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卫国之所以在周王朝诸侯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直到秦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绵延长达834年，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康叔德政理念深入人心。这不仅体现在卫国22世的44位执政国君身上，而且更浸润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化育出“卫多君子”的良好世风。反过来，“卫多君子”之风又以特殊的方式传承和弘扬康叔德政理念的精神魂魄。“卫多君子”这一文化现象，更能彰显康叔开创的德政理念如何深入人心，化为卫国乃至康姓人世代秉承的精神信仰。 “卫多君子”的评语来自春秋时期的吴国贤公子季扎。前文已经提及，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贤公子季扎来到中原，他先到鲁国，“请观于周乐”，听后对各种不同的乐曲发出多样的感叹。“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也，是其卫风乎？’”“后适卫，説蘧瑗、史狗、史䲡、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前576——484年），是被孔子誉为至德之人的太伯之后裔，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是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是有着“让国”美谈和“南方第一圣人”之称，深为孔子所仰慕的人。司马迁赞其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试想，被这样一位“闳览博物君子”赞叹的“卫多君子”之语，当有何等的分量！季扎生活的春秋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礼崩乐坏”时期，这也许是他淡泊名利、避让王位的原因之一。从他观周乐的感叹可以清楚意识到他尊崇周礼、尚德守信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而他对卫风所体现的“卫康叔、武公之德”的赞叹，既是其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的有力佐证，也是对其“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判断的最好注脚。让我们能够想到，“卫多君子”其实仍是对卫国传承康叔德政的文化概括，因为卫国君子身上无疑流淌着饱含卫风深层内涵和尚德基因的精神血脉。季扎言“卫多君子，未有患也”，是因为“君子”为治国良臣，是德才俱佳之人，是国之贤者，这样的人多了，国家自然能够长治久安。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卫国国祀得以久长的深层文化根源。“卫多君子”，不仅在实践层面多了辅佐国君、以德治国的人才，造就卫国国祚久长、“未有患也”的特殊历史存在，而且他们更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和独特影响，在理论层面弘扬、丰富了卫人崇尚康叔德政理念的文化传统，并助推这一文化传统凝聚为康姓人世代秉承的精神旗帜。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季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以及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其后，孙文子作乱、三家分晋的结局，让季札所言皆成谶语，何其准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足见，季札“卫多君子 ”之语，诚可信也！而且，两相对比，我们亦可窥见，季札所谓君子者，忠君爱国即忠诚的品格，当为其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抑或说是君子风范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一词，誉意满满，是中国人敦品励行的追求目标和道德典范，已成了修为有成、品行高尚者的符号标志。追溯“君子”之词源，《诗》、《书》、《易》三经随处可见，其义皆与“徳”密切相联。《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云“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而《小雅·湛露》言“显允君子，莫不令德”；《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更是人尽皆知。至孔子《论语》所述，“君子”内涵有了更丰富更具体的阐释。此书中，“君子”一词出现百余处，孔子结合具体人物，从多个角度论述其深厚内涵，几乎赋予它仁、义、礼、智、信等儒家要求的全部内容，且要求其内在修养与外在形象的高度统一，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明确标准，使其成了完美人格的化身。自此以下，孟子、董仲舒、韩愈、张载、朱熹、王阳明、章学诚等历代学人，无不以“君子”为做人之楷模。“君子”成了中国人人格修为的评价标准。 但我们在此着重谈论的，则是吴公子季扎以“君子”指代卫国贤大夫时，亦然是贯穿其间的康叔开创的卫国一直秉承的康叔德政理念这条主线。季扎使鲁观周乐时，他从《卫风》里听到的是“卫康叔、武功之德”，感受到的是“美哉渊乎”、“忧而不困”的卫国文化传统，可见他对卫国社会的认识之深刻、把握之准确。因此，他在适卫见到蘧瑗、史狗、史䲡等人时，发出“卫多君子，未有患也”的感叹，绝对是基于对卫国文化传统的认知和赞赏而来的。他眼中的卫国“君子”，必然独具卫国文化特色，皆秉承康叔、武公之德。更何况“君子”之美，《诗经·卫风·淇奥》早就用以对卫武公的赞誉呢！《毛诗序》言：“《淇奥》，美武功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唐孔颖达完全同意此言，“正义曰，作《淇奥》诗者，美武功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听臣友之规谏，以礼法自防閑，故能入相于周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寛兮绰兮，倚重較兮。戏谑兮，不为虐兮/”《淇奥》分三章，以博喻的修辞手法，重章叠句，反复咏叹，盛赞武功之美德，称颂其内外兼修、遵德循礼、言行有度的“君子”之风。康叔之德，前文我们已有充分论述。而武公之德，《史记·卫康叔世家》有言：“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修康叔之政”，这是司马迁对武公功德得于继承康叔之德的点睛概括。由是反观《淇奥》，其中对武公君子风范的赞扬，又何尝不是对康叔遗风的歌颂呢！其实，相传卫武公所作的《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一诗，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头脑清醒、崇德尚礼、不流世俗的君子之风。《毛诗序》言：“《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逅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正义曰，《宾之初筵》诗者，卫武公所作以刺时也。以幽王政教荒乱而惰废，乃亵慢亲逅小人，与之饮酒无有节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沉酗于酒湎斎颜色，淫液不止遂成风俗。卫武公既入为王之卿士，见其如此而作是诗以刺之也”。（《毛诗正义）《宾之初筵》的内容和前贤的阐释，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康叔徙封卫国时周公以《酒诰》命之的情景。殷鉴不远，《酒诰》命康叔“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试想，若此诗果真为卫武公刺幽王政教荒乱、沉湎淫液而作，那么，能“修康叔之政”的他，怎能不牢记先祖之教呢？他刺幽王的思想根基中，一定凝聚着《酒诰》之精髓——“饮惟祀，德将无醉”和“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宾之初筵》正是武公秉承先祖之德、忧国忧民而不流世俗、激浊扬清的君子情操的有力佐证（惜乎前贤释此诗竟未触及《酒诰》）。毫无疑问，卫武公也肯定成为季扎眼中卫国君子人格标准的典范参照，或者说季扎观《卫风》感受到的“卫康叔、武功之德”，也必然成为卫国君子所秉承和发扬的优良品质。我们看一看这些卫国君子的人生作为，就更能加深这一认识。 这里先从季扎适卫见到的一拨卫国君子说起吧。蘧瑗，字伯玉，前585——484年间人，是一位年逾百岁的寿星，先后事卫献公、襄公和灵公三代，称得上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弗治之治”思想启老子，倡“道德教化”承康叔而启孔子，辅君治卫赢得了好评。《淮南子》有言，“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蘧伯玉以德化，公孙鞅以刑罪，所极一也。”“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讲得更具体，且阐明了“涣其群元吉”之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䲡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渙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韩诗外传》则言：“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名昭诸侯，天下愿焉。《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充分肯定其“君子之行”的榜样作用。刘向《列女传·灵公夫人》记载有“宫门蘧车”的故事：“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蘧伯玉也。公反之，以戏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觞再拜贺公，公曰：‘子何以贺寡人？’夫人曰：‘始妾独以为卫有蘧伯玉尔，今卫复有与之齐者，是君有二贤臣也。国多贤臣，国之福也，妾是以贺。’公警曰：‘善哉！’遂语夫人其实焉。君子谓卫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诗》云：‘我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之谓也。”读这段描写，从南子的赞扬和灵公的默认中，蘧伯玉之贤大夫“君子”形象及在卫国的影响，亦跃然纸上。他长孔子30岁，两人亦师亦友，交往深、情谊厚。孔子赞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论语·卫灵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明言：“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 ……”。而且，他留下的“宫门蘧车”、“蘧瑗知非”和“耻独为君子”等美谈，也成为儒家倡导的君子慎独、自省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范例。因此，历代孔庙祭奠中，将其列陪社东廊第一位，表达儒家对这位君子的敬重。宋代苏轼《次韵曹九章见赠》还言：“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 史䲡，字子鱼，故又称史鱼，也是卫国著名贤臣，与蘧伯玉同事灵公。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忠君爱国，史传“史䲡尸谏”之美谈，并赢得孔子赞誉。《孔子家语·困誓第二十二》记载：“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骤谏而不从。史鱼病将卒，命其子曰：‘吾在卫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毕矣。’其子从之。灵公吊焉，怪而问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命之殡于客位。进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远之。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此事刘向《新序·杂事第一》也有记载。而且，《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还曾称赞他：“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公子荆则是卫国的另一类君子。他名荆，字南楚，是卫献公之子，长灵公一辈，但以大夫辅佐灵公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前文已论到，当年卫国发生“四大夫之乱”时，“庆比御公，公使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危难紧急之际，灵公让叔父为自己的“驂乘”，并为护卫灵公而身受箭伤，既见公子荆之忠勇担当，亦见灵公对他的倚重和信任。如此和谐亲密的君臣加叔侄关系，非品格高洁者，何以相融？于此可知，南楚绝对称得是一位遵礼守德、淡泊名利、忠君爱国的卫国君子。他作为康叔之后裔，若非秉承康叔之德和先公子之遗风于一身，怎能赢得君子之美名？数十年后，孔子又称赞他：“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王肃注：“荆与蘧瑗、史鰌并为君子。”孔颖达疏：“此章孔子称卫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论语·子路》） 公叔发与公子荆可以看作同一类的卫国君子，都是卫国公子，康叔之后裔。公叔发又称公叔文子，全謚公叔贞惠文子，是献公的孙子，年长于灵公。前文论述中，我们曾引用《左传·定公六年》的记载，提到鲁国阳虎讨郑无礼过卫，引“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在此危急时刻，年迈的公叔文子“辇而如公”，力陈利害，晓礼喻义，说服灵公，避免了鲁卫间不应有的一场争斗。他先劝灵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再言鲁卫之亲，“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奈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如何？”公叔文子劝谏灵公态度温和、语气委婉、尚德睦亲、有礼有节、丝丝入扣，俨然一副明德守礼的君子风范！特别是他以周公康叔至亲言鲁卫关系，更见康叔之德于其灵魂深处之根深蒂固。前497年，公叔文子卒，灵公赐謚公叔贞惠文子，以彰其君子风范。《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请謚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着，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这里卫灵公给予公叔文子“惠、贞、文”兼具的盖棺论定，可谓是对其君子品格的高度概括！ 囿于我们视野狭窄，掌握资料有限，季扎所言的卫国君子中的史狗、公子朝，这里不再叙述。但仅以上对蘧瑗、史䲡、公子荆、公叔发所述，就足以看出吴公子季札眼光之精锐与独到，更认识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的文化风尚在卫国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影响。因为，季札适卫时，卫国还是献公在位，且刚经过政局动荡而献公复位不久，在此境况下季札出此论断，若没有对卫国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是断然不敢妄言的。这些君子事卫三代或两代君主，其德其能，堪称君子，季札之言不枉也！可以想到，深受孔子敬佩、深知康叔之德深植卫国文化沃土的贤公子季札，他“适卫，説蘧瑗、史狗、史䲡、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之后，作出“卫多君子，未有患也”的论断，绝不是单单仅对此六人的赞誉，而是对卫国世代传承的康叔开创的崇德尚善之文化精神的肯定。因为此后孔子依然有类似判断，此前就有很多卫大夫堪称君子，其高洁品格一直为后人敬仰！ 前文已经论及，孔子在多个场合谈到，卫国贤大夫多，除了季札提到的蘧瑗史䲡公子荆外，还举出过仲叔圉、祝佗、王孙贾、宁武子等，这么多贤者辅佐灵公，是卫国社稷得以久长的重要保障。“子言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奚其丧？’”（《论语·宪问》）把其中道理讲得最明白，我们在前面论述卫成公、卫献公、卫灵公时，都涉及不少卫贤大夫赤胆忠心保社稷的故事。若再往前看，同样不乏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更让我们看到“卫多君子”由来已久，他是贯穿卫国834年历史的文化传统。 早在卫桓公时，就有贤大夫石碏大义灭亲的故事。《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庄）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石碏谏卫庄公，完全是出于公心的忠义之言，是一位上卿忠君爱国、关心社稷安危的君子之举。只可惜庄公“弗听”，埋下日后州吁弑桓公而立的惨剧。然多行不义必自毙，州吁弑君夺位，不得人心，终被石碏设计将其和石厚一起杀掉，留下大义灭亲的美谈。《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州吁弑桓公而立后，曾联合宋、陈、蔡伐郑，文中有鲁大夫众仲对州吁的评价：“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众仲对州吁“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的评价非常准确，他违背卫人秉承康叔德政传统而行，必然不得人心，这和当初石碏谏庄公所言完全一致。所以，在“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时，这位已退休的卫国上卿，便利用自己的贤德和影响力，借助陈国的帮助，“杀州吁于濮”，“杀石厚于陈”，为卫国除掉了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恶人。“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如此评价，也完全包含了对其秉承康叔德政理念的君子风范的认可。可以说，石碏堪称“卫多君子”的杰出代表！ 卫懿公时剖肝葬君的弘演，也是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卫国君子。刘向《新序·义勇第八》记载：“卫懿公有臣曰弘演，远使未还。狄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与禄位者，鹤也；所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齐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救卫于楚丘。”《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亦有相同记载，并在最后赞评之曰：“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命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淮南子·缪承训》曰：“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 ……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左传·闵公二年》只记懿公率师与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的战事，和在齐国帮助下“立戴公以庐于曹”的善后之举，并未及弘演之事。显而易见，弘演剖腹葬肝之忠烈悲壮事迹，是后人有感于“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一卫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而补充追记的。因为，《新序》中齐桓公之语和《吕氏春秋》中的赞评，都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这一思想倾向。 其实，“卫多君子”的传统在春秋前期的卫国公子中也早已体现，和季札赞赏的公子荆、公叔发一样，作为康叔后裔，一直秉持始祖德政理念的精神旗帜。卫宣公时“二子乘舟”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这就是卫国史上宣公失德而造成的两位公子共同赴死的“二子乘舟”悲剧 。《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卫人以回环往复的咏叹，表达对两位公子高风亮节的敬仰，寄托对他们的无尽追思！《毛诗序》直言：“《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刘向《新序·节士第七》的记载虽与前两者略有区别，但将此事列于“节士”，且文末特意表明“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馋也”，显然意在嘉二公子之君子风范。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对此事的记载与《左传》相同，并更具体地记下事发次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馋杀前太子彶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饹齐”。进一步说明此事在卫国史上的影响。由此可以见证，伋、寿二公子重义守礼之行为，堪为后人以君子敬之！ 《淮南子·泰族训》言：“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圣人也。”（第514 页）这里讲的国之存亡的道理，或许也是对“卫多君子，未有患也”的肯定。因为刘向阐述这一观点时，就举出了“蘧伯玉以其仁宁卫”的例子。以此总观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想，在康叔德政理念深入人心的卫国，良好文化生态养育出的众多被儒家推崇的君子，其言行修为，又必将以其身份和地位的特殊，对传承康叔德政理念、凝聚崇德尚善的卫国世风和康氏家族文化精神，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助推作用。即使到了卫嗣君时，卫国君子依旧发挥着独特作用。《吕氏春秋》记载：“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薄疑所为，亦堪称君子也。且吕氏所评，卫得久存，亦耐人回味深思！ “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季札之言，诚可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