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诰》与《梓材》是周公针对“朕其弟小子封”——康叔治卫而发表的施政文诰，成为《尚书·周书》中的重要篇章，其负载的周文化信息非常丰富。所以，解读这两篇文诰，更有益于发掘揭示康叔治卫“能和集其民”的德政理念之深厚文化根源，由此感悟到康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崇德尚善”精神要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尚书·周书·康诰·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孔颖达疏曰，康叔封卫后，“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之书也。其《酒诰》、《梓材》亦戒康叔也，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诰》戒以德刑，又以化纣嗜酒故次以《酒诰》，卒若梓人之治材为器以结之。”此三篇而一序，显见这三篇文告之于康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命治卫的共同重要性，更可以从中悟到康叔治卫谨遵德政理念的文化根源：即周之兴起过程中先祖一直倡导并奉行的以德治国的执政传统。《康诰》告诫康叔，治卫要秉承“丕显考文王”奉行的“明德慎罚”传统。《酒诰》是周公针对殷商湎于酒而政废祀绝的教训，特意向康叔提出的治卫必行的禁酒令，不仅明确了对“湎于酒”者的严惩措施，而且特倡导“饮唯祀，德将无醉”的“酒德”，并强调这也是“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的周之传统。而《梓材》则以带有隐喻及象征意味的方式来告诫康叔治卫应遵行的为政之道，更包含着周之最高统治者对其勃兴之根于德政的深切体认，故谆谆嘱咐康叔要谨遵先祖治国之道，“如若恒”，“肆徂厥敬劳”，“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其言切切，其意殷殷，“若梓人之治材为器以结之”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周公在三篇文告里对周先王“明德慎罚”执政传统的推崇一以贯之，这就为康叔治卫“能和集其民，民大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促其继承周先王执政传统并形成自己治卫的鲜明德政理念，故“成王用命，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史记·卫康叔世家》）”。可见，康叔治卫“能和集其民”的德政理念与周先王的执政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康叔治卫之德就根于深厚的周文化沃土之中。因《酒诰》已在拙文《<酒诰>之于康叔治卫的作用及永久文化价值解读》（载《康氏文化》2015年第3期）中做过阐述，这里只就《康诰》和《梓材》进行探析梳理。

   《康诰》是“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的新形势下，“周公咸勤”，借此机会，向徙封卫地治理殷商旧地的康叔“乃洪大诰治”，即代成王向康叔颁布的治卫方略。周公代成王颁布《康诰》的主旨，是告诫康叔治卫一定要“明德慎罚”，并谆谆教诲康叔，“明德慎罚”是文王及周先祖一贯秉承的的执政理念。“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说明周之兴，即赖于先祖“明德慎罚”的执政理念，赖于文王之德，武王治周亦秉承其德,勤勉辛苦。正由于此，“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才有你今天得以徙封殷商故地的这片基业。这番言之切切的嘱托，在家天下的周王朝，之于康叔治卫而言当有醍醐灌顶之警醒作用：唯有谨承先祖“明德慎罚”之德，勤勉笃行！那么，康叔何以遵行呢？《康诰》先从理念认识上提出要求，告诫他：“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殷商臣民都在期盼、观望着你，看你是否能谨记、秉承文王之德，所以你到殷商故地之后，“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于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并且，叮嘱“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当如除去自身病痛一样务除恶政，遵行德政！然后便从实践操作层面，向康叔传授谨遵“明德慎罚”之秘籍。综观《康诰》所言，其基本要求是“敬明乃罚”，即小心谨慎地查明案情后，再区别情况有针对性地量刑处罚。因为要强调德政，而“德”是本于心而见诸行的，所以执法时必须依据对象主体的主观意图，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处置办法：对于有意为之且不知悔改的罪犯，“有罪厥小，乃不可不杀”；而因偶然过失而犯罪且表示认罪者，“时乃不可杀”。同时，又强调治国者执法出于“德”的公正原则，“非汝封刑人杀人”，亦“非汝封又曰劓人刵人”，而是“殷罚有伦”；而且对罪犯要慎重权衡后再作出决断，“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周公如此殷切的嘱托和缜密的思考，还基于他对同胞弟弟康叔封宅心仁厚的深切了解和充分信任，所以又语重心长地说：“惟汝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表达出兄弟同心秉承先王德政共创大业的良苦用心。正因为兄弟间能够达到认识上的高度一致，所以周公明确告诉康叔，只要自己以德治国，秉公执法，对那些民愤大的恶人就要毫不手软地杀掉，对那些徇私枉法者也毫不留情！因为这些人都是目无法纪，怙恶不悛者，“乃非德用乂”，仅靠德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对广大老百姓，“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也就是要求康叔敬畏法典，并以此教育百姓知法守法，让他们明白，你是继承文王的传统，“惟文王之敬忌”。诰文至此，就谨严地照应了开篇所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意在强调“明德慎罚”为先王执政传统，望康叔治卫务必谨遵而行。

《康诰》的下文则换了一个角度，从殷地的现状考虑，告诉康叔“明德慎罚”也是夏商先王所遵循的治国理念，以德化民也是民之所愿，故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而殷民刚结束纣王残暴的政治环境，“矧今民罔迪不适”，更迫切需要以德政教化之，“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这是治卫的基本方略。当然，殷地情况特殊，“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是很正常的，对此要有耐心，视为“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愿”。但对殷人中的犯罪者，则一定要严惩，“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既然“明德慎罚”为“丕显考”之美德，又是“殷先哲王德”，那么自然就成为康叔以德治卫的不二选择。《康诰》行文至此，道理已讲透彻，给出的措施也很具体，康叔唯有谨遵而行。所以，诰文之末，周公又告诫他要勤勉努力，“唯命不于常，汝念哉”！并叮嘱：“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这最后的一句叮嘱，可谓是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也是周公对颁布《康诰》宗旨的最直接、最明确表达。

《梓材》则另辟蹊径，周公结合自己的执政实践讲“明德慎罚”之要。他先告诉康叔，国家政令的传达实施要靠官吏和民之贤者，“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如若恒”，你一定要谨遵法典；我也对身边的大臣讲，“‘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所以要求康叔“徂厥敬劳”，到卫后尽力抚慰那里的臣民，用刑宜宽，当宥则宥，因为“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进而，又把治国以种田、建房、做木工来作比喻，讲透彻执政的要义，那就是要追求最终的完美效果，千万不可无果而终。

周公从实践经验层面，向康叔讲述“明德慎罚”的要求之后，接下来，又如《康诰》那样，直接从周先王的执政传统出发，告诫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那么继任者理当效法先王，“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先王以德治国，继任者亦“惟德用”，那么你康叔治卫唯有“用怿先王受命”，才是正确的选择！所以，周公最后告诉康叔：“若此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明明白白地说，只要谨遵先王以德治国之法，卫国就一定能够治理好。

周公代成王向康叔颁布治卫文告，体现的自然是周王朝的治国理念，更何况在家天下的时代，周公又以兄长之亲情反复强调“明德慎罚”乃显考之美德？因此，“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的文化根源，无疑在于他秉承了周所开创的治国安邦之策略。周王朝从历史变革中总结出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政理念，我们亦可从周之其它文告中看到。

《周书·蔡仲之命》明确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强调为政以“德”，予民以“惠”，才是治国之道。《周书·泰誓》则强调“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周书·洪范》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人要具有“正直、刚克、柔克”之“三德”。《周书·旅獒》中召公谏诫君王要谨记“明王慎德”，“不贵异物”，“惟德其物”，要明白“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道理。《周书·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明德慎罚的原则。《周书·武成》言武王伐纣获胜后，“乃偃武修文”，分封官员时要求“惇信明义，崇德报功”以治。而周公代成王发布的诰文，大都和《康诰》、《酒诰》、《梓材》一样，常以历代兴衰的历史教训为鉴，阐明以德治国之要。《周书·无逸》里，周公以殷商兴亡为鉴，言中宗、高宗、祖甲等先王皆“保惠于庶民”而享国数十年，但其后“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终至亡国，告诫为政者要勤政爱民和“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的道理。《周书·多方》乃“周公称王命以祸福咸诰天下诸侯国”而作，言成汤以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然“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以商亡周兴的事实阐明“明德慎罚”之道。很显然，康叔治卫所秉持的德政理念，既体现在周公代成王向他颁布的治卫秘籍《康诰》、《酒诰》和《梓材》之中，也散见于《周书》的其它篇章。由此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康叔治卫“能和集其民，民大悦”的效果，是他实践周王朝崇尚仁德人文精神的成功范例，其治卫开创的德政传统是承继和弘扬周文化精髓的个性呈现。一句话，康叔德政理念是植根周文化沃土的精神奇葩。

崇德尚善之价值追求，是周先祖从前朝兴衰演变中深悟的“敬天保民”的治国之道，并为历代所身体力行，成为西周文化“礼乐文明”的核心。《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了历代周先祖崇德尚善，终使周部落兴起的过程。后稷教民稼穑，解民饥饿，可谓善莫大焉，故曰“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其后，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古公亶父则“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进而欲得地与民，古公亶父在“民皆怨，欲战”之际，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乃与私属遂去豳”，故“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季历继古公亶父而立，“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待“公季卒，子昌立”，乃“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的功德与政绩，反遭崇侯虎诋毁其“将不利于帝”而谗于殷，竟被昏聩的纣王囚于羑里。即便如此，西伯获释后，还“献洛西之地，以求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仁厚之德可见一斑！西伯治周也留有美谈，言“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自感羞惭，未见西伯，“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由此可见西伯仁德影响之大，亦看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理念影响之深。“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先后伐犬戎、密须、邘、崇侯虎等，并“自祁下而徙都丰”。“西伯崩（谥为文王），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司马迁追记周之兴，特别强调“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皆以德为本。就连武王伐殷，他也自谓是顺“天命”而为，《泰誓》言纣王暴虐无德“自绝于天，”，自己乃“恭行天罚”。很显见，周王朝之兴根于德，再经周公“制礼作乐”，《周易·系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赋予“德”更深广的社会哲理，并成为周文化礼乐文明之核心。以此反观《康诰》、《梓材》，周公谆谆告诫康叔治卫要谨记先祖“克明德慎罚”、“勤用明德”，于情于理，皆为周人文化血脉之自然传承也！康叔德政的文化根源亦清晰明见，因之才会有“成王用命，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的殊荣。

其实，周人制礼乐，隆礼重义，确立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作为基本的精神信仰，把德与天联系起来，不仅使“德”成为涵盖了忠孝、诚信、仁义、谦恭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而且经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的继承发展，更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为文明社会道德、政治秩序和伦理生活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追求。《论语》里孔子关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明耻且格”等论述，都体现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鲜明特色。孟子高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大学》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德纲领，皆一脉相承地彰显着周人精神价值追求的光辉。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所倡导并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可或缺的有益成分。由此看来，我们解读《康诰》和《梓材》，探讨康叔德政理念的文化根源，发掘康氏人世代秉承的崇德尚善之价值追求，不仅有益于提升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康氏文化的要义和精髓，就是家族血脉里流淌的中华文明成果中具有永恒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