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原有100篇，由孔子编纂并作序，大多已经失传。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秦汉时期的伏生传下来,仅存29篇,其中《周书》19篇,有牧誓、洪范、金鰧、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另外又有传世的泰誓、旅獒和蔡仲之命等。以上20多个篇章,保存了西周初期的主要历史文献,包含着丰富而厚重的周文化元素。其中的敬德保民理念和治国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价值。 一、《尚书·周书》中16篇西周初期文献内容简介 《尚书·周书》中有16篇属于周初武王、周公、成王、康王时期的文献,其中13篇来自《今文尚书》,由秦汉时期的大儒伏生传下来,其余3篇由孔子编纂的百篇《尚书》中流传下来。仔细阅读就可以体悟到,这些文献之所以能历时2000多年饱经磨难而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富于思想价值和治世价值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下面不妨将这16篇文献的主要内容作以简介。 1、《周书泰誓》:泰,《史记》作“太”,《国语》作“大”。本篇是周武王伐商前大会诸侯时的誓师之词。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武王向广大诸侯誓师,对友邦诸侯和治事大臣作了告诫,揭露殷纣王的罪行,号召诸侯和属下齐心协力伐纣灭商。其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名句所表达的民本思想振聋发聩。 2、《尚书·周书》中的《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相传《洪范》为周灭商后第二年,经武王姬发请教,殷商贤臣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 3、《旅獒》:是灭商建周后不久,当时西方旅部族向武王献上一种大犬,时任太保召公姬奭做《旅獒》.劝诫武王不要沉洏于乐,防止玩物丧志,荒废治国大业。 4、《大诰》:是周公辅佐成王时,管叔、蔡叔、武庚联合淮夷作乱,周公率兵东征、出师前,以成王的口吻发表诰文,申述所以东征的理由,是为了完成文王武王未竟的事业,平息叛乱,巩固政权,从而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为平定管蔡之乱、重新统一周朝奠定了思想基础。 5、《康诰》6、《酒诰》7、《梓材》: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把原商国的地盘和人民封给康叔管理,以成王的口气拟了三篇训诰:《康诰》《酒诰》《梓材》。其中《康诰》告诫康叔要效法文王,彰显仁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酒诰》是中国第一篇禁酒令,是为了防止以酒失德,以酒乱政。《梓材》是为政之道,教诲康叔遵循常典,施行德政,安定人民。在康叔上任之前,周公之所以对他连发三篇训辞,谆谆教诲,是因为康叔要治理的区域,是原来商朝的地盘,是殷商遗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是需要特别加强管理的重点地区,事关巩固政权、 安定天下的重大问题。 8、《蔡仲之命》:在蔡叔度被流放后,爵位也被剥夺。但蔡叔度的儿子蔡仲有德行,于是周公最后又把蔡仲封在了蔡国,并且写了《蔡仲之命》来告诫他。在这篇训诰中,周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的著名的敬德爱民行善政的光辉思想。 9、《召诰》:当时成王欲迁都洛邑,先派召公去经营。周公视察洛邑时,召公委托周公上书,告诚成王应当敬德保民,以使天命长久,天下安定。 10、《洛诰》:洛邑建成后,由谁来坐镇这一新城,是周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公和召公希望周成王迁都洛邑主持政事统治天下。而周成王则认为民心未定,自身威望不足,不适宜在此时迁都,认为让重臣周公先居洛邑,才能威服东方，为之后迁都做好准备。周成王和周公对此反复商讨,终于决定周公继续留守洛邑,治理东方。在成王七年洛邑的冬祭大会上,周成王宣布了这一重大决策。史逸将周公和成王先后讨论的对话以及洛邑冬祭时的情况辑录成篇，册告天下。从中可以看出周公精忠报国的思想境界和成王对周公的信赖。《洛诰》传出后，有叛逆之心的诸侯看出了成王对周公、召公的信任和精诚团结,打消了不轨的念头。 11、《多士》:多士就是众士,指殷王的旧臣。周消灭殷后,殷王的旧臣大族心怀不满,顽固不化,周人叫他们做仇民或顽民。在西周初年,这些人参与了三监叛乱,震撼了周王朝。周王朝君臣一致认为必须彻底征服殷商遗民，加强对这些旧臣的管束。于是,在新都洛邑的附近营建一城——成周,把殷民全部迁移到此城,统一管理,加强教育和监督。殷民故土难迁,多有怨恨,周公代替成王发布诰命,说明必须迁徙的原因，宣布政策,指明前途。从此殷商旧臣便不能叛乱了,可见本篇对统治殷民起了重要作用。 12、《多方》:这是周公代表成王告诫众诸侯国君臣的诰辞。方,就是国。多方,就是众多的诸侯国。周公归政成王后的第二年,淮夷和奄国又发动叛乱。成王亲自出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讨伐淮夷,灭了奄国。五月,成王得胜回到镐京,各国诸侯都来朝见,周公代替成王发布了这篇诰命。本篇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天命,夏商两代的兴亡是天命,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因为有德而天命所归。天命不可违,周王朝的统治也是不可违背的。本篇先分析夏亡汤兴的原因，在于能否顺从天命敬德保民。接着说明周王统治多方,也由于顺从天命,又谴责多方不安天命,自作不法。最后勉励多方听从天命,和睦相处,勤勉做事。 13、(无逸》:“无逸”就是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周公还政给周成王,但他怕成王掌权后贪图享乐,荒废政务。于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逸乐。史宫记录周公的诰词，名叫《无逸》，周公指出人君不可沉迷于逸乐,必须先知稼穑的艰难，先知小民的痛苦。把逸乐同百姓的痛苦联系起来,说得非常深刻。本篇首先指明君主要做到无逸,必须了解稼穑的艰难。接着引用历史事实,说明无逸的重要性。并强调君主要勤于教诲,严于责己。 14、《君奭》:是周公旦对召公奭的答辞。西周初年,平定东方各国的叛乱之后,天命之说又盛行起来。召公奭恐怕官员们相信天命,懈怠政事,提出“天不可信”,主张事在人为。周公赞赏召公的看法,表示倚重召公,勉励召公共同辅佐周成王完成大业。 15、《立政》:本篇是周公晚年对成王的诰词,主要内容是阐述设立官职理政的准则。自周公东征后,天下日趋安定,摆在周王朝面前的任务是健全官员制度,以求长治久安。在诰词中,周公说明了夏商两代设定官职的经验,告诫周成王必须奉行文王武王设定官职的管理办法,任用贤人,不干涉狱讼案件;集中精力重点加强军事力量,学习大禹统一中国。这些政策安定了国家，促进了周王朝的发展。 16、《顾命》:顾命,等同于遗嘱。公元前1025年,周成王临终前,担心太子钊不能胜任天子之位,命令大臣召公和毕公辅佐太子。成王逝世后,太子钊在先王之庙接受册命的仪式;登上王位,史称康王。其后,朝见诸侯。召公芮公献词，康王勉励诸侯保卫周王朝。 《周书》中这16篇珍贵文献,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把武王伐纣、建立西周、请教治国、召公进谏、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东征平叛、分封诸侯、训诫康叔、任用蔡仲、营建洛邑、教化殷民、告诫成王、设官理政、传位康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思想理念反映得清清楚楚,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政治意义,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二、《周书》中周初16篇文献的思想精华和政治智慧 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书》里面有关周初的16篇文献,最突出的是饱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和充沛的政治智慧。真理是在和谬误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周初思想家政治家的正确思想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与殷纣王的思想谬论以及乱政、暴政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体现出明显的先进性,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其一，关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想。武王在《泰誓》中有一句名言、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进而指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说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上天一定会依从的。上天的看法,就是来自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来自人民的听闻。而不像殷纣王所说的‘吾有民有命!自以为自己有人民有天命。其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民众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伤害民众的利益,就会被人民所抛弃。所以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武王革殷商之命,是当时“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其二，关于“天不可信”、事在人为的勤政思想。在《君奭》中,召公针对西周初年平定东方各国叛乱后,天命之说又盛行起来的情况,召公奭担忧官员们轻信天命,懈意政事,提出“天不可信”,主张事在人为。周公非常赞赏召公的看法,勉励召公与自己共同辅佐成王,勤谨为政,巩固政权。这既是对殷纣王迷信天命的否定,也是对东征平叛后西周官员中天命之说死灰复燃的抨击，从而有利于打消谬误和惰性,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其三,关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敬德保民思想。《蔡仲之命》一文,说的是在蔡叔度被流放后,爵位也被剥夺。但蔡叔度的儿子蔡仲有德行,于是周公最后又把蔡仲封在了蔡国,并且写下训词来告诫他。在这篇训诰中,周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光辉思想,揭示了规律性的真理。这就是说,上天对谁也不亲近也不疏远,只帮助有德行的人;民心没有常主,只是怀念仁爱之主,谁为他们谋利就拥护谁,谁虐待他们就背叛谁。俗话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其四,关于礼贤下士、虚心请教的政治家风范。《洪范》这篇文献,就是武王尊老敬贤,虚心请教得来的。“洪范”即统治大法,治国之道。相传《洪范》为周灭商后第二年,经武王请教,殷商贤臣箕子向武王陈述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 其五，关于忧国忧民、直言进谏、敢为帝王师的耿耿忠心。从《旅獒》《召诰》《无逸》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周公、召公等周初元老重臣“先天下之忧而忧”，爱国爱民,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以臣劝君,勇于对地位最高的帝王进行训诫,其赤胆忠心,高风亮节,真让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 其六,关于重用贤才、治国安民的政治品质。武王、成王学习文王礼贤,重用姜子牙等贤才,使周国兴盛的感人事迹,武王、成王重用周公、召公等,康王重用召公、毕公、毛公等,这从《洛谐》《顾命》等文献中可以看出来。 其七,关于不计前嫌、选贤任能的非凡见识。蔡叔度曾与管叔鲜勾结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罪恶很大,影响恶劣,被处罚流放之后,爵位也被剥夺。但蔡叔度的儿子蔡仲有德行,很贤能,于是周公不计前嫌,把蔡仲封在了蔡国。结果蔡仲不负厚望,把蔡国治理得很好,这在《蔡仲之命》这篇训诰中体现得很清楚。 其八,关于重视宣传、舆论先行的政治智慧。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武王伐纣前所作的《泰誓》《牧誓》，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前所作的《大诰》，都是在做出重大决策后重视舆论宣传工作的范例。 其九,关于任前谈话、预防在先的政治策略。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把原来属于商朝的地盘和人民封给康叔管理,并以成王的口气拟了三篇训诰:《康诰》《酒诰》《梓材》。这实际上就是对康叔的任前谈话。这种现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为什么这样做?这说明周公的政治敏锐感很强,对管理好这个地方的极端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因为商朝在这里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殷商遗民也参与了叛乱。这是重灾区,是管理的重中之重。管理好这个地方事关大局,直接关系到政局和社会的稳定。故而周公给子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仅任前谈话就连发三篇训诰。这对我们今天处理腐败塌方区、打黑除恶重点区很有借鉴价值:《蔡仲之命》也相当于一篇任前谈话。因为蔡仲的父亲蔡叔度参与过“三监之乱”,是有罪之人,在这种情况下提拔贤能的蔡叔之子蔡仲担任一方诸侯,其中的原委必须讲清楚。这就是“惟德是辅”,谁失德就抛弃谁,谁有德就提拔重用谁。 其十,关于刚柔相济、注重安抚的政治手段。《多士》是对殷商遗民的训诰，《多方》是对各国诸侯的训诰。这些遗民和诸侯,其中有参与叛乱的，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作为以德立国的周王朝,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但也不能不对他们强化管理,进行教育和感化。这种刚柔相济,严加管理和教育感化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必要的。 其十一，关于设官定职、各尽其责的管理智慧。《立政》这篇文献,就是平定叛乱、重新实现全国统一后产生的。全国统一后要加强统治和管理,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就必须设立各级官员,赋予他们明确的职责,以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各谋其政，使治国安民的具体事务落在实处。这就是《立政》这篇文献的重大功能。 其十二,关于实行善政、杜绝恶政的治国原则。在《仲之命》中,周公明确指出:“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就是说行仁政、做善事虽然各不相同,都会达到社会安定;行暴政、做恶事虽然各不相同,都会走向社会动乱。这就告诫蔡仲必须明德慎罚,运用权力施行善政,安定国家和民众。 其十三,关于树立楷模、学习榜样的治国方法。《史记》载: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姬昌是西周的国父,是人人皆知的楷模,西周初期的官员乃至百姓,提起文王都感恩戴德,心服口服。以文王为榜样,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诗经》歌颂的主角就是文王。在《尚书·周书》的很多文献中都提及文王的功德,不论是对武王、成王的进谏,还是对康叔、蔡仲的训诰,都多次谈到文王。显然这是把文王作为榜样让有关人员效法的。其效果自不待言。 其十四,关于禁止酗酒、预防腐败的清醒认识。 周公发布的《酒诰》这篇戒酒令,是因为在殷商末期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酗酒丧国,腐败至极,后果严重,因此才不得不严令禁酒。这事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诸多腐败分子,也都是酗酒狂。即使在一般干部中,过去也有“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说法。 其十五,关于关爱民众、照顾弱者的政策导向。在《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要光大父亲文王(的功德)，彰显仁德，慎用刑罚;不能欺侮孤老、寡母，在人民面前平易、恭敬、谦虚。类似的告诫,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次提到，这是对文王“怀保小民”思想的传承与弘扬。我们今天关爱弱势群体,照顾低保户以及精准扶贫,就是对周文化爱民、保民、安民、裕民思想的发扬光大。 论述至此,我想说一句:要想知道“成康之治”是怎么炼成的，答案尽在《周书》16篇里。 三 、《周书》16篇的思想精华和政治智慧的重大现实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要求“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还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不难看出,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对《周书》思想精华和政治智慧的挖掘、传承和利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周书》说的虽是3000多年前周朝初期的事理,然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周朝初期和新时代的中国相隔几千年,但却有共同的任务,那就是惩治腐败，整顿吏治,清明政治,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一句话,就是开创太平盛世!当年的太平盛世,就是创建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现在我们心目中的的太平盛世,就是实现中国梦,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由此我们可以说,西周初“成康之治”的成功要素,和当前振兴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成功要素,自有相通之处,具有某种共性的东西。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共性的东西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尚书·周书》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仍然是适用的,具有很好的借鉴参照作用,其光辉思想和政治智慧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仅可以照耀和成就现在,也可以照耀和成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