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懿公在卫国834年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卫国第18位国君，名赤，是康叔的十四世孙、卫国第16位国君惠公朔之子，在位10年（前669——前660）。他因好鹤失国，致使卫国383年都城朝歌沦陷，此后国都累迁，国势渐次衰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发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鹤，鹤可令击翟。’翟於是遂入，杀懿公。”司马迁褒康叔之德，扬世代有德之君，而直言懿公“好鹤，淫乐奢侈”，终遭翟人所杀，不著治国寸功，足见其对懿公好鹤失国之痛心及针砭之意。如果我们把懿公放在卫国历史长河之中来考察，其好鹤失国的所作所为，倒是给后人提供了难得的镜鉴作用，直到今天，亦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最起码，我们可以从懿公好鹤失国，获得以下两点颇具现实价值的启示意义，让后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康叔德政理念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初心不改：康叔之德须坚守  

懿公之前，卫国一直是周王朝的诸侯大国，以朝歌为都。尤其是开基始祖康叔、二代卫君康叔长子康伯懋和十一代卫君康叔十世孙卫武公，更是王朝重臣，名垂青史。武王伐纣，周以代殷。周王朝从历史变革中总结经验，提出“敬天保民” 的重要治国理念。《周书·蔡仲之命》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书·无逸》告诫周人务要“勤劳稼穑”，“保惠于庶民”，以得享国之久远。因此，前1042年，周王朝徙封康叔之卫、都朝歌、称孟侯，承担东方屏藩之重任时，周公不忘谆谆教诲，授之以治国大计：以《康诰》教之继承文王遗风，“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以《酒诰》诫之切勿“湎于酒”，“饮惟祀，德将无醉”；以《梓材》告之谨记“勤用明德”，“用怿先王受命”，“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一切，无疑成为康叔治卫一以贯之的执政理论基础。“康叔之卫，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及“成王长，用事”，举为周司寇，并获赐“宝祭器，以彰有德”。由此开启卫国834年基业，亦开创了重德政、尚和谐的卫国民本世风和崇德尚善之康氏家风。其后，治卫国君大多都能秉承康叔德政理念，保持诸侯大国地位。“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又称康伯髦、伯懋父、懋父、白懋父，因是文王之孙，故又称王孙牟。《史记》虽未详记康伯之功绩，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典籍中得知，康伯髦继承康叔之德，仍肩负孟侯重任，为王室卿士，统帅殷八师东征东夷，南征江汉，守护大周半壁江山。“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榅伯立。榅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里的简略记述，向世人明确传递一条信息，康叔以下，祖孙六代，皆为方伯，未失大国诸侯之位，至“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很显然，前面几代卫君距离康叔时间不远，能够牢记开基祖的德政理念，言犹在耳，初心不改，故能守成。顷侯时失徳亦失位，因“厚赂周夷王”，被剥夺了原来的“孟侯”之尊，仅留康叔始封的爵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康诰》称‘命尔侯于东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故孔安国曰：‘孟，长也。五侯之长为方伯，使康叔为之。’方伯，州牧也，故六代子孙同为方伯耳。至顷侯德衰，不监诸侯，乃从本爵而称侯，非是至子即削侯，及顷侯赂夷王而称侯也。”

经顷侯传其子釐侯，到十世时，“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里，司马迁特别强调“武公即位，修康叔之德，百姓和集”的治国中兴效果，以回应“康叔之卫，能和集其民，民大悦”之开国景象，既肯定了武公“修康叔之德”的正确选择，亦点出了“百姓和集”的卫国世风对康叔德政的承继与认同，鲜明地彰显了康叔德政理念在卫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亦有言：“作《淇奧》诗者，美武公之德也……武公当幽王时，已为卿士。武公将兵佐周平戎，甚有功 ，平王命为公。”由此可知，武公“修康叔之德，百姓和集”的同时，卫君的爵位也得以升迁，又恢复了方伯地位 。武公“卒，子庄公扬立”，“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桓公十六年，其弟“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自立为卫君，然“卫人皆不爱”，而被大义灭亲的卫大夫石碏设计杀掉，“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 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饹齐”，黔牟立八年，齐助惠公复立，并“诛左右公子”，“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武公以下，卫国又传四世六位国君后，懿公即位。从相关史料可知，卫宣公仍当方伯重任。《诗经·卫风·旄丘》被诗家认定是卫宣公时的诗作，汉郑玄作解曰：“《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再联系“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周惠王饹温，卫、燕立惠王弟穨为王”的举措，可以看出，武公以下，懿公之前，可能仍保有方伯之尊，卫国地位一直很高。

显然，懿公即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而且“公”之位依旧。顺境中的守业之君，常常因不知创业之艰辛而忘却初心，很容易把开国之君的治国理念及重托丢到脑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历史，鲜有例外。懿公未历祸乱，缺少历练，顺利地继父即位，不问卫之所来，不思卫之何往，怠于治国，荒于政务，沉湎玩乐，终至国破身亡，铸就千古遗恨，成为历史笑柄，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司马迁在叙述武公以下至惠公这段历史时，已留下了影响懿公失德的草蛇灰线。太史公用较多的笔墨写庄公和宣公因齐家有失而给卫国埋下祸根，而“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皆反映出康叔德政深入人心的卫国世风。至于“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的无礼、失德之举，不仅卫人不齿，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懿公的执政和民声。《史记·卫康叔世家》特记其好鹤而失国亡身的悲剧，明言其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民心尽失的困窘，昭示世人康叔之德须坚守之意已明。故司马迁直言：“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懿公之立，即不被卫人接受，父之失德，已及其身，自己又“好鹤”荒政，“淫乐奢侈”，不思修康叔之德，怎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呢？招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可谓咎由自取，在位所为，无所建树，唯留镜鉴价值：警示后人，一定要不改初心，坚守康叔之德政理念。

谈到懿公好鹤失国的镜鉴意义，我们还应当看到其身上依然保存的些微积极因素。因为司马迁洞悉康叔德政在卫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康叔之德统揽《卫康叔世家》，所以对懿公荒唐好鹤的失德行为是不吝笔墨的。尽管如此，但康叔之德影响深远，深入卫人之心，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懿公也势必或多或少地受到浸润沾染，骨子里总还保有其最基本的精髓——爱国。司马迁恨之切、责之厉，未言及此，而我们可以从其他典籍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繡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熒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左传》对“狄人伐卫”这场战事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惧生死勇于抗击入侵之敌的爱国者形象，是与“好鹤，淫乐奢侈”迥然而别的卫懿公。面对狄人入侵，在“受甲者”的一片讥讽声中，他终于幡然悔悟，在安排石祁、宁庄二子守卫朝歌后，亲自率军御敌，且“不去其旗”，誓死与国家共存亡，血性复归的凛然之气令人刮目相看。而且，从战败后华龙滑、与礼孔的救国表现，特别是《新序》和《吕氏春秋》所记弘演剖腹葬肝的忠烈义勇看，众多的卫大夫也是认可懿公这一点的。否则，卫国社稷不复存在矣。刘向《新序·义勇第八》记载：“卫懿公有臣曰弘演，远使未还。狄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与禄位者，鹤也；所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卫于楚丘。”《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亦有相同记载，并在最后赞评之曰：“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命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而且，《新序·刺奢》里，刘向也没把好鹤失国的卫懿公纳入其中，所刺者皆劳民淫乐、纵欲无度。可见，刘向对卫懿公也是有所肯定的。

卫懿公好鹤失国的惨痛教训，必然给卫人、特别是给后继卫君以警醒，那一去不返的383年国都朝歌，也必然成为卫人、特别是后继卫君不堪回首的伤痛。他们势必痛定思痛，以懿公好鹤失国为镜鉴，深刻反思，汲取教训，明确认识到康叔之德政理念在卫国的历史地位，回归正道，坚守初心，德润人心，“和集其民”。因此，风雨飘摇中的卫国，在经历了仓促间“庐于曹”的戴公申不足一年的短暂缓冲后，“戴公卒，复立其弟毁为文公”。而且，“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卫文公“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寥寥数语，尽显司马迁对卫文公颇具中兴特色的褒奖之意，是充分肯定他深刻汲取懿公教训，承继康叔德政理念并躬身力行、励精图治的。《春秋》记载，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陘”。鲁僖公四年，卫文公即位才刚满三年，国家应该还处于元气大伤之后的恢复期，然能参加齐国主导的侵蔡伐楚征战，足见文公治卫之成效，亦印证“修康叔之德”方为治卫之正道。其后，成公、穆公、定公、献公、襄公、灵公等历代卫君，皆不忘立国之本，扬康叔之德于诸侯，故能在纷争动荡的春秋时代，周旋于群雄争霸的无休征战之中，得以维护国之尊严，延续国祀不绝（对此，我们将另文论及）。《吕氏春秋》还有战国后期“齐湣王亡居于卫”的记载，据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言，即使到战国末，“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亦保有社稷。直到卫国最后的君主君角“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卫所以得保国祀久长，直到周王朝灭亡之后，就根于康叔德政深入卫人之心，康叔之德享誉当世。因为，崇尚德治，不仅是卫人，而且是那个时代人的共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

 奋斗不止：逸豫亡身要牢记

初心不改，行康叔德政理念是正道，是卫人从懿公好鹤失国悲剧中深悟的惨痛教训，更是卫国国祀得以绵延834年的精神支撑。但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秉承康叔之德决不是停留在口头的一句空话，而是执政者必须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躬身实践，是要以武公、文公为榜样，修康叔之德，身体力行，勤于政务，像康叔徙封卫时遵周公所嘱那样治国。因此，懿公之误，不仅让卫人清醒意识到坚守初心不改，坚定遵照康叔治卫之道的正确理念选择的重要性，而且，亦必须在实践层面奋斗不止，要戒骄戒躁、与民同甘苦、不图安逸、砥砺奋进。文公“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就是最好的注脚。历史反复证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颇具孩子气顽皮性特点的懿公好鹤，尽管并非劳民伤财的奢侈无度，但其沉湎玩乐、政务荒怠，终至国破身亡的惨剧，既为卫人和后继者提供了刻骨铭心的镜鉴作用，让他们牢记逸豫亡身的沉痛教训，也成了这些千古名言的绝好佐证。

大凡历史上那些贪图安逸、玩物丧志，以至政务荒怠甚至失国亡身如卫懿公者，基本都是养尊处优，在比较优渥的环境中成长的。卫懿公好鹤之痴迷，当为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但作为一代君主，他在“卫多君子”的国度里如此沉湎玩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卫国当时具有滋养其贪图享乐的社会温床。前文已经论及，懿公即位比较顺利，没历宫廷争斗，不知治国艰辛，难有奋发图强之志，因而荒于朝政。这是宜于滋养其贪图享乐的社会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俗言“饱暖思淫欲”，好鹤玩乐也肯定有可供其享乐的物质条件，即当时卫国也较为富庶，人民生活有基本保证。如果当时卫国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继任者即使缺乏奋发图强的意志和能力，也难以有痴迷好鹤、一味贪欢的心思和条件。由于视野的局限，我们没能掌握具体反映当时卫国国力的史料，只能从典籍的零星记载里窥到一些蛛丝马迹。《春秋左传正义》云：“经（鲁庄公）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时为前669年，没有言及当年卫国发生其它大事。而在其即位前的五年里，连“二十年夏，齐大灾”都有记录的《春秋》，也未记载卫国有何大事发生，足见这一时期卫国的政局平稳。但应指出的是，前674年（鲁庄公二十年）郑伯助周惠王平息“五大夫之乱”的事，却与卫国有密切关系。因为鲁庄公十九年，卫惠公出于私心收留了作乱的周惠王异母弟子頽，并联合燕助其伐周。史载，是年“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頽。”春秋时代，王室式微，宫廷里的争斗大都要借助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从“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联合燕伐周并“立子頽”看，足见当时卫国国力较强。尽管惠公此举有“怨周之容舍黔牟”（司马迁语）之怨的泄愤冲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权力疯狂。因为，他获得了暂时的成功，“立子頽”，达到了目的，也展示了卫国应有的实力。可见，卫惠公给儿子奠定的，是一个相对和谐富庶的基业。

而懿公即位之后的两年，《春秋》亦无记载卫国有何大事，说明国家平稳，恰是胸无大志者即位初不思进取、滋生享乐的好时机，而第三年即鲁庄公“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賂而还”。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卫国的国力状况。齐侯伐卫，固然与此前卫惠公联燕伐周的违礼举动有关，因而对卫“数之以王命”，然获胜之后“取賂而还”的做派就耐人寻味了。很容易让人诘问，齐是否在假“王命”之名，行“取赂”之实呢？无论回答是与否，这里的记载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史实：当时的卫国是富庶的，有“赂”可图。此后一连四年，《春秋》记载中亦不见卫国发生什么大事。卫国这种相对平稳而富庶的社会现实，正是懿公沉迷玩鹤、朝政荒怠的适宜土壤。娱乐致死，为其悲剧埋下定时炸弹！僖公元年（前661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翟人侵邢，是个警告，管仲之言，特别是对“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的本质认识，和“宴安鸩毒，不可怀也”的铭心告诫，都称得是警世明言。但一味贪欢玩鹤的卫懿公，只图眼前享乐，全然不顾戎狄侵犯之患，更无管仲之远见卓识，所以在毫无防范的懒散状态下，于次年遭狄人入侵，仓促应战，人心涣散，必败无疑。懿公的悲剧，无异于“宴安鸩毒”，是典型的娱乐致死、逸豫亡身！懿公之死，启文公修康叔之德，“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两相对比，不知能警醒多少卫人，更不知能教育多少后人，让大家时刻牢记逸豫亡身的道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贪图享乐，自毁前程！

懿公是卫国44位国君中唯一战死在抵御外侵之战的，在位前后不足十年，本当继承先祖德政优良传统，励精图治，强国富民，但他却忘记先祖之德，背离先祖遗训，躺在先辈创下的基业上安然享乐、不思进取，直到戎狄来犯，人心背离时方幡然悔悟，仓促应战，以身殉国。他用自己的鲜血，在卫国834年历史进程上画出一条令人心痛的分界线。他用国破身亡的惨痛悲剧警醒卫人，也昭示世人，康叔治卫“和集其民，民大悦”的德政理念是立国之本，此初心当铭记之，笃行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深悟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方得“无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