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始祖名讳的写法

  始祖的名讳，在《尚书》、《左传》、《史记》、《白虎通义》、《通志·氏族略》和常见姓氏书中，一律写作“封”，而在康侯丰方鼎铭文中将常见的“康侯封”铸作“康侯丰”，这中间是不是有歧义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歧义，除了“丰”用作始祖名讳比“封”字用作始祖名讳早，二字在形体结构上有差别外，“封”、“丰”二字在古文字中初始的意义没有本质区别。许慎《说文解字·土部》：“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封”就是按爵位分封给诸侯土地。“封”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在金文中写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按照小篆的写法对“封”字作形体解析的，因此并不准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认为甲骨文中“封”字字形为“以林木为界之象形”，《周礼·地官·封人》：“为畿封而树之。”唐贾公彦疏：“畿上皆为沟堑，其土在外而为封，又树木（树木：种树）而为阻困。”意思是说，要在封地的边界上开挖壕沟，外面要堆上土，又种上树木作为障碍。甲骨文中“封”字由木字、土字、寸字构成，“寸”本指手腕部的寸口，也可以代表人的一只手，三部分合在一起有给树木培土的意思。金文中的封字左边上部是一棵树，下部是堆的土，右边是一个人弯着腰伸出双手，亦是给树培土的意思，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封字意义相同。“丰”字甲骨文中写作“”，从字形上看是树根堆了一堆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同样认为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徐中玉《甲骨文字典》将“丰”字写作，也认为“丰”字上部是树，下部是土，象堆土成堆，植木其上之形。因此，“丰”、“封”二字在古文字中虽构形不同，但初始义无任何差异。古代典籍中的“封建”一词，表示划分疆土，分封诸侯之意，而康叔是大周革除殷的天命据有天下后最早得到封地的王室近亲之一，典籍中才以“封”表始祖的名讳。由于二字古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用，古人在书写始祖名讳时在不同地方才会出现封、丰两个意义相同的字。总的来看，在记录始祖名讳时，丰、封二字是没有歧义的。

  2、重识康矦斧

  在撰写《大统宗谱》中“两周金文中与先祖有关的记载”一章初稿时，我们曾把康矦斧称康矦斤。《卫国文化史考》一书收有若干件铜器，其中有此器，图片下注“康侯斧”，无误，但在图片下的“文字说明”中说：“此器应名康侯斤。古代斤就是斧。《说文》：‘斤，斫木斧也，象形。’斤的本义就是斧头。”又解释错了。有部分康氏族谱上也收有青铜器，亦将康侯斧称康侯斤。称“康矦斤”是称呼的错误，因为斤是实用器，斧中既有实用器，也有礼器，将实用器斤与礼器斧等观是概念的混淆，更使康侯斧的价值和地位降低了。

  康侯斧有两柄，其一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矦”。器高9.1厘米，刃宽6.8厘米，銎宽3.7厘米。同铭文器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器高10.3厘米，刃宽6.8厘米，重0.28千克。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濬县，为于省吾旧藏。此器有人称“康侯斤。” 古代“斤”确实可以称斧，《说文》：“斤，斫木斧也，象形。”斤本义就是斧头。《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意思是匠石挥动斧头带起一股风。这里所说的斤是实用器，它确实可以称斧。但用作权威象征的礼器的斧和用来斫木的实用器的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礼器斧不能称斤。《收藏家》2014年第11期“吉金铸国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系列之二”有于成龙先生的文章《漫将斧钺观上古，封邦建国觅康侯》一文，笔者曾反复拜读，深受启发。于成龙先生认为，“此康侯斧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小中见大。”于先生还拿商后期饕餮纹钺、中山侯钺、良渚文化时期玉钺之形制与康侯斧作对比，从而得出结论：“本文起首所示之康侯斧，乃习惯所称之器名，如以其形制而言，此器虽与上文所举之诸多青铜钺造型有些许小别，但其宽阔之开刃亦足以自名：康侯斧是钺，而非斧。康侯钺作为西周早期之器，不仅象征军事统帅，而且作器者康侯，在西周历史上也有着显赫声名。”本来，作为王权和军队统帅权力的象征，斧、钺经常并用。如《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封姬昌为西伯，“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斧、钺是军事统帅得以专征的权力象征。与斧、钺相关的还有戚。《诗经·大雅·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汉毛亨传：“戚，斧也；扬，钺也。”“鏚”本来写作戚，《说文·戉部》：“戚，戉也。”《后汉书·崔寔传》唐李贤注：“戚，钺也。”“鏚”本来就写作戚，戚字从戉，是同系列的斧头。《司马法》：“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左传·昭公十五年》：“鏚钺矩鬯。”晋杜豫《集解》：“鏚，斧也。”唐孔颖达疏：“具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孔颖达的见解与传世康侯斧器物大小的数据相合。如此小的斧，不可能是实用器，只能是礼器。如果再结合古代典籍的记载，康叔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卫国之君，孟侯—东方诸侯之长，殷八师统帅，大周司寇，在西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的确称得上显赫，而康侯斧也应是殷八师统帅和大周司寇诛杀征伐权力的象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纂中华书局2007年版《殷周金文集成》、刘雨、沈丁等编纂中华书局2008年版《商周金文总著录表》在收入此器的时候都称康侯斧，因此，我们再收录此器的时候，决不能称其为“康侯斤”，而应称“康侯斧”或“康侯钺”。

  斧上铭文“康侯”二字，其中康字左下部缺一点，应是时光剥蚀的结果。这件器物铭文字数虽少，但它在康氏家族中与康矦丰方鼎一样，是一件重器。

  3 、图说康城话畿内

  汉代大儒孔安国在《尚书·周书·康诰》下注：“命康叔之诰。康，圻内国名。”“圻”同畿，指京畿。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汉代政典性的文献《白虎通德论·姓名篇》：“管、蔡、霍、成、康、聃皆采也。”“采”即采邑，肯定管、蔡、霍、成、康、聃这些姓氏都是以封国得姓。至于

   康叔封地的位置，古代典籍中也多有记载。

唐李泰《括地志》：“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阳翟，今许州禹州府。”

宋罗泌《路史·国名记》：“康叔故城在颍川。”颍川郡治所就在阳翟。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康城，在州西北三十里，今为安康里。”

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也多次到河南禹州市（禹州市：古称阳翟）寻根问祖，但当年的康城现仅有遗址。为了让宗亲对始祖封地有更直观的印象，我们也一直在寻找相关的地舆图。前不久，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购得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部以中国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地图集，自原始社会至清末，按历史时期分8册，20个组图，共304幅地图，其中西周时期的地图有两幅，一幅是西周疆域全图，一幅是西周核心区域宗周、成周地区图，我们在此引用的是成周地区的截图。在成周地区图的右下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许昌市、禹县，在禹县的西北方可看到诸侯国康，这里就是始祖康叔的封地，其地域、方位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谭其骧，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者开创者之一。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师从顾颉刚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也是当时唯一一位文科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历时30年，它与《二十四史点校》被称作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工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以历史文献为主要依据，吸收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康城的方位，虽然在古代典籍中有不少文字记载，但此前我们还没有见过相关的地图，因为古代传世的地图太少，我们也没有收集到古代出版的地图。通过阅读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使我们对始祖受封地的方位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再谈谈关于“圻内”的问题。圻内就是畿内，康城无论是与宗周还是成周，都有几百公里的距离，还算畿内吗？当然算，我们可以从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中找到答案。《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田”指禄田，范围是距京都方圆千里的土地。汉蔡邕《独断》：“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康城距宗周、成周都不超过千里，因此孔安国、宋忠、司马贞才称其为畿内国。《白虎通德论·封公侯》：“海内之众已尽得使之，不忍使亲属无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亲亲之义，以《尚书》封康叔居平安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周革殷之命取得天下以后，天下贤士都已归附，为周所用，得官的得官，赐爵的赐爵，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忍心让王室亲属不能在距京都较近的地方得到安居之处，因此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封地，以此来展现亲近亲人的情谊，依据《尚书》的记载，知道康叔也得到封地，居住在平安的地方。康字的意思就是平安、安康，康城不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吗？《白虎通德论》中这段记载和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是高度一致的，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又为历代典籍中的记载做出了最直观的阐释。在这幅地图的最下边可以找到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在平顶山市左边有古应国，是武王第四子的封地，现河南省叶县就是古应国故城，比始祖的封国康距宗周、成周更远。

在上古，得到封国同时就得到自己的氏，这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而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唐孔颖达疏（疏：古书注解的一种体式，它不但要解释古书的原文，还要给前人的注解做注解。疏也称正义）：“《陈世家》云：‘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居于妫汭，其后因以为氏姓，姓妫氏。武王克殷，得妫满，封之于陈，是舜由妫汭故，陈为妫姓也。胙，训（训：解释）报也。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氏。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左传》中的这段话和孔颖达的疏，说明上古时期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姓、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天子建德”，指的是天子立有德之人为诸侯；“胙之土而命之氏”，指的是分封给他土地又赐给他氏，胙土和命氏是同步进行的。孔颖达疏中“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是对《左传》中天子封国立氏的最明确的表述。《史记·三代世表》中也肯定“古诸侯以国为氏。”周初大分封时所封的同姓诸侯国和异姓诸侯国，都成了一个个姓的分支—氏，这都是有案可稽的。康氏出自姬姓，是姬姓的分支，得姓祖叔封在周初大分封时被封在康，才有了天下康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标示的康，是畿内封国，也是华夏康氏的姓源地。

4、受封得姓“论短长”

偶尔泛览新浪博客，又一次见到了那位研究康居国康氏颇有建树的辽宁族人（为了称呼方便，更为了表示尊重，后文相关之处皆称其为先生）2016年的一篇博文—《粟特裔康氏把康叔推崇为康姓共祖的历程》。这篇文章过去我是读过的，当时对其中的核心论点就深不以为然，比如文中说：“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由姬姓分衍而来以康叔初封地诸侯国康国、康邑之康为氏，或以康叔的谥号为氏号称康姓正宗，与正史无缘，也与学术界无涉。”我很诧异，下这种绝对的结论，不知底气何来。为了捍卫家族荣誉，回答有些人的疑惑，我也曾在《康氏文化》上发表过《康姓以封国为氏》、《康氏开姓祖祖根姓源资料集成》、《白虎通德论对华夏康氏姓源的认定》等系列文章，我们要问这位族人，上我述文章中使用的论据那一条是假的？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那个地方有谬误？我们想对这位族人说的是，不管如何辩论，都是康氏内部事务，我们不但要结论，更要证据。不得不说，我引用的来自传世典籍中的大量的材料和论证对纠正这位族人偏颇的见解可能起了点作用，起码他再不敢否定西周初康叔封国康国的存在，但没有想到他又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接下来再看看康叔的诸侯国存在的时间。卫康叔徙封于卫的时间通常采用公元前1042年，这和《中国历代纪元表》周成王姬钊在位的时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诸侯国康国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1042年，为四年。如果周公代成王命平定‘三监之乱’延续三年，即在公元前1040年左右，也就是诸侯国康国的寿祚约七年，不足十年。因为卫康叔、卫康伯父子升迁，诸侯国康国建制撤销，康国就不单独存在了。试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可能形成康氏？”归纳起来，这段博文有几个核心观点：其一，康叔在西周初受过封；其二，西周初康叔的康国曾存在约七年的时间；其三，康叔、康伯升迁后，康国的建制被撤销；其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不可能形成康氏。对前两点，我不得不大加赞赏，先生你终于肯直面现实，承认康叔西周初受封和康国存在的事实了。至于后两点，我不敢苟同。因为在当时，徙封之后，原来的采邑不会被取消，升迁以后，原封国的建制更不会被取消，这是当时的礼制决定的，在古代典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尚书大传》：“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采地：又称采、采邑，是诸侯的私人领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封之人。”这样的礼制，就是让子孙不忘得姓之祖宗。《白虎通德论·京师》：“诸侯入为公卿大夫，得食两家采否？曰：有能然后居其任，德加于人，然后食其禄，所以尊贤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辅佐，得两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县（县：上古指天子之领地，距京师方千里的区域）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管叔被杀，采邑仍存，贤子孙守其采邑及宗祠，天下管氏得以延续，符合《尚书大传》所说的情况。蔡叔也在罪黜之列，也是这种情况，而且古代典籍中记载得更详细，表述得更明白。《史记·管蔡世家》：“蔡叔度既迁（迁：贬谪，流放）而死。其子曰胡，率德（率德：做事循德行）驯善（驯善：善良。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有罪黜尚且不废其采邑，让其贤子弟守之，况无罪者乎？康叔、康伯确实如先生所言，皆得升迁，先后任大周司寇，按《白虎通德论》记载的上古礼制，“以盛德入辅佐，得食两采”，康叔、康伯升迁之后得食两采，旧封地和新封地采邑同时存在。采邑在，则宗庙在；宗庙在，有子孙世守，则所得之氏不改。除始祖康叔属于《白虎通德论·京师》所说的升迁之后得食两采情况外，古代这样的例子并不缺乏，如周公和召（召：后来写作邵）公。《史记·燕召公世家》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阳：山的南面称阳），故言南也。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总的来看，由升迁封地改而所得之氏不改，是常例。以“三监之乱”为例，周公敉平叛乱后，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被废为庶人，管、蔡、霍封国比康国时间更短，你可见后代没有管氏、蔡氏、霍氏吗？封地改变而氏不改，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比较一下鲁周公、燕召公、卫康叔，周公徙封于鲁，后世子孙姓周；召公徙封于燕，后世子孙姓召，难道康叔徙封于卫，后世子孙就不姓康了吗？所以，先生博文中的后两点说法，既违背了古代礼制，也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严重背离，我是不敢苟同的。《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倍：背叛）。履天子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戾：暴虐）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周初所立七十一国，有的在武王灭纣后，有的在成王在位、周公摄政时，非一时所立。观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周同姓国》和《周异姓国》，当时封国皆在其内,没有见哪一个受封之后被王室灭国。统治者轻易不灭某国，与上古时代推行的“兴灭国，继绝世”有关。《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归心矣。”采取兴灭国，继绝世的策略，是为了化解矛盾，收揽人心，更是为了保持尊者尊，卑者卑等级制度。先生，你可能忽视了古代礼制中的这些规定，所以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知道自己的主观判断是错误的。我想，我们都热心康氏家族史的研究，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多发掘史料，少轻易下与史实不合、与古代礼制相悖的结论。比如康居国的史料，康氏家族中你下功夫最大，发掘出的史料也最多，但有的结论就值得推敲，比如你在2015年8月的博客中曾说：“所以确切地说，康乘应称作中华康氏第一人。”实际上，别说中华康氏第一人，康乘连康居国入华第一人都算不上，请你到洛阳看看《千唐志斋》，再看看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中所载咸亨029号墓志，康敬本的祖上汉武帝元封年间就在张掖郡定居，比康乘来华早了八九十年，康乘怎么能称康居国入华第一人呢？他不是康居国入华第一人，更与康氏得姓无涉。他的父、祖是谁，向下传承了谁现在都无一点记载，我们只能再继续研究他，匆忙下结论只会误人误己。

我与先生虽从未谋面，但在网上神交已久，文中所言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