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宝鸡石鼓山发现一座三千年前的西周贵族墓葬即石鼓山三号墓葬。在它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先后发现了两件名为“禁”的禁酒器，极为罕见，意义非凡。大的禁，高20.5厘米、长94.5厘米、宽45.0厘米，其上放置着户彝、户卣、觯、盉、斗等众多的青铜器，以及一件小型的青铜禁。这两件青铜器禁，不仅为我国解放以后首次考古发掘出土，而且为成套式的首次相伴面世。笔者认为这两件青铜器禁，可以折射出西周王朝早期反腐败的一些信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腐败与反腐败，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政权的存亡兴衰，都与它息息相关。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官员的腐败严重损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最终祸害社会稳定，引发政权的覆灭。

腐败与权力相依相伴，腐败与反腐败，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中国历史上腐败的最早文献记录，见于2006年宝鸡扶风县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上。它铭刻在一对大口尊“琱生尊”上，讲述的是西周贵族琱生因为开发私田被人揭发，遂持续多次向召穆公(即召伯虎)行贿一年，最后免于处罚的故事。召穆公为西周名臣。史料记载，周厉王暴虐，引发国人暴动。他把太子靖藏匿在家，并用其子替死，太子脱险。厉王死后，太子继位即周宣王，周公姬旦与他辅佐周宣王，史称“周召共和”。他曾率军以七千周师战胜四万淮夷。千古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出自其口。就是这样一位高官政要、功臣名人，竟然被人腐蚀，受贿，搞腐败。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受贿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地位十分显要。至今已近3000年之久! 

西周王朝由于从早期就重视反腐败的教育与斗争，因此政权比较巩固，社会较为稳定，是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之久的第一个辉煌的著名王朝。从石鼓山三号墓葬出土的这两件青铜器禁，可以看出西周王朝早期重视反腐败的教育与斗争。

西周青铜器“禁”是什么?《仪礼·士冠礼》记载：“两庑有禁”。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注：“禁，承尊之器。”“禁”使用是有严格等级的。《礼记·礼器》：“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标禁。”

“禁”的形状怎样?郑玄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棜。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长局高三寸。”又《仪礼·乡射礼》：“席主人于阵阶上西面，尊于宾席之东，两壶斯禁。”郑玄注：“斯禁，禁切地无足者。”据此，石鼓山三号墓葬出土的两件铜禁无足，确切地说，应取名“棜”。

可见，西周青铜器“禁”是西周前期的承酒器，是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卤、尊等盛酒器皿的似几案的器具。放置酒器的几案为什么会被称作“禁”呢?对此，及青铜器禁的形制，古代文献及人们一直众说纷纭。郑玄注中解释：“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这一解释确有道理。

饮酒，能祛湿、祛怯、助胆、助勇，利于战争中鼓舞将士勇气；酒要在祭祀、宴飨等国家的重大场合中使用。宴飨亦作“宴享”，当时指古代帝王饮宴群臣、国宾。《国语·周语中》：“亲戚宴飨，则有肴烝。”《后汉书·礼仪志中》：“每月朔岁首，为大朝受贺……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但是，饮酒又不能失度，酗酒易使人忘乎所以，挑战法则，滋生腐败。

“禁”字有禁戒饮酒之意。相传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身作则禁酒的帝王，“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夏商的两代末君都是因为酗酒腐败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导至亡国的。从史料记载及出土的大量酒器来看，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发沈缅于酒。据说商纣王饮酒七天七夜不歇，“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不理朝政，听信奸言，祸国殃民，终于走向灭亡。

西周早期的统治者、政治家，以“德”“仁”著称，提出“敬天”“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指导思想，而灭商建国。西周认真总结前朝教训，倡导“仁政”“德”“孝”，坚决禁止周人酗酒等。《尚书》是我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先秦文献和政史论文的汇编，是研究夏商周政治活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其中的《酒诰》是西周发布的我国最早的禁酒反腐令。《酒诰》，原本为著名政治家周公劝导、命令初封为卫国诸侯王的小弟康叔(姬封)去卫国宣布戒酒的告诫之辞，劝导他到朝歌要治理好国政，革除酗酒恶习。在当时，《酒诰》提出的思想和措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酒诰》指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在周公看来，商纣之亡国，与夏桀亡国有极为相似的历史原因，那就是酗酒丧德。《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周公极客观地肯定了成汤到纣王之前的商代先王，认为他们以国事为重，办事勤恭谨慎，“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到商纣王时“惟荒湎于酒”，远胜于夏桀，“酒池肉林”等，以至于国沸民怨，自取灭亡。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周公提出：“戒缅酒”“无彝酒”，意在坚决戒除沉湎于酒、不可经常喝酒；“饮惟祀”，只有祭祀、为父母、老人祝福时，才可以适量喝酒；“德将无醉”即饮酒要有节制，讲道德；“执群饮”“群饮，汝勿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即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定辟、蚓汝刚制于酒”，即定立法规，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酒的法规。最后周公恳切地告诫，“封，汝典听联毙。勿辨乃司民湎于酒”，意一定要要记取和思考历史教训，不要让官吏和人民沉湎于酒!《酒诰》中关于禁酒的思想和措施，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禁酒的基本主导思想，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典范。

由此可见，西周禁酒主要是出于借鉴历史的教训，并着重针对当权的各级官吏而提出的要求，也并非彻底禁绝喝酒。

《酒诰》成文于周公平叛后。《尚书》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由于周公躬亲政事，对殷商败亡的历史教训感受最为深刻，因而在分封康叔去商朝旧都朝歌的时候，特意写下了这篇《酒诰》。

周公考虑禁酒问题站得高，从进一步巩固周代政权基础的根本大局出发，想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注重解决意识形态和社会教化的规范问题，即社会大文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酒诰》不仅是西周关于禁酒的一件法令，也是伟大政治家周公进行制礼作乐的一个理论探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较完整的国家典章制度的思想基础。

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

西周初中期，在全国实施这些严厉的禁酒措施，酗酒的风气有所敛。有专家研究后指出，“这点可从出土的器物中，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得到证明”。

在人们普遍认识到酗酒腐败的情况下，出现了铜禁。当时，鼎等青铜器为国家权威的象征，为了警示各级当权者不要酗酒腐败、祸害国家与民众，特意在宝鸡一带地方“发明”制作了似案台的能承放酒器的青铜器具；并且为了进一步彰显禁酒法令的权威，又特意将这一青铜器具取名为“禁”。

铜禁的出现看来是件禁酒反腐的大好事。为什么会出现出土西周铜禁数量少，并且以后会绝迹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规定铜禁的等级有关。《礼记·礼器》：“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礼记·玉藻》：“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这就是说，禁只有较低级的大夫、士使用。这种严格的等级，实际是难以行得通的。谁愿意使用这被人瞧不起的器物呢!笔者认为，正是铜禁的这些使用等级，可能是它不愿被推广使用以至以后绝迹的重要原因。因此现在铜禁出土量极少。

石鼓山三号墓葬出土的大型“禁”是长方体器座，四侧面正中饰直棱纹，直棱纹外饰夔龙纹长方形边框。禁底为空，禁顶饰以雷纹作地的夔龙纹边框，框内素面，恰好放置下出土时在其上的青铜彝。夔龙均昂首，阔嘴，上下唇外翻，圆目，曲体，卷尾，极为威武，威严。夔，是神话中形似龙的兽名，近似蛇，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此纹饰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西周的夔纹身长，通常作成二方连续纹样。夔龙纹、雷纹，是取凶猛神兽以表警示之意。这样的造型、纹饰，既反映了西周的制造技艺和惊人智慧，又突出了禁酒、反腐败的主题，体现了西周王朝的反腐意志、反腐决心。

发掘时发现在铜禁上面放着彝、卣、尊、爵等酒器，以及一件小型的青铜禁。笔者认为，这些重件青铜器，可能是这西周贵族户氏墓主人地位或荣耀的象征。并非单是墓主人生前嗜酒，将喝酒用的器具和警戒饮酒者的铜禁放在一起，是墓主人当时比较矛盾的心理。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器形巨大，能容装的酒肯定会不少，墓主人及家庭酒量再大，也一次喝不了这么多酒。因此，笔者推测大型“禁”，可能是此墓主人祭祀、宴飨等重要场合使用的器具；小型的禁，是墓主人个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

总之，从宝鸡石鼓山三号墓葬出土的铜禁与周公《酒诰》，我们看出周人特别西周早期的理智、智慧，与对禁酒、反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西周早期重视防腐反腐，与措施之细之具体，其思路之正确，值得我们今人借鉴。

（作者：田生华  选自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编辑组编印的《凤鸣岐山》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