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卫国历史文物的富聚区——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文物

我们在第一部分较详细地介绍了与康氏家族有关的26件铜器，并对其中的铭文做了简要释读。这些铜器，保存于全国各地，更有流失在海外者。与以上26器相比，与康氏家族有直接关系的一批最集中的文物——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文物，从数量上看，就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了。实际上，27器中的康侯丰方鼎、康侯簋、康侯斤、御正卫簋等器就有学者认为是出自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的珍宝，以理而论，这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但由于我们没有见到直接证据，为慎重起见，还是把它们放进了27器中。好在无论放在哪里，它们都是先祖留下的器物。

 

辛村在河南濬县西部，靠近淇河北岸。岸边有很多先秦时代的贵族墓葬，这些墓葬有埋在辛村村舍下的，有分布在村东福兴寺西边一带耕地间的。村边有两条壕沟，村民依壕沟掘窑洞居住，有掘得铜器者。后经雨水冲刷，又渐次有铜器和其他器物露出地面，引得附近村民注意。据孙海波《濬县彝器》载：先是村人刘金华串通估商，于村东掘一墓，得鼎彝，售价甚昂。乡人涎其利，群起效尤，盗伙之多，尝近千人。当其盗掘之时，平津估客麕集，地方官绅，争欲染指。河南省政府闻而查禁，撤惩县长，通缉匪首，盗掘之风始息。中央研究院闻知此事，在民国二十年夏派郭宝钧前往调查。比至其地，见田间陶石垒垒，俯拾皆是，颇讶其包罗之宏，遗存之古，不仅以墓地著。乃建议当局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因有正式发掘及附带清理之举。自1932年4月16日至1933年12月12日，其间共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西周时期卫国残墓82座。其中大型墓8座（1、2、5、6、17、21、24、42），中型墓6座（4、8、19、20、29、60），小型墓54座，车马坑14处。大型墓大抵为公侯或君夫人墓。中型墓大抵为公族或侍从墓。小型墓多为陪葬者墓。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根据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时草拟的初稿，又参阅《河南通志·文物志》、1935年在开封举办展览时撰写的《第二次展览说明书》等资料，写成《濬县辛村》一书，分“发掘经过”、“墓葬略述”、“遗物说明”、“时代推证”四章详述。研究会购有郭宝钧《濬县辛村》一书，在这里一并展出。

濬县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发掘的绝大多数是残墓，墓中文物大都经历过盗掘，流失严重。尽管如此，墓中出土文物之多，仍然让人惊讶。《濬县辛村》一书中“遗物说明”一章只是举例性质，但作者举出的遗物也有4089件，数量还不够惊人吗？为了让大家对出土文物有更具体的印象，我们将郭宝钧氏“遗物说明”一章的总结节录如下：

在本章遗物说明中，共叙述了铜器及其它二大部分，别为11     

类（应为9类，此处有误），举例212事，包含遗物约4089件（蚌贝   

7486件未计入）。为统摄纷繁，再把前举事例，汇列为表，附于本章之后，以便对照。

（一）铜器部分  分四类，59种，2208件。

1、礼器类  举16例，说明鼎、甗、簋、尊、卣、爵、 盉、方彝等8种，约17件。

    2、兵器类  举47例，说明戈、矛、戟、钩戟、镞、甲泡、干盾、及工具斧、凿等11种，约267件。

    3、车器类  举69例，说明轮轴、輈衡、舆盖、马饰等

4属29种，约1788件。

    4、杂器类  举12例，说明椁顶饰、象首饰、腰带饰等11种，约136件。附金器3种27件。

   （二）、其它部分  分五类，16种，9367件。

    1、陶器和釉陶类  举10例，说明陶鬲、釉陶豆等2种，约58件。

    2、玉石类  举24例，说明象生、直方、圜曲、玉石器等4种，约175件。

    3、贝蚌类  举11例，说明蚌制品、蚌、贝、龟等4种，约1290件，自然蚌贝等7486件（共8776件）。

    4、骨角类  举5例，说明雕骨、刻牙、制角等3种，342件。

    5、竹木类  举5例，说明刻木、残柄、编织等三种约16件。

  两大部分合计，共11575件，这还是盗掘后遗留下来的。由于出土器物数量特别巨大，郭宝钧先生也没法一一说明，我们也只能择其要做介绍。

 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铜器简介

（1）、束父辛鼎、与束父辛鼎形似的三鼎

 

 

    郭宝钧《濬县辛村》一书在“遗物说明”中共收有四尊宝鼎。1号鼎是60号墓出土。鼎为圆形，腹微鼓，直耳柱足，一足折，经接补。颈带铸细饕餮纹一周，分三组，每组纹的中心，正中应两足的中间。鼎上有铭文“束父辛”三字，在腹内近口处。底部内外皆留有三范接铸痕，且存颇厚的灼烟，似久经使用后再以随葬者。通耳高24·4cm，口高20cm，口径18·6cm，厚0·2cm，重2122克。

     2号鼎是29号墓出土，直耳柱足，腹壁内印有席纹数片。底部三范接痕凸起。通耳高17cm，口高14·3cm，口径14cm，厚0·2cm，重1303克。

      3号鼎是55号墓出土，形制同前两鼎，质精炼，表面粉绿有紫斑。底部三范接痕线细，微凸起。通耳高13·8cm，口高11·5cm，口径12·4cm，厚0·3cm，重919克。

   4号鼎是76号墓出土，形制略如束父辛鼎，口圆，微呈三角形。腹壁饰弦纹、涡纹，皆凸起。底部有三范接铸痕，满被灼烟，全体色黝绿。通耳高24cm，口高19·2cm，口径18·6cm，厚0·4cm，重3594克。

 

（2）、铜甗二：甗与白乍彝

    郭宝钧《濬县辛村》一书在“遗物说明”中共收有两个铜甗。下图中左边的铜甗为60号墓出土，侈口细腰三空足，上体比例较长。质厚，制工粗而坚实，三足背部留三范接痕。色灰绿，腹壁隐约有弦纹二道，弦纹间有一直二点，略表兽面纹的一鼻二目。有铭文“”在腹内，阳识，笔者识浅，不能辨识。箅丢失。通耳高30·2cm，口高26·7cm，腹深18·5cm，口径17cm，腰径9·3cm，厚0·2cm，重3094克。

右边的铜甗为29号墓出土，形制同左边的铜甗。腹壁饰弦纹，三足饰饕餮纹。有铭文三字在腹内，曰“白乍彝”。“白”即侯伯之“伯”，“乍”本是占卜时灼龟甲出现的裂纹，在甲骨文中经常用来表示“作”的意思。“白乍彝”意思是侯伯铸造彝器，说明此甗是侯伯所铸造，大墓是贵族墓。铜甗腰内横生三齿，架一心形铜箅，箅一端有小钮，一端有铜钩与甗相联，可自由启闭。通耳高35·5cm，口高27·5cm，口径21·6cm，腰径11·7cm，厚0·1cm，重2469克。

 

 

 

上图左边是甗，右边是白乍彝

（3）、铜尊

    下图为60号墓出土的尊。此尊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尊高22·85厘米，深18·6厘米，口径19·7厘米，腹径14·25厘米，厚0·2cm，重2328克。口颈无纹，颈下与腹交界处有弦纹二道。腹上半铸对夔纹，以饕餮头为中心，云雷纹地。腹下半亦铸对夔纹，惟中心无饕餮头。圈足与腹相交处亦有弦纹二道。质厚重，色黝绿，半面现孔雀蓝色，制作精工。腹内底部铸铭文24字。孙海波在《濬县彝器·序》中说：“就其彝器论之，卫自白懋父以降，传世彝器甚罕，而陆尊所记，按之史实，与武公佐周平戎事相合，则武公之丰功伟业，竟于此器中见之，此史迹之可徵者矣。”孙先生在《濬县彝中》对此器的铭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说明，他初步推断此尊出自卫武公侍从墓。作器者是卫武公的臣子名陆，因此我们不妨称此尊为“陆尊”。而郭宝钧认为，按此器出土的坑位及器形、器类、花纹、铭刻，都是西周早期物；此公当是卫康叔的后裔，铭器者是卫公的家臣陆，不知二人之说孰是。

 

 

    陆尊整段铭文的大致意思是：公到宗周朝见天子，陆跟随公，公之师屯于官，公赏陆贝，陆用得到的赏赐制作父乙宝尊。铭文中有数字我们不识，只是从字形结构上主观推断其义，会影响对铭文的理解。

  （4）、铜簋四

   下图是60、76、29号墓出土的铜簋。

郭宝钧《濬县辛村》一书在“遗物说明”中共收有四个铜簋。

1号簋为60号墓出土，两耳圈足。耳有粗略兽面形。两耳原脱落，后经补接，口和足亦有补接痕，素体无铭。高9·3cm，口径15·6cm，足径11·5cm，厚0·2cm，重1156克。

 

 

2号簋为29号墓出土，形制同左边的簋，唯两耳不作圆柱形，外凸内凹，下有小珥，上亦作粗略螭首形。色绿有紫斑，由二范合铸而成。底外留有烟痕，似食器亦可作温饭用。高8·55cm，口径14·4cm，足径10·5cm，厚0·25cm，重841克。

 

 

3号簋亦为29号墓出土，形制同2号簋，二者为一对。耳有小珥，凸外凹中，体素无铭。高8·45cm，口径14·4cm，足径10·3cm，厚0·25cm，重831克。

 

 

4号簋为76号墓出土，形制同前三器而制工较细，口饰对夔纹，足饰连续云纹，耳作兽面纹。图案已无纹台，系由器壁平面印入，因时间太久，纹饰多漶漫不清。从图案接缝上看出壁外为四范合铸，底下留方格铸痕。胎较薄，色呈橙黄，带浅绿锈。高11·45cm，口径15·7cm，足径12·3cm，厚0·2cm，重1122克。

 

 

（5）、提梁卣

右图为一提梁卣，亦是60号墓出土。卣形扁椭，有提梁有盖，鼓腹圈足。肩部对生两耳，与提梁两端的兽头相环套。颈带铸云雷纹地对夔龙纹，以饕餮为中心。盖周纹同，唯无饕餮。足铸斜涡纹。梁作双躯共首夔雷纹，雕铸皆精细。腹底有铭文共6字：边乍彝亚。“”字郭宝钧在《濬县辛村》一书中释作车，最末一字不识。卣盖上的铭文与器底铭文相同。郭宝钧认为从器上铭文看，此提梁卣应是旅行用具。此卣铜胎厚重晶莹，紫底，有黑漆光泽，腹内半边翠蓝，鲜艳若孔雀尾。通梁高28·2cm，口径纵横10·8—13·8cm，腹径16·7—19·5cm，重4000克。

（6）、铜盉和小方彝

    下左图是一铜盉，51号墓出土。

 

 

盉是古代盛酒器。古人在酒宴上用盉调和酒水，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此盉为51号墓出土，弇口，鼓腹，无盖，底部有三袋足，内实不空。背有小钮，前具管状直流，而管亦不通。高8cm，口径7·3cm，腹径9·7cm，厚0·2cm，重809克。

下右图是一小方彝，5号墓出土。郭宝钧说它出自女子墓中，是女子做方奁用的。

此小方彝形制颇似方彝而特小。上有盖，四角有觚棱，底带圈足。盖上有盘云纹，脊上斜饰四兽，会向中心。腹作饕餮面宽带纹，足重环纹。制法为四范合铸，觚棱四兽正为四范接缝处。底部亦留带状铸痕。通盖高7·45cm，口高5·7cn，口纵横5·5—5·7cm，厚0·2cm，重347克。

 

 

 

（7）、铜戈、铜戟及其铭文 左铜戈 右铜戟

 

    戈、矛、戟是墓地出土最多的兵器。戈出土81柄，矛出土13柄，戟15柄，勾戟20柄。下图是2号、8号墓出土的铜戟。戈、矛、戟都是古代兵器，其中戈为勾兵，矛为刺兵，若戈矛联铸在一起，就成了可勾可刺的戟。2号墓出土的铜戟形制如十字，通刺长27·35cm，重156克，正面有铭文曰“矦”，习惯上称侯戟。在此墓中发掘所得同形同铭的戟共有七柄。戟上的铭文虽仅有一字，但这七柄戟同样珍贵，因为这是大墓为贵族墓的证明。8号墓出土的铜戟，形制如侯戟，但已经残缺。残长17·4cm，重94克，上有铭文二字曰“白矢”，“白”即侯伯之伯。81号墓为中型墓，说明此戟可能是国君赐给公族或侍从的。

    因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的铜戈、铜戟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数量太大，我们无法一一说明，所以只挑选了有铭文“矦”字的戟和有铭文“白矢”的戟简单说明，同时将郭宝钧先生《濬县辛村》一书中收录的两幅戈的图片附在后面，以便观瞻者对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的戈、戟有一个直观印象。郭宝钧在《濬县辛村·遗物说明·铜器部分·兵器类》中，共举47例，说明戈、矛、戟、钩戟、鏃、甲泡、干盾以及少量工具斧、凿等11种，共267件，郭宝钧先生图示的戈，同样只是举例性质。

 

     
 

 

 

 

 

 

 

（8）父癸爵

 

父癸爵出土于60号墓。此铜爵两柱顶作涡纹，三足作三棱锥体，尖向外侈。鋬在器的一侧，便于人用右手持饮。鋬上饰兽面，内有铭文“父癸”二字，阴识，因此孙海波在《濬县彝器》中称其为父癸爵。腹饰饕餮纹二组，一组含鋬。周壁由三范合铸，接缝处在三足，其二应流之首尾，其一应鋬。底部留有灼烟，说明既是饮酒器也可温酒用。通柱高21·3cm，腹深9·2cm，流尾两端距17·8cm，中宽8·1cm，厚0·15cm，重936克。

 

（9）、成周戈

此戈42号墓出土，是短胡一穿实用戈的标准戈制。内铭“成周”二字，质厚重，色枣红，体素，含锡量似不太多。通内援长23cm，援长17·2cm，中宽3·5cm，厚0·55cm。倨勾90＋6度又50分。重281克。孙海波在《濬县彝器》中说：“盖武公平戎时所作器也。”

（10）、卫师甲泡

 

 

此卫师甲泡是68号墓出土。甲泡为圆形铜片，中央如水泡凸起，边缘有细穿三对，可资缝綴。泡里面铸三字，阳识，曰“衞昜”，“”同師，铭文的意思是：卫师中武士昜衣甲上用的甲泡。墓地出土甲泡甚多，但有铭文的仅此一例，它是证实此地为卫国贵族墓地的重要标志。此甲泡直径17cm，厚0·1cm，重150克。

   《中原文物》（全国考古文物核心期刊）1995年第2期载沈融先生《一组外流中国铜兵器评述》一文，文中说：“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一带出土了一组青铜兵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落到古董商人手中，后来辗转到了美国，现藏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这组青铜兵器计有长刀2，钺2，戈5，矛1，管銎斧1，戟1，共12件。”因为这些兵器很早就流落海外，国内研究者甚少，有必要专作介绍。我们知道濬县辛村西周贵族墓地是康氏先祖及侍从茔墓所在地，出土的器物与先祖有关。下面我们按照沈融先生的记载对这些器物作出说明。其中的多銎卷首长刀因为在国内，过去好多研究青铜器的专著皆有收录，且称其为康侯刀，我们在前面康叔诸器中已做过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1）、异形长刀（图1）

 

 

此刀翘首，宽身，刀刃作三曲形，沿刀背有一长銎。銎上部饰龙纹，龙首平雕于銎末，作张口状，长鬣上竖，抵近刀尖；龙身为立体浮雕，呈拱桥形附加于銎背，形成一别具风格的鋬。龙首之下饰人面纹，系一深目多须、呲口獠牙的怪人头像的侧面，人头上部为龙口所噬。人面纹下饰虎纹，虎张口露齿作匍匐状，虎口抵近銎口。通长33·5cm。

（2）耳形銎钺（图2）

 

 

此耳形銎钺上部弯曲，顶端有一銎冒，其上有钉孔，下端延长部分有三穿。饰虎纹，虎头为立体浮雕，口衔銎冒，虎身平雕于上弯曲部，虎口抵近銎口。通长30·4cm。从整个造型上看，此钺不是实用器。钺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康叔、康伯先后任大周司寇，卫国前七代国君先后担任孟侯—东方诸侯之长，持有钺这种礼器毫不足怪。

（3）、异形戈（图3）

 

 

    此异形戈援、胡部分略呈直角三角形，前锋浑圆，下刃、胡刃过度很缓。援基饰环纹，后上角饰一立体虎头，虎口衔一銎冒，栏侧三穿，通长18·6cm。

（4）、戈3柄。

 

 

第1柄为短胡一穿戈，有上下栏，援基饰虎纹，虎张口露齿，吐出剑形刻槽，虎耳甚大，并做成立体，自栏侧伸向斜后方，兼作柲护。通长21·9cm。

第二柄为中胡二穿戈，无上下栏，援基饰双重环纹，似兽目；内端饰眉纹，疑是一种简化的动物纹。通长29·3cm。

第3柄为有胡曲内戈，中胡二穿，有上下栏，援很宽，援脊和侧栏交叉处有凸起物；内部呈曲尺形，内基较宽，其后收窄，下垂部分很长，与侧栏平行，饰动物纹。通长28cm。

（5）、左图有两件铜器。

 

 

图1为管銎斧，长身，长銎，銎部有钉孔，饰双重环纹，銎背有短小的长方形内。通长12·9cm。

图2为小铜矛，叶起中脊，銎宽于叶，有钉孔，无纹饰。通长8·1cm。

（6）、右图有两件铜器。

 
 

图1为铁刃铜钺，扁斧形，铜、铁结合处在钺身中腰，铁质部分基本完整。铜质部分饰变体虎面纹，是由两个虎上颚的侧面对称组合而成的。虎口中有一圆孔，栏侧二穿；内部另有一小圆孔，内部饰小兽面纹。通长17·1cm。

图2为铁援铜戈，但援的中后部仍为铜质。无胡一穿，有上下栏。援部饰虎纹，虎张口露齿，虎口即铜铁结合部，铁质部分严重残损。残长18·3cm。

 

（5）、下图为一残戟。戟为戈、矛合体，或名之曰勾戟。此戟质地轻薄，顶端的勾和旁侧的援均已残断。援基有圆孔，栏侧三穿，内端作牛角

形。内两侧各有一牛首纹饰。援、胡部分一面铭“太”两字，另一面铭一“黹”字。残长21·3cm。沈融先生在谈到此残戟时说：“武王定国后，封召公于北燕，召公以长子就封，自留周室辅政，并以次子为嗣，世袭召公爵位和太保职务。‘黹’或作‘’，人名，数见于西周金文，可能就是第二任太保。史载卫康叔在成王亲政后，被任命为周室的司寇。‘太保黹戟’掺杂于卫康叔遗物之中，可能与太保、司寇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有关。从管仲的一段话‘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来看，太保是可以代表周室向诸侯授权的。在中国古代，兵器的授受往往与暴力行使权的授受相关，卫康叔以诸侯身份任周司寇，执掌刑罚大权，持有这种象征权力的信物是绝对必要的。鉴于太保黹戟形制小而轻薄，而明器历来不得授予他人，此戟作为太保黹代表周室授予康叔的权力象征的复制品，乃是唯一的可能。太保黹戟勾、援俱残，是这组兵器中唯一一件有人为破坏迹象的残兵器，或许正因为此戟与太保黹授予卫康叔的公共权力有关，不能等同于一般兵器，只有在加以破坏之后才允许入土。”

    以上介绍的铜器中，有铭文者共11件，合第一部分的26件（因康侯斧有2柄，实为27件），有铭文铜器共38件。

    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陶器简介

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在发掘时，还出土了很多陶器。所出土的陶器，以陶鬲为多，总数约30个，分出在30座墓中。除陶鬲外，还有罍、尊、豆等器物。陶器在上古时代，不但可以作实用器，有些亦可以作礼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辛村墓地出土的这些器物，虽然上面没有文字，但它们也在述说着先祖的历史，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因此我们挑选有代表性的几件附在这里，简要介绍。

（1）、陶鬲、陶罍

 

图1为一陶罍，出土于57号墓，小口广肩，鼓腹圈足。肩有云雷印纹，腹为瓦垅纹饰，厚黑陶质。与图2的大口尊同出于57号墓的西北阶。尺寸失记。

 

  

 

图2为一大口尊，出土于57号墓的西北阶。此类器在殷墟，口大体高，下为圜底。此器口部仍较大，但体已不高，底变为平底，犹存大口尊的典型。肩下刻有人字纹。厚黑陶质，打磨较光。尺寸失记。

 

图3为一陶罍，形状与图1的陶罍相似，41号墓出土只是多了两钩耳，钩耳上有孔，可穿绳。下底稍痩，无圈足。厚黑陶质。尺寸失记。

 

 

 图4为一陶鬲，53号墓出土。鬲的袋足略高，有足跟，底亦露出，绳纹较细，满身炊烟，显然是以实用物随葬的。容积较小，尺寸失记。2号墓亦出土一陶鬲，形制与此鬲相近，亦有炊烟。

 

图5为一陶鬲，出土于1号墓。此鬲反唇敛颈，矮袋足，近于平底，腹壁近直，绳纹甚粗，无炊烟，似未经用过。它和一个精美的玉匕及两支大兽牙、几颗涂硃的蚌泡，同出在墓1北阶未经翻动的土柱下。1号墓是一座铜玉满壙的大贵族墓，随葬品多而精美，而特有一个粗质的陶鬲杂次其中，应具有特殊意义。鬲高11·6cm，口径16·2cm，厚1cm。

郭宝钧在《遗物说明·其他部分·陶器》中说：“其余27个鬲的形制，近于前例的少，近于后例的多，别无新形。大抵后例较早，前例较晚。”这里提到的27鬲加上面介绍的5鬲，共32鬲。

（2）、陶豆、陶罍

豆既是实用器，亦是重要的礼器。由于制作的材质不同，用途不同，浑言曰豆，析言各有异称。《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郭璞注：“礼器也。”豆，高一尺，盛四升，盛菹醢，菹醢是腌制的野菜、肉酱。笾是竹制，按郑注及《仪礼·士虞礼》，笾亦盛四升，用来盛枣、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鲍、糗饵之类。瓦（瓦：陶器统称）豆用来盛“大羹”，即不和五味的带汤汁的肉。

下面两幅图是郭宝钧《濬县辛村》一书中收录的残釉陶器。

 

 

图片第一版第1、2两图收录的是四个釉陶豆，墓号失记。两豆皆浅盘豆，盘壁斜下，周有小耳，足细而低。高岭土质，显轮制痕迹，外敷黄绿色釉。四豆分出四墓中，出土时原物和登记簿上皆有编号，但整理时未将号码移写在图片上，造成疏漏，后无法弥补，因此出土处、尺寸失记。郭宝钧说：“此例器出土较多，按碎片可代表10余件以上。”

图片第二版上面两器亦是釉陶豆，是一种深盘豆，一件斜壁，一件曲壁，足低而粗。曲壁者壁上刻画人字纹，釉黄绿色。左豆高约11cm，右器高约18cm。

此类豆出土不多。

图片第二版中下面四器是残釉陶罍，其中有一个釉陶罍器形较完整。此罍小口广肩深腹，多轮旋弦纹或印制方格纹，釉色不匀。

 

 

 

 

 

时隔85年，2018年，河南省考古部门又在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重启大规模发掘，有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下图即是此次发掘出土的部分陶器。

 

 

 

 

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玉器、石器简介

郭宝钧先生在《濬县辛村·遗物说明》（二）“玉石”中说：“玉器在13座墓中共出土42件（玉条不成器的38件未计入），其中为鸟兽虫鱼形的15，为圜曲形几何图案的16，为直方形图案的11。就玉色区分，白色或近于白色的21，绿色或近于绿色的16，暗灰色的5。石类除二石磬外，大部分亦皆装饰之类，所出数量，略与玉器等。”下面一版图片中皆玉器，共10件，属于佩饰。

 

 

1、玉牛头 图1

    出土于濬县辛村1号大墓，玉色暗绿，体扁平，刻纹劲直，口有小穿，高3·9cm，宽4·3cm。此牛首佩双角高耸内向，双耳外撇。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是商代末期较为典型的工艺特征，属商代遗物。”

2、玉鹿头 图2

出土于濬县辛村1号大墓，玉质白色见绿，圆雕。两角歧出，每角各分三叉，双耳外伸，额顶尖形双目横斜如臣字形，线条柔和。斜高2·8cm，宽4·3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是商代遗物。”

3、玉蚕 图3

24号墓出土。似一眠蚕，整体呈螺钉形，头大身细，环节未伸。白玉，圆雕，长1·8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墓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墓，但直身玉蚕多发现在春秋早期墓葬之中，如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墓（M26）墓主玉握中发现的直身螺钉形玉蚕极多，因此M24为春秋早期墓葬的可能性极大。”

4、玉鸟 图4

1号大墓出土，作卧状，圆雕，阴刻出圆目尖喙，前胸中钻一圆孔，玉色碧绿，长约2·6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种玉鸟与商代晚期殷墟出土的玉鸟如出一辙。”

5、玉鸟

17号墓出土，冻脂色，体扁平，作立状，阴刻出圆目，用一条粗阴线刻画鸟翅和尾部，以若干条细阴线刻画鸟爪，长约3·6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墓17如李学勤先生所述，属于春秋早期墓葬，但此件玉鸟并不是春秋早期雕琢的，也不是西周时期雕琢的，而与殷墟西区墓葬M10出土的一件玉鸟（长2·59cm）十分相似，由此证明，该玉鸟为商代晚期遗物。”

6、玉蝉

出土于20号墓，淡绿色，体扁平但中部较厚，栖蝉形，两目两翅甚显，微露尾尖，长2·9cm，宽1·3cm，双目阴刻，颈部勾勒三条阴线，双翅之间一条阴线相隔。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墓虽为西周中期，但此类蝉在安阳殷墟大司空M29中就曾出土过，因此该玉蝉为商代晚期制作的。”

7、玉兔

24号墓出土，白玉，片状，体较肥，阴线刻画出四肢轮廓，耳后伏，以孔代口，尾略长，长约2·3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墓虽为西周晚期，但玉兔却为商代晚期风格，应为商代遗物。”

8、玉兔

出土于1号大墓，灰白色，体扁平，作卧状，阴线圆眼，大耳后伸，以两条阴线勾勒出大腿轮廓，长约3·1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从制作风格上观察为西周早期。”

9、玉珑

20号墓出土，黄白色，体扁平，蜷曲呈半环形，两面雕纹，口大张，阴线方形目，头上蘑菇形角后伏，阴线勾勒出大小腿和足爪，尾回卷，后端再衍生出鱼尾形，长4·5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玉龙虽出自西周中期墓葬中，但从形制特征和雕琢风格观察，并不是西周制作的，它与河南安阳殷墟西区M5出土的一件玉龙形璜（长5·1cm）几乎完全相同，应为商代遗物。”

10、玉蚕（弧形蚕）

28号墓出土，黄白色玉，圆雕，身微环，环节伸开，两端等大，连头共13节，似三眠蚕，风格写实，长4·6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M28为西周早期墓，此种玉蚕在殷商时期尚未发现，所以应是西周早期雕琢的玉蚕。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M27（芮桓公）也发现与此相同的玉蚕，由此证实，梁带村M27的玉蚕应是西周早期制作的。” 

下面一版中的佩饰都是鱼形，有图片11张，实际上只有7条鱼，因为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10都是两图合起来说明一条鱼，有鱼的正面、背面图片或鱼的正面底面图片。图9、图11是两条铜鱼，其余的为玉鱼。为了便于对比观察，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1、细身长条形玉鱼  图片1

出土于57号墓，利用长条形玉雕成鱼形，阴刻出目纹，口中钻孔，以较细阴线刻画背鳍和腹鳍，尾部刻刃，作为鱼形刻刀使用。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种做法为商代晚期所常见，因此该玉鱼为商代晚期遗物。”

2、玉鱼  图片2、3（同一条玉鱼的正面、背面）

出土于39号墓，系利用玉边篆刻，玉鱼底边平齐，两端尖，中背凸，阴刻出背鳍和腹鳍，尾尖有刻刃，装饰兼有实用性质。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种风格的玉鱼在殷墟晚期墓葬中常有发现。”

3、玉鱼  图片4、5（同一条玉鱼的正面、背面）

出土于39号墓，灰白色，直身，阴刻出圆目，以孔代口，以阴刻出背鳍和腹鳍，尾后续一锥形物，用来解结，装饰兼有实用性质，长5·4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种形态的玉鱼在商代晚期较常见，它与安阳殷墟M5399出土的鱼形刻刀几乎完全相同，与殷墟M53出土的玉鱼也极为相似。”

4、玉鱼  图片6、7 （同一条玉鱼的正面、背面）

出土于1号大墓，玉质碧绿透明，扁平，两面雕纹，以目为系孔，姿态平直，身尾分界分明，以稀疏短阴线表现背鳍和腹鳍，长4·6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此种雕琢风格应为商代末期。”

5、玉鱼  图片8、10（同一条玉鱼的正面、底面）

出土于1号大墓，姿态生动，作屈身跃尾状，身体部分玉质白色，鳍尾玉皮绛色，已隐隐有后世因玉色赋形的技巧，堪称佳制。圆雕，以口为穿孔，象玉吞钩初出水摆尾状。长5·4cm，伸长6·3cm。

6、铜鱼

出土于21号墓，扁平，有头有尾有鳍，以眼为穿，可以绳子串之。共出土69枚，都在椁顶和东南阶相接处。长约6·8cm。

7、铜鱼

出土于18号墓，与出土于21号墓的铜鱼相近，共出土22枚。1号墓也出土有2枚，三处共出土93枚。 

下一版图中除图8为红玛瑙珠外，余皆玉器。

1、玉璧

图1，玉璧，出土于80号墓，形圆，孔小，色碧绿，边存薄刃，寓使用意于装饰者。出土于棺穴西北寓，直径约7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应属西周早期制作。”

2、玉璧

图2，玉璧，出土于78号墓，形小，孔亦小。玉质白中带绿，外涂红色硃砂。出土在长60、宽32的一块长方形硃土正中，此玉似为器上镶嵌物。直径约3·1。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该器亦为西周早期制作，形制欠规整，边肉宽窄不一。”

3、系璧

图3，系璧，出土于1号大墓，是一件车器上的用物，出土在车的陈列层，中孔因系绳已磨去一半，与古之所谓系璧者合，因取以为名。色褐白，直径上面2·8cm，下面3·2cm，厚0·9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应属西周早期制作。笔者认为该系璧中孔并非被系绳磨去一半，而是当时制作的不规范形成的。”

4、玉玦

图4，玉玦，出土于18号墓。在玉璧一边，磨去一个小缺口的叫玦，玦就是缺的意思。所以要缺口者，原意当是为的要便于挂绳。旧所谓“遇玦则决者”，是后起附会意。这一玉玦白色绿斑，似美石，截径扁圆，质颇丰润。直径约3·2cm。

5、玉玦

图5，玉玦，出土于48号墓，石质似玉，牙黄色，截径扁平，直径约2·6cm。

6、玉质长方板

图6，玉质长方板，出土于87号墓，平扁长方形，中有二孔。绛褐色，长度超过10cm，应是一种可佩带的用器，但两边无锋刃。

7、砺石

图7，砺石，也称佩错，出土于78号墓，梯形，上窄下宽，上部有一穿可系，红褐粗砂石磨制。长度大约8cm以上。

67号墓、2号墓、54号墓、28号墓、24号墓亦各出土一块，加上7号墓共出土6块。这是继承石器时代磨砺石器的工具而来的，不过这时做得修雅轻便，便于佩带。

8、红玛瑙珠

图8，红玛瑙珠，出土于5号墓，均为短柱形，有孔可穿，截面折棱不磨，无浑圆者。共出土54个，长度大约1·5cm。

9、马蹄形玉

图9，马蹄形玉，出土于1号墓，白玉稍带黑瑕，圆雕。上作长方形，下作马蹄形半圜形，不知何用。高2·2cm，宽3cm。

10、璇玑

图10，璇玑，出土于1号墓，形近圆而有迴旋式的三个机牙，向同一方向迴旋中有小孔，古人谓之璿机，与玉衡连用。玉色灰白，体扁平，直径约3·1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从现有资料分析，称之为牙璧较为合适。它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是它的繁荣期，此期璇玑根据最新发现，有不少是佩带在墓主人手臂上的。商周时期牙璧已趋于衰落，此件牙璧形体很小，中孔更小，应是西周早期制作的，仅具象征意义。”

11、玉质长方板

图11，玉质长方板，出土于1号墓，平扁长方玉，冻粉色，面有横线数条，两端有穿孔，不知何用。长2·6cm，宽1·5cm。

12、玉戈

图12，玉戈，出土于28号墓，白玉质，形制尤小，长约5·1，是一种武器的象征。

     

 

下一版图中除图8外，其余皆玉器

1、玉匕3枚

图1，玉匕，出土于1号墓，匕饭用，平扁形，匕首微阔外凸，中腰细，便于手握，上微残，两系孔犹存。碧玉质，晶莹翠润，上半篆餮纹及垂花纹，刚劲精工，为出土玉器中的第一佳品。匕在殷墟中多为骨制，且有雕花，此改为玉制，花纹亦承其余绪而尤工美。长14cm，宽2·3cm—3·5cm，厚0·3cm。出土时在一陶鬲旁，可证与匕饭有关。《濬县辛村》一书《遗物说明》（三）介绍蚌贝器时，里面也杂有一枚玉匕，同样出土于辛村1号墓，样式亦相同。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笔者以为此玉匕并不是周人承殷墟而制作的，从它的纹样多用双钩法，兽面眼睛是以双阴加阳技法来观察，该玉匕就是商人制作的玉器，其饕餮纹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簋上的饕餮纹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2、玉韘

图2，玉韘，出土于28号墓。《说文》：“韘，射决也，所以抅弦。以象骨、韋（韋：皮条）系，箸右巨指。从韋，枼声。《诗》曰：‘童子佩韘。’”依《说文》韘的功用虽与射决同，但射决环绕手指的周围全是玉，韘绕拇指的，抅弦面一半用象骨（硬的），绕指的他半用韋系（软的），故象骨只占半环，指可稍舒。此一玉韘，亦只半环形，两端有孔，可以施韋系，玉表面篆纵沟三道，与下例射决纹饰同，故定名为玉韘。深绿色，高2cm，半环引直长5cm。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殷墟考古出土的韘，有铜质和玉质两种。玉韘的标本为殷墟妇好墓出土，西周玉韘有陕西扶风上宋北吕村周墓中的一件，河南三门峡M2009虢仲墓出土的四件，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墓M27分别出土了两件金韘和两件玉韘，其中一件为镶金玉韘。由此证实，郭宝钧先生当年的推测并不完全准确，原报告所指的玉韘定名有待商榷。”

3、射决

图3，射决，出土于24号墓，形圆，有缺口如玦，但玦是横扁形，射决是纵扁形。它是套在右手拇指上抅弦放箭用的，也就是明清时代的扳指。此射决色青白，玉质尚好，外有纵线五道。高1·2cm，直径2cm。

4、角形玉

 图4，角形玉，出土于1号墓，碧玉质，甚晶莹，著戈之原始形制。长5·5cm。

5、玉板

图5，玉板，出土于1号墓，上有纵线数条，两端有孔，尺寸失记。

6、玉柱

图6，玉柱，出土于28号墓，黄绿色玉，短柱形，外有环节，中空。长3·2。不知何用。

7、玉戈

图7，玉戈，出土于51号墓，平扁形，有锋有刃有内，内有小孔。锋援皆开刃，甚利。玉色淡青。长9·3，中宽2·4。出土于人骨胸前，为武器的一种象征。

8、腰圆石子

图8，腰圆石子，出土于6号墓，系天然石子，未经磨制，皆腰圆或椭圆形，色洁白，长约1·7。6号墓出土20余枚，皆在四阶。2号、20号、21号、79号等墓还出土40余枚，可见此为当时一种风尚。 

郭宝钧先生在《濬县辛村·遗物说明》中说：“玉器之中，不尽是玉，间有用美石代替者，但为数不多。其他装饰品中有用绿松石制者，有用红玛瑙制者，其珍贵不下于玉。有的也用天然腰圆白石子随葬在墓中，或即作为镶嵌之用。发音用的石磬则以青白的细石灰石为之。”

周原博物馆刘万军先生在《文博》2014年第5期载《濬县辛村卫国墓出土玉器研究》一文中说：“上述出土玉器的卫国墓葬既有大型墓葬，又有中小型墓葬，其中的玉器以佩带为主，说明当时各级贵族都有佩带玉器的传统，与‘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礼制相符。”

刘先生还说“卫国西周早期大型墓M1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但多数玉器都是商代遗物，这和《逸周书·世俘》记载的武王伐商‘俘商旧玉亿有百万’的历史事实相吻合，在目前已发掘的许多西周墓中有大量商代玉器出现，均证实这一历史文献记载准确无误，M1出土的玉器绝大多数属于商代遗物，也支持了该墓属于西周早期这一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