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儒家经典中最为古老，也最难懂的一部母体性质的经典。它是关于虞、夏、商、周的上古史文献，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档案文书，记言兼记事。含有书、典、谟、训、诰、誓、命、征、歌、贡、范、刑等文体。今文《尚书》共有28篇，其中《周书》19篇，有12篇直接与周公有关，它们是：《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这为我们考察周公的政绩和思想，提供了丰富资料。

秦始皇焚书时，《尚书》也在被焚之列。汉初，原秦朝博士伏生传《尚书》28篇，因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期，鲁恭王刘余拆孔子旧宅，从孔壁中发现了蝌蚪文（古文字）写成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西汉学者、孔子后代孔安国校读整理，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但古文尚书一直未被官府所重视，又无人传授，不久就亡失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史梅赜突然献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和《古文尚书》58篇，其中除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外，另外多出25篇。梅本《尚书》出现后，很快被朝廷立为官学，到了唐代，更被官奉为经典，居于正统地位。从南宋开始，有学者怀疑梅本尚书，经明清学者考证，终于确定梅本所多出的25篇，为魏晋时期的伪作，故被称为《伪古文尚书》。现代通行的清代《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共58篇，其中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

近现代学者对于《尚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思想史角度的研究；二是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如钱宗武教授认为：“《尚书》的语言古奥、简朴，是比较特殊的汉语文献语言。”姜广辉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汉语言文献，有三个语言体系：一是以今文《尚书》为代表的‘老古文’语言体系；二是春秋末至清末的‘古文’（也可称‘新古文’）语言体系；三是晚近的‘白话文’语言体系。”《尚书》于儒家经典中最为古老，也最难懂。从语言文字而言，韩愈、朱熹等人已明白承认它的一些篇章“佶屈聱牙”“已不可解”。“它是与春秋末以后的‘古文’甚不相同的‘老古文’。”“即失落的西周雅言”。从思想内容而言，《尚书》所记多为上古帝王的为治“心法”，因而为后世学者追溯“道统”“治统”的主要凭借。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人们对《尚书》史书性质与经学意义的强调与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的文学价值。其实，《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尚书》也具有鲜明的泛文学特征。这一点决定了在探讨《尚书》文学成就时，必须突破狭隘的纯文学视角，在重新认识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仅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一下《尚书》中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周公的政治伦理思想。

从上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天命”信仰的观念，认为天高高在上，时刻注视民间，能赏善而罚恶，尤其重视统治者的行为，所以《皋陶谟》陈述尧舜时代的观念说：“天命有德……天讨有罪……。”《汤誓》记载商汤伐桀，乃是替天伐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桀之多罪，天命我诛殛之。”《盘庚》篇记载商王盘庚之语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周朝建立后，周人同样相信“天命”，并用“天命”思想来解释周王朝的政策，奉劝殷商遗民顺应天命，接受周王朝的统治。

桀、纣盲目迷信上天，顽固倚恃天命。夏桀认为上帝既然把天下托付于我，那就像太阳永远都不会消亡一样的不会改变了。殷纣则以为既然有天命在上，那别人是无奈我何的。然而“殷革夏命”，太阳虽未消亡，桀之天下却被商汤取而代之了；周革殷命，顽固的倚恃上天，以为任何人都拿他没有办法的殷纣，却终归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为周人取而代之。周公从夏、殷“执命”而亡的事实中，深切地意识到“天命靡常”、“天难谌”。那么上天为什么要坠殷之大命而付之于周呢？周公反复研究以后认为：“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自速辜！”（《多方》）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都是他们自招罪过，自取灭亡。夏桀因不能敬德（“惟不敬厥德”《召诰》），大肆逸乐，不肯恤问人民（“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多方》），甚至大肆淫乱（“乃大淫昏”《多方》），荼毒百姓（“洪舒天民”《多方》），而他的臣僚们，亦不懂得保护和劝导百姓，而只知道互相残暴地对待人民，甚至于作恶多端，无所不为，所以上天才不得不另寻明主。

周公在总结殷商教训的过程中，调整了殷商尊神事鬼的神权思想，摆脱了对天的盲目信仰，将天与人联系起来，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康诰》中有“惟时怙冒，闻于上天，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的记载。周公将西周的崛起、兴盛与天意结合起来，西周能够代替殷商的原因就是因为文王实行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刑；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由此看来，联系天与人、天意与民意的正是德治。周公还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不实行德政的后果。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周公的天命观，是周朝神权政治的核心内容。《君奭》篇载周公告召公之语说：“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这里，周公讲“天难谌”，并不是说“天命”不存在，而是不能确信“天命”是否永远会保佑周族人。

《尚书》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教人要有“敬畏”之心。殷先生懂得畏天威，从而有善德。《尚书·汤誓》载商汤伐夏桀之誓词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到了殷中宗太戊时也同样敬畏天威。所以《尚书·无逸》载周公之语说：“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然而到了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无视天之谴告，不畏可畏之天，怙恶不悛，成为恶德之人。周室代商之后，统治阶层特别强调这种敬畏“天威”的态度。《尚书·多士》载成王语说：“惟天明畏。”周贵族通过殷、周鼎革事件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召诰》载召公之语说：“顧畏于民碞。”

“敬畏”具体表现为：第一、不敢违抗天帝命令。这种情况多指王者而言。而王者（或准王者）正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借“天威”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如《汤誓》载商汤之语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畏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第二、不敢背弃先王事业。《周书》中所言之“先王”，通常是指文王、武王而言。所谓不敢背弃先王事业，其主体乃是指周贵族全体而言的。《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这样一种“不敢”，对后世统治阶层而言，便是要恪守祖训，遵循先王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来治理国家，防止自乱纪纲法度，以免新兴政权脱离正常运行的轨道。第三、不敢侮鳏寡。王者应心存仁爱之心，对鳏寡者加意体恤，使他们不致流离失所。王者有此仁心，自然会获得国人欢心。所以《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第四、不敢自求安逸或沉湎于酒。人之失德多因诱惑而起，而“诱惑”总与逸乐有关。如耽于安逸、沉湎酒色，乐于游遨田猎等，若帝王染此恶习，多有身败名裂、亡国亡家之痛。所以《尚书·酒诰》说：“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

夏商周三代的变化过程也是自然宗教演化为伦理宗教的过程，是宗教走向理性化、人文化的过程。《尚书》把“天”看成具有人格的至上神，对人们有主宰和监督作用。《皋陶谟》有“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无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把天看成世间的主宰，安排了伦常次序，制定了五种服装制度，并制定刑法惩罚罪人。《甘誓》中夏启征讨有扈氏，“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其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汤誓》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另外，把“天”与德相连，把“天”道德化，认为君王敬德才能得到天的辅助。《吕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在这里，只有遵守天德才能长寿和享受上天赐予的幸福。《多士》中有“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上天是不会把天下交给不敬德之人的，而且对于暴德之君还会惩罚。《召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天”已在这里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他赏善惩恶，可以依据人的行为进行判断，具有道德和伦理的内涵。

《尚书》除了把天神视为崇拜对象，还有崇拜祖先神的观念。认为祭奉祖先是子孙的神圣义务。《盘庚》中有“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洛诰》“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可见，《尚书》中对祭祖的重视程度，祭祀除了祈求祖先保佑后代人丁兴旺、家族昌盛外，更包含了慎终追远的孝德内涵。

周公在事文王，辅武王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殷亡的教训，在先

王仁德之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德治为核心的治国策略，在《康诰》一辞中有明显体现。《尚书·康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刑；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是说文王因为有美好的德行，能够敬天保民，能够明德慎刑，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畏惧可畏惧的事，才有周朝的今日。周公指出如果要继续拥有天命，就要遵循并发扬光大先王的德行，要“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周公还特别指出对待子民要“若保赤子”，要像对待婴儿一样来保护人民，还要“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只有努力实行德政，宽徭薄役，使百姓丰衣足食，才能维护周朝的统治。

“德”在《尚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德”与“力”是相对的，“德”指道德，“力”指实力。在“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的殷商后期，周邦国逐渐强大起来，既有道德，又有实力。《尚书》中德的出现首先在《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德即是指一种职责德性，它可以使九族亲睦、万邦协和。《皋陶谟》提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的九德来选拔官吏。《盘庚》中记载：“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这里的“德”是指把实实在在的好处施给民，不贪敛聚财，给民以利益，才能与民同心。可见，“德”是与利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与聚敛钱财，骄奢淫逸意义相反。到了周朝，“德”的含义有了重大发展，表现在统治者把“敬德”作为政治口号。《康诰》中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召诰》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德”的重视，“德”不仅与“天”有联系，跟民也有联系。“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因此，“保民”也就成了“敬德”的核心内容。

周灭商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周人的财富增加，地位提高，其中许多人成为不事农耕，高高在上的奴隶主贵族。于是，以农业立国的周人逐渐丢弃了“好耕农”，“宜谷者稼穑”的传统，转为无所事事，追求享乐。同时，一些周贵族统治者迷信天命，认为小邦周革灭大邦殷亦是天命所在，因此开始怠于政事，沉迷酒色。由于殷人嗜酒淫逸成风，对周人追求享乐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风日甚已对新生的周王朝产生了及其严重的腐蚀作用。周公在《尚书·酒诰》中严厉告诫“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提出“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的严厉处罚措施。并在《尚书·无逸》劝诫“继自今嗣王，则其于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消除享乐之风对西周新生政权的消极影响。

成王亲政之始，只有20岁左右，正值青春年少。周公担心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务，便作《无逸》告诫他：为政者切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应该知道稼穑之艰辛、老百姓之疾苦，勤于政事，敬慎恐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个好的君王，长久地保有君位。并以史为据，说明历史上所有的贤君都是这样做的，因此他们才能“多历年所”，或享国七十年、或享国三十年、或享国五十年。反之，历史上那些只知安逸享乐，不知稼穑艰难，不了解人民疾苦的君王，都“享国日浅”。告诫成王要以史为鉴，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其祖父周文王这四位贤君为榜样，做个贤明的君主。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作《无逸》。”《无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之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

《尚书》为什么会倡导“德治”呢？这与上古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有关，即凡一国的统治者有德，则为国人所爱戴，从而国运长久；无德则为国人所厌弃，从而国祚不永。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例外的历史规律。而王权既然被说成是“天”或“上帝”所命，那么，在逻辑上，“天”或“上帝”就一定眷顾有德之人，而厌弃无德之人。所以《召诰》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而在周人那里，“天”或“上帝”的立场几乎与下层人民的立场是同步的。早期儒家最高的“德治”理想是尧舜时期，《尧典》开篇即讲：“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能修德以感化、团结天下人，“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是千古的大圣人。“协和万邦”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尚书》这种“德治”主张影响深远，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

西周王朝建立后，周统治者认识到，周之所以胜利，并不是周的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比商强大，而是民心归向和人民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夏、商、周朝代的一次更替中，民众的力量起了巨大作用。这使统治者受到震惊，迫使他们冷静思考、总结朝代的兴亡与民的关系及经验教训。夏桀竭尽人力、物力用以淫逸，夏桀也因此丧失了民心；于是商汤在民众的拥护下，推翻了夏王朝。可以说，夏桀的亡国是由于失去了民。无独有偶，商纣也是如此。一方面“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民之劳”（《无逸》），不懂民间疾苦、置民于不顾，又好酒淫乐，生活腐朽。这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商纣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对民众进行残酷剥削，使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哀怨和愤怒。商纣的行为导致了众叛亲离，激起了民的强烈不满，最终武王乘势起兵讨伐，一举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建立后认识到民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并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把民看作“一面镜子”来衡量政治的好坏和国家的兴亡，这就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一定高度。

《尚书·周书》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是敬德、明德，其核心就是保民。在《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在这里，周公的“明德”就是保民。在《召诰》中，“敬德保民”的内涵极为丰富。召公在总结了殷商的灭亡教训以后，告诫成王：“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可见，这里的“敬德”就是顺应上天来保民。

《康诰》全篇阐明了明德慎刑、敬天保民的道理，具体规定了施用刑罚的准则及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民，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牢记文王“克明德慎刑”之道，告诫康叔“蔽明乃罚”，要尽量宽恕人民，看待臣民犯罪，要“若有疾”，“若保赤子”，在运用法律和实施刑罚时，要谨慎克制，“勿庸以次封汝”。当然，“慎罚”并不是不能利用刑罚的意思，而是不乱杀无辜。对于“寇攘奸宄，杀越人与货，愍不畏死”之徒，“元恶大憝”、“不孝不友”之人，则要顺从人民的意愿，利用文王制定的刑罚，“速由兹义率杀”、“刑兹无赦”。在《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可以看出，周公指导康叔采取尊殷旧法，慎用刑罚的政策确实比殷纣一味实行酷刑峻法要高明多了。卫地处殷墟，是殷商的老窠，也是殷叛乱的策源地，殷人势力尤为强大。因此，卫肩负着镇抚殷人，巩固东方的特殊使命。故而周公将这一重担交付给同母弟康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故商墟”，（《史记·卫康叔世家》）即封于商王朝京畿所在地。要求康叔在卫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康叔在卫地认真践行周公的政策方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得到了卫地人民的拥护，故《史记·卫康叔世家》言：“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

《无逸》中有“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就是要求统治者要懂耕田的艰辛，知小民的苦衷，要爱护、保护民并发展农业来保障民的基本生活。在《尧典》中就详细陈述了农业时令指导民众按照规律进行生产，为养民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梓材》：“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意思是不能残害民，虐待民，对于鳏寡孤独之人，对于那些微贱的妇人也要爱护。《尚书》中把教导民众、敬重德行，作为治理百姓和国家的根本。《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意思是：愿王不要让老百姓肆行非法的事，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老百姓，才会有功绩。愿王立于德臣之首，让老百姓效法施行于天下，发扬王的美德。君臣上下勤劳忧虑，也许可以说，我们接受的大命会象夏代那样久远，不止殷代那样久远，愿君王和臣民共同接受好上帝的永久大命。

周公东征后，天下初定，仍存在诸多潜在威胁，如殷遗民的长期反抗，周王朝政权正当性、合法性问题及殷人酗酒享乐遗风对周人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又有长期战乱后出现的生产破坏，民生凋敝，民心不稳的现状，还有成王年少，少涉艰难，初掌政权，执政经验不足的现实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周公面对的重大问题，而周公面对复杂而艰险的时局围绕如何治理殷人，安定民众，培养接班人，这些重大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亦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此关键时期周公作《无逸》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表明周公在周革殷命，东征平乱，稳固政权的历程中，其人本思想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殷鉴不远，商纣王因酗酒淫乐灭亡的惨痛教训，使周王朝统治者不得不警醒。作为商都的卫地，殷末酗酒遗风更甚，因此周公反复告诫康叔及群臣要“刚制于酒”，而周公也深知殷地遗风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而对殷遗民采取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政策，在戒酒问题上对周人较为严厉，绝不姑息。而对殷人则比较宽容，注重教育，“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酒诰》）

周公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它之所以寻找贤德之人授于大命，

目的就是让他安保人民。所以它在授大命于贤君的同时，还赐以中正和平的官员以为辅佐。比如在商汤接受大命之后，就有个被上天嘉许的伊尹辅佐他。到了太甲，就有个保衡。到了太戌，就有个伊陟和臣扈等等。而周文王之所以一再受到上帝的嘉勉，并降下大命在他身上，除了他自身有好的品德、能够和谐百姓的主观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班贤臣努力辅佐。因为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对于施行德政、安保人民固然是重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贤德的君主，必须有贤明的臣子辅佐，才能够行德政于天下，安保百姓，“奉答天命”。（《洛诰》）事实上，要想施行德政、安保百姓，仅靠上天恩赐的一个或数个贤明的重臣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设官立政的制度，有一支贤良的官吏队伍奔走效力，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负天命。那么，如何建设这支官吏队伍呢？周公认为，首先要以史为鉴，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接受反面的教训。从历史上看，凡是贤君都不以貌取人，而是唯德是举。夏代的贤君这样做了，所以他们的卿大夫都是贤良的人才，而没有不义之民。商代的贤王在位的时候，也政令畅通，万民信赖。而昏君桀、纣由于违背了这种立政以贤的优良传统，或任用暴虐之人“是惟暴德”（《立政》），或任用亲幸失德之人“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立政》），所以终遭天罚，亡家灭国，只有永远地记取这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巩固天命，治理好国家。

周公认为，君王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在这方面文王已做出了榜样。所以继位为王的年轻人、文王的子孙（指成王）也一定要向文王学习。周公不仅以立政唯贤的用人思想教导成王，他自己在为国求贤方面亦做得非常出色。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他的儿子博禽就国时，他曾经以这样的话来告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克用劝。”（《多方》）。一定要“明德慎罚”，以教化为主，万不得已，不得不使用刑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要认真地分析犯罪事实，辨明犯罪性质，看其是过失犯罪，还是惯犯，以确定杀与不杀（“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要依法约束狱官，使其依据一定的法律听讼断案。对那些人人痛恨的“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康诰》）的犯罪分子，败坏人伦、不友不孝的罪大恶极者“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康诰》）不杀不足以严肃法纪的，就一定要格杀无赦“刑兹无赦”（《康诰》）。

“中国古代是在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文

明社会的，所以建立一种独特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至西周已经极为完备，形成了一种庞大、复杂却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统治体系。”（陈谷嘉《中国伦理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被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格外重视，从而在《尚书》中蕴含了处理这种关系的总原则——“孝友”。

早在《尧典》中记载尧要选拔舜作接班人，是因为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是说舜在父亲心术不正、母亲善于说谎、弟弟非常傲慢的家庭里能够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孝行感化他们，说明在尧舜时期已经出现孝的思想。到了周朝周公具体的概括“孝友”，使之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观念。《尚书》中“孝”的思想包括奉养父母、继承发扬父辈事业，追孝先人等。

在奉养父母方面，《酒诰》云：“妹土，嗣而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就是周公在告诫臣民要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努力奉养父母和长辈，在农事完毕以后，可以赶快牵着牛车到外地进行贸易，以孝敬赡养父母。可见，在物质上孝奉父母是孝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继承发扬父辈事业方面，《康诰》载：“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袛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把那些不恭敬地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去做事的看成是不孝之人。《大诰》也记载：“若考作室，既定法，厥子乃服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播？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这里把建房来当做比喻，父亲打了建房的地基，儿子就要把房梁架好；父亲开垦出了荒地，儿子就应继之播种收获，要求下一代接着上一代的事业去完成未竟之业；这是《尚书》中对孝的要求。在追孝先人方面，主要是对已故父、祖辈进行祭祀，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盘庚》讲：“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多士》载：“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文侯之命》记载：“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可见孝的范围已经扩展到父母之外的祖先了。“友”是“孝”所派生的兄弟之间的道德规范要求。《尚书》中出现“友”的思想是在《康诰》中提出，“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不大友于弟”，并把那些“不孝不友”者看成是罪大恶极的人。“友”思想后来演变成儒家的“悌”的思想，“孝友”也成为儒家的“孝悌”思想的源头。

《康诰》中有这样的记载：“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周公告诫康叔作为统治者要勤勉以政，不要贪图享乐，方能治理民众。这种正身修己的思想在周公本人身上也有完美体现。《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可知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愿以己身替武王死。周公辅政七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朝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创立多来自于周公的身体力行。

《康诰》云：“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意思是说要把民众引向吉祥安康，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过去殷代圣明君王的德政，以平安治理民众。《无逸》中载：“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大意是说当小人怨他们骂他们时，他们则越应该认真审查自己的行为；有人举出他们的过失，他们就说：“我的过错确实是这样。”这就表现出周公对自省精神的倡导，把自省作为修养的重要途径。所谓“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尚书》中的修养观还蕴含了为人要“诚”的思想。《康诰》中讲：“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这里的“忱”为“诚”之意。这里说不要让埋怨的情绪、错误的办法和不合国家大法的措施隐蔽了诚心，人君应效法敏德，使民心安康。可见，这里的“德”产生于心的“诚”，也足以说明“诚”的重要性。在《大诰》中也有“天棐忱辞”，即是上天愿意帮助诚信的人。更进一步强调了“诚”的作用。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具体应是：“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皋陶谟》）也即慎修其身，知人善任，安定百姓。

在周公辅政的过程中，周朝一步步地走向稳定与繁荣，但周公时刻没有放松警惕，不忘夏桀荼毒百姓、作恶多端导致灭亡的教训，不忘商纣王自恃天命、鱼肉百姓导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周公反复劝诫君王虽然身处高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命不于常”，只有牢记先王的德政，努力正身修己，任用贤能，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长治。周公这种守业艰难的忧患意识在《尚书》的其他篇章中也处处得到了体现。《君奭》载：“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又载：“天命不易，天难堪。”周公就是以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教导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