中的乐曲时，他称赞乐曲美妙动听且含义深远。虽然乐曲中流露出忧思，但没有完全被忧思困扰。他判断出乐工演奏的是卫风中的乐曲，并断言只有长期受康叔、武公德政的滋养，才能产生这样的乐曲。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也认为，康叔、武公德化促成良风善政，影响深远，故卫国虽然经历宣公政教混乱、懿公亡国，国家忧患不断，但卫人仍能“秉义而不困”，也就是保持一种坚守道义而不沉沦的精神，在道德选择上没有偏离正确轨道。这种精神，是维系卫国八百多年国运的根本。吴贤公子季扎见灵公周围人才济济，就断言：“卫多君子，其国无患。”确实，在卫国800余年的历史上，忠臣烈士层出不穷。义代兄死的公子寿，勇于赴难的太子伋，大义灭亲的石碏，成公难中生死不离的宁俞，为使国家免除祸患以命相搏的孔达，用肉体掩护灵公的公子荆，尸谏的史䲡，在卫国政坛上带来的都是一股股清流。《礼记·乐记》中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还强调：“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者，通伦理者也。审乐而知政。”《毛诗正义序》也说：“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残黩，亦怨刺形于咏歌。”因此，一国有一国之政，一国有一国之风。有什么样的政教，就有什么样的音乐。只有卫国这片独特的国土，才孕育出了《邶风》《鄘风》《卫风》这三十九首诗。康叔活跃在西周初的政坛上，他的德政、德化不但滋养了卫国，使卫国保持八百三十四年的超长国祚，而且到后世还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知，康叔在西周初政坛上之所以能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绝不是仅仅因为他是天潢贵胄，天生身份高贵，又和摄政的周公旦保持亲睦的关系，凭借的是崇高的德行和出众的才能、功绩。

(作者：康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