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民本言论,基本集中在《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多士》《无逸》《多方》诸篇中,他爱民、信民,视民众为上。具体表现在“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力农无逸”理论的继承与提出上。这些理论,切合实际,顺应时势,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成为了儒家“德治”教育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一、周公民本意识的初处 周公的年代是在殷周交替时期,主要功绩在建立西周辅佐成王时取得。那个时候,周公除“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外,还常常深思熟虑,对前朝进行损益，接受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 首先,在天命的问题上,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既主张有“天命”的存在，但又反复说明“惟命不于常”,即不能听天命是从。他深知夏桀是惟天命是从的,夏桀认为上帝将天下托付于他,他就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太阳。可是,事实怎么样?这一点,《尚书·大传》有言:“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殷纣一样,也是听天命之徒。《尚书·西伯戡黎》及《史记·周本纪》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其内容是:周文王打败黎国的消息传出后,纣之大臣祖伊立即去告谏纣说,周的发展,将威胁到商的统治。没想到,纣竞说了这样的话,“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其意是说:既然有天命在上,别人是把我不能怎么样的。结果如何?“殷革夏命”,太阳没有消亡,桀的天下却被商汤取代了。“周革殷命”,自认为别人拿他没有办法的殷纣,却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为周人取而代之。这一“执天命”的顽疾,周公看到了,所以,他向社会大声疾呼,继承与提出了“敬德保民”思路和“明德配天”的新天命观。 在对待道德的水准问题上,周公一直重视“德”的孕育,他主张安保民众的利益,对老百姓的政策放宽。正如《尚书》“敬德”的本意,即“德”要“敬”,要时时警,“敬”者就是“警。周公认为,民众利益保护了，祈天永命才是实际。夏桀、殷纣的作为违背了民众利益。《尚书·召诰》有句可证：桀“惟不敬厥德”，即不看重民众。《多方》有言可证：“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这里是说夏桀贪图逸乐，不恤问人民疾苦，甚至大肆淫乱，毒害百姓。殷纣的幕僚们与殷纣一样，如《多方》里说的：“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于民，至于百为。”意思是说，殷纣的臣僚们不懂得保护群众，劝导群众，而是相互残暴地对待群众，甚至于作恶多端，无所不为。所以，才有了“天惟时求民生”的话。即上天才不得不另寻民主。如降任于商初的汤，周初的周文王。 二、周公民本意识的核心 周公的民本意识在他的言论中有多处,集中突显了一个“德”字。他主张从根子上解决对老百姓实施保护、引导的问题,因之,“明德”与“敬德”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所谓的“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所谓的“敬德”,就是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尤其是统治者,要制定一系列爱民、保民、利民的政策。这方面,周公主张两点,首先提出“先知稼穑之艰难”,要求统治者勤政修德,严戒荒淫,了解民众疾苦,为民众解决困难。再就是“保享于民”,即宽以待民,让民富裕,满足民众的要求,这样,才能人心所向,天下太平。关于“慎刑”,周公遵从文王遗志,首次提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奸究杀人,历人有宥。”“用中刑。”其意是：即对犯罪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反对族株连坐,主张只惩罚罪犯本人;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主张刑罚适中。 在对殷亡周兴的论述中,“德”字贯穿始终。《酒诰》有语:“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失于非彝,用燕丧威仪……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这里是说殷纣王好酒纵乐,不顾民怨,自恃有命在天,作威作福,上天降灾于他。后找到民主,是文王。对周文王,《无逸》有语:“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其意是:只有像周文王这样有德行的人,才能够带领民众把国家治理好。这就是“无德”与“有德”的区别，“无德”与“有德”带来的不同结果。可见，“德”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中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周公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是这样做的。在对各种事务的处理上,他与父亲周文王一样,以“德”为本。如对待权力、不觊觎,没有野心。武王弥留之际,要将权力交于他,他涕泪俱下,坚决不要,武王死后，他于危难中挺身面出,尽心竭力辅佐成王,在成王成年后毫无留恋地把权利移交给了侄子,这是什么?这就是道德操守,虔敬修养的高尚品德。在对待殷商上层人士的处置上，周公力主以仁德对待，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同时争取殷人中有影响、有德行的人出来做事。对待被关把在牢房里的忠臣和贵族，力主释放；对待饥饿的殷民，他打开钜桥的粮仓，散发鹿台的钱财,给以赈济。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言辞,以“德”字显现,內容有震撼力,正义感强,以至于商军阵前倒戈,往回冲杀。至此,荒淫无道的殷纣王无路可走,于鹿台自焚而亡。据传,《尚书》中的《牧暂》就是周公写的誓词。周公在东征平定管叔、蔡叔、武庚反叛势力的战役中,始终本着以德安天下的原则,爱护民众,体恤民情,与将士同甘共处,与民休戚与共,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周王朝的势力延伸到大海,彻底完成了周的灭商计划。在对待被保留下来的东方旧国的问题上,周公实行周文王“明德慎罚”的方针,遍告他们,大家仍然和过去一样,居住原来的房屋,耕种原来的土地,遵守国家的礼法制度。对于商朝旧贵族,周公承认他们过去的社会地位,但反复告诫他们,商的灭亡是由于他们骄奢淫逸而招致了天罚,周兴是顺从天命的。这些贵族的部分人随后不但担任了职务,还将奴隶也迁了去。周公在“德”这篇大文章里,还兴文教,尤其是对待上层,他的子弟们。如《多士》《无逸》就是劝诫成王及其王室子弟,要学习历史上的贤明君主,敬畏天命,尊重人才,谨慎明德。他曾告诚儿子伯禽:重视天下贤能之士。及时接待来访的客人,那怕是在洗头、在吃饭,都要放下来,而且是不厌其多。 三、周公民本意识的传承 一部《尚书》，囊括的周公诰辞及其周公同成王、召公的谈话内容(《洛诰》《召诰》),爱民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归纳起来,有“明德配天”的天命观,立政惟贤的用人理念,守业艰难的忧患意识。因之,周公备受后来人推崇,尤其是孔子,他是赞颂周公的第一人,孔子曾说: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赞周公:“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公，其达孝矣乎。”《礼记·中》载，孔子在其年老体衰时，感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于有孔子的评赞,周公被儒家推崇，且成为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以至于随后的各朝各代,民间老百姓,每每提及。老子的（《道德经》),把“德”整篇论述,儒家学派以“德“为基本,教化人民。曹操的《短歌行》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句。更为称赞的是成语“饥寒交迫”的产生,与“躬自厚而簿责于人”“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思想的影响有关。史载:一个时期,盗贼猖獗,帝不解,于是,拿来一罪犯亲审,帝问：“为何偷盗?”罪犯说:“饥寒交迫,实在没有办法活了。”帝一听,顿感责任在己,当即给罪犯免罪,立誓以德治国,后国果然大兴。 周公时代实行的是分封制,属奴隶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封制废止，郡县制推行,即封建社会开始,直到孙中山推翻清的统治,封建制结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周公创立的嫡长制一直实行,这是“明德”思想的延续。周公传给了社会一种稳定的机制,让皇宫内不为皇位争来争去。 在“德治”天下的大前提下,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们在紧张而有秩序的约束下享受轻松与愉快,即礼者,约束、有秩序之意；乐者,和谐之思。因之,在周公后的社会中,礼乐文化一直被人们利用和传承。包括现时代,民间就流传着“家家有礼人心善,村村有乐天下安”的佳话。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登基时,大臣建议按一定的礼仪行使,刘邦说越简单越好,不料,现场没有约束,乱的一塌糊涂,耍酒风的,拍桌子拌板凳的,刘邦都拿这些没办法。西汉士大夫韩延寿,是“德”“礼”的楷模,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为政清廉,广施仁义,社会风气大变,先前民间存在的见利忘义、怨仇迭起、孝心缺失现象得到很好的遏治,其行为深受老百姓爱戴。一次,韩延寿在高陵县巡视,遇见兄弟二人因田产争执前来诉讼而感到非常痛心，于是,他回到县驿闭门思过,认为是自己教化有缺失。对此,高陵县的县乡官员都自缚其身以请罪。这件事传到有争执的两兄弟的家族中,整个家族都在谴责,因之,两兄弟自感懊悔,剃掉了头发,以表谢罪,并承诺把自己的地让出。韩延寿时到这个信息后很高兴。这就是“躬自厚而簿责于人”的道德风范。追其原因,就是韩延寿受周公思想的影响,较早地形成了礼乐教化的自觉思想和德礼相济的政治理念，较早地领会了孔子的思想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用人的问题上，各朝各代开国者大都除任用有功贤能之人外，还不同程度吸取周公以德治国的方略，大胆启用前朝开明子弟、前朝开明官员，委任以职务。《尚书》中的《多士》《无逸》无疑起到了作用。事实证明，周公循循劝导谆谆教诲的用心对西周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周公的一生，是勤政爱民、忠于国家、公正无私的，他的卓著业绩中的爱民、保民、利民理念，国人应该向他学习，向他看齐，更应该传承。我们相信，他的爱民思想在影响了我国的古代文明后，同时也必将在中华文明前进的历程中持续闪耀光华。 参考文献： 《陕西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尚书·大传》等   （注：本文原载2018年11月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编辑的内部交流资料·第八届周文化《尚书·周书》专题研讨会论文专辑，作者刘新宇。本刊转载时文字略有改动，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