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家谱中和其他研究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有关康叔封地、受封时间、康氏始祖族源等问题的错误记载，甚至还会毫无根据地宣扬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对族人的认知造成误导。比如，康氏是以邑为氏而非以谥为氏，这一点，早已为历代学者和传世典籍肯定，但有个别家谱在修谱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采用了以谥为氏的说法。表面上看这好像不是大问题，但深究的话，它恰恰是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对康氏族源的认定。家族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史学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因此，对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无论大小，出现错误都必须纠正。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纯属个人见解，不妥之处，请族人指正。

    一、从康侯丰方鼎看封康城时间

康侯丰方鼎是1932年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古籍研究院对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周法高《金文零释》等多家专著收有此器。方鼎通高27·8cm，腹深11·4cm，腹围72·1cm，重5155千克。器内有铭文二行六字：康侯丰乍宝尊。意思是康侯丰铸造宝鼎。“乍”本是古代占卜灼龟甲时龟壳爆裂之形。“乍”字取于作龟，故“乍”字含有作义。康叔在古代文物和古代典籍中有时写作康叔封，有时写作康叔丰，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认为封、丰二字都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含有开土封疆之意，二字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将康侯丰方鼎定为武王时器（见该书第24页）。容庚是当代研究青铜器的泰斗，他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成果，成为当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把青铜器的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的《商周彝器通考》也被学界视为中国青铜器研究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的著作。容庚先生认定康侯丰方鼎是武王时器，为武王克殷后大分封时先祖被封在康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不封在康地，何来康侯之称？台湾著名学者张光远先生作《西周康侯簋考释》（文章见台湾《故宫季刊》1980年第3期），提出“康侯丰方鼎应作于武王十三年前后”，亦可作康侯封方鼎为武王时器的证据。周发高《金文零释》提出：“古人作器，自称多称名，称人多称字，康侯丰鼎是康侯一人自作，所以称名；康侯簋是康侯和他的兄弟共作，大概实际由他的兄弟聃季载主持，所以便称康侯的字而不称名了。”（见《金文零释》第12—13页）康侯丰方鼎既是国之重宝，也是记载康氏家族史的最珍贵的器物。张光远先生在《西周康侯簋考释》结论部分说：“武王凯旋返回周都，即大封诸侯，将管地赐给他的三弟叔鲜，将蔡地赐给他的五弟叔度，这便是管叔和蔡叔，同时武王也仁慈地将商邑仍然赐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以继续商王宗庙的祭祀，只是加派管叔和蔡叔二人作为武庚相，以便监督武庚，并协助武庚治理殷商遗民。武王也将康地（今河南禹县附近）赐给九弟叔封，这就是康侯封，他为此铸造了康侯封方鼎。”武王在位时只进行过一次大分封，在武王十三年（前1045年），因为武王在十三年十二月就与世长辞了。因此，康叔受封的时间最晚也不能晚于武王十三年。

二、康叔徙封卫地时间

    《尚书·周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译文：周公说：“诸侯之长，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那伟大光明的父亲文王，能用光明的德政教化百姓，对百姓慎用刑罚。······你的兄长武王付出辛劳，你这个年轻人才能够被封到这东土之上。”

《康诰》中的这段话，是康叔封为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在经书中最早最确凿的记载。《康诰》是周公承成王命平定“三监之乱”后，康叔由康城徙封卫地时周公代表成王诰诫康叔的诰词，诰词中“孟侯”的称呼，说明康叔初封卫国，已经被赋予了代天子镇抚东方，做东方诸侯之长的权力。汉孔安国在“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下注：“周公承成王命，顺康叔之德，命为孟侯。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孔安国在《康诰》下又注曰：“命康叔之诰。康，圻（圻，同畿）内国名。叔，封字。”孔注说明，徙封卫国后，康叔虽然有了新的封国，也如召公徙封燕子孙仍姓召（邵），周公徙封鲁子孙仍姓周一样，初封时的召氏、周氏姓氏都未改变，初封的康氏未改变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按古代礼制，诸侯国封建后，除了要在封地营建宫室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宗庙，按郑玄说就是“定其人神所处。”西周初年，无论大小封建主，其所居都邑都必须有宗庙，因为有宗庙是某一贵族支系存在的象征。宗庙建成后，要由子嗣世守，非发生不可抵御的灾难，宗庙不会毁弃，所立之氏也不会改变。周公诫康叔之诰，称“康诰”而不称“卫诰”，原因皆出于此。即使如管叔存在四年即被灭国，但灭国也未灭氏，子孙后代仍然姓“管”，管叔仍是管氏始祖。蔡叔立四年而被流放，国除，除国未灭氏，后代仍然姓蔡。还有人因对古代封国制度不熟悉，认为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距西周都城遥远，不应称圻内。对古代封国制度，记载详明的是《礼记·王制》，当时，王都及千里之内的地方都称作畿内。汉蔡邕《独断：“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康叔的封地阳翟距周都不过几百里地，为什么不能称畿内呢？

 《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罢兵西归，行狩（行狩：边行军边打猎），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

 《尚书·金縢》：“既克殷二年，王有疾，弗豫。”

 康叔受封康城的时间，与武王伐纣密切相关。而武王伐纣的确切纪年，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有较大影响的提法就有二十多种。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中有“珷征商，隹甲子朝，嵗鼎，克昏夙又商”的记载，大致意思是：武王征商，甲子日将近黎明，嵗星正当空，战胜昏庸的商纣，占有商地。天文学家根据铭文中甲子日岁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早晨。国家重点社科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两个时间：前1046、前1044，我们倾向于前1046的提法。武王十一年十二月率大军渡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克殷，罢兵西归，十三年（前1045年）大封诸侯，康叔被封在康城。因克殷二年就是克殷后的第二年，武王十三年十二月去世，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不可能有两次大分封，所以，克殷后的大分封只此一次。

至于康叔徙封卫地的时间，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同样很明确。

 《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之为世子也。”孔颖达疏：“居摄四年，封康叔，作《康诰》。”由孔颖达疏中，可知康叔由康城徙封卫地的时间。

     《诗·邶鄘卫谱》：“周公居摄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于卫。”《诗谱》中记载的时间，与上面孔疏中记载的时间完全一致，可互相印证其准确性。

     《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二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上面三条资料记载康叔封卫的时间。周公前1045年居摄，四年之后康叔封卫，时间应是前1042年。

    周初 ，短时间内受两次大封的有三人：周公、召公、康叔，康叔为什么在四五年的时间内两次受大封，而且第二次分封的土地范围比肩周公？这取决于他在周初的地位和平定三监之乱时建立的功绩。我们通过以下记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史记·周本纪》：“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锡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依次受封。”

     《史记·齐太公世家》：“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奉，同捧）明水，卫康叔封布采（采，同彩）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

     《史记·三王世家》：“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

     《史记》中的第一段话，记载了两件事，一是武王灭纣后在社宫举行大祭，宣布革除殷所受天命，由自己接受上天明命，是最隆重的革故鼎新的活动；二是记载武王罢兵西归后大封功臣谋士。能参与大祭活动的，皆周天子近臣或武王的兄弟。周公、召公在西周的地位自不待言，散宜生、太颠、闳夭、师尚父被称为“文王四友”（也有人认为“文王四友”中无太颠而有南宫适），亦位高权重。康氏先祖康叔封亦有幸参与了这场宣布王朝更替的活动，并主管“布兹”，也就是主持铺设祭拜时用的垫席，说明他在西周立国之始就成了重大活动的参与者。《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三王世家》中的记载，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先祖在西周立国时在政坛上的活跃程度和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武王罢兵西归封功臣谋士时，他作为武王的嫡亲兄弟和政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就封之列得到封爵是合情合理的。试想，作为天子的嫡亲兄弟、王室重臣的康叔封，得不到封邑，会存在这样的可能吗？因此，康叔当时少未得封的说法，被后世学者一致否定。“余皆依次受封”的记述才是合情合理的。

     《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畔：通“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张守节《史记·正义》：“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余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孔安国云：“以三监之余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畔，故使贤母弟主之。”

     《史记·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

     徙封卫地，是武王克殷分封诸侯后，康叔第二次得到大封。《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康，畿内国名。宋衷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四年之间，两次受封，而且封地一次比一次大，是周王室对先祖能力的肯定和功绩的回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齐、晋、秦、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礼记·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四百里的封地，远远超出《礼记·王制》规定的标准。这么大的封地，何人可以得到，惟周公、康叔。康叔在西周初崇高的地位，不是一清二楚吗？秦、楚非同姓，自然难得大封。姜尚以相父之重，叔虞以武王子之尊，子弟封地皆不过百里，说明西周初的分封，不仅要展亲亲之义，还要论功德。还要注意的是，封地改变而初封时所得氏不改，有很多定例，前面曾经提到，如周公封鲁（由于周公在朝摄政，由子伯禽代为镇抚）而后代仍姓周，召公封燕而后代仍封召（加邑部成为邵）。如果王室灭其国而不灭其氏，国灭而氏不改，如管叔被杀，后代仍以管为氏。再如霍氏，《史记·三代世表》：“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其弟叔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霍氏亦是国灭而氏不灭的例子。有一位族人错误地认为康叔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即徙封于卫，在康城时间太短，不足以形成一个姓氏（见其2016年2月3日博客《粟特裔康氏把康叔推崇为康姓共祖的历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左传》中“胙之土而命之氏”，说明得国（封地）即得氏，而且是皇帝敕命的形式。再者，像前面提到的管氏，康叔徙卫之前已被灭国，封国存在的时间更短，但管氏依然存在，天下管姓依然确信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管叔鲜是其开姓始祖，蔡氏也是如此，偏偏把康氏当做例外，这合乎情理吗？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依那位族人主张的那样，某一家族某一阶段不见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家族的血脉好像不能延续，那么，今天天下很多家族将不复存在。可见这种说法是极欠考虑的。同样，二十四史中管姓到三国曹魏时代才出了一个管辂（注：先秦时有管仲，但都知道他不是管叔鲜后代，天下管氏也不把他当做开姓祖），你敢说管氏不存在吗？这位族人还说，王符《潜夫论·志姓氏》里不见康姓，就质疑两周时代康姓的存在，实在是太不通于理了。《潜夫论》里面很多姓氏包括成、霍、管、毛等皆不存在，但这些常见的姓氏后代都保存了下来，这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呢？再者，早于《潜夫论》的《白虎通德论·姓名篇》就记载了康姓，其中说：“管、蔡、霍、成、康、聃，皆采也。”《白虎通》不但记载了康姓，而且说明康姓和管、蔡、霍、成、聃一样，都是来源于封国。“采”，即采邑，采邑是封地的另一种称法。《白虎通德伦》代表的是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意见、今文经学家的意见、朝廷高官的意见，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它的内容和论点超越汉代各学术派别之上，成为通行于天下的儒家经学大义，成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具有法典性质的文献。它对康氏族源的记载，是对前代各种传世文献中有关康氏开姓祖和姓源记载的一次总结和统一，其权威性远非仅代表一家之言的《潜夫论》和历代姓氏书中的记载可比。不知道这位族人见没见过《白虎通德论》的记载，认同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没见过也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典籍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呢？当然，有不同见解可以争论，争论是为了辨明事实，再争论，也不影响族人之间的情谊。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昆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载。聃季载最少。······武王已克殷，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已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驯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驯，善也。’驯行即善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

     《管蔡世家》中上述记载涉及四个问题，一，介绍文王正妃太姒及文王嫡子十人，以及武王克殷后封功臣谋士，正可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相互印证；二，记载武王克殷后封功臣谋士及设立“三监”；三，详述“三监之乱”发生的原因、周公承成王命平定“三监之乱”与康叔徙封殷旧地建立卫国的经过；四，因康叔、冉季皆有善行，周公举荐二人分别任周司寇和司空，二人成为周王朝卿士，并以管、蔡、成、曹、霍五位比康叔、冉季年长的“五叔”作对比，突出二人的善行。但最大的争议在“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得封。”

    “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的表述，说明康叔在徙封卫地前就是有封地的，若不是先封在康，何来康叔之称？其本称康叔，徙封卫地，建立卫国后，才又在前面加一“卫”字，称卫康叔。康叔之康，和其他五叔管、蔡、成、曹、霍一样，都是来源于封邑，而且在徙封旧殷地之前。“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的说法，既为传世文献、传世金文所否定，也和《史记》中其他篇目的记载相矛盾。前面提到，《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的第二天在社宫举行大祭，宣布革除殷的天命，康叔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这场革故鼎新活动中露面的，无一不是辅佐武王取得天下的元老重臣。康叔得以侧身其间，其在朝廷中的地位还用怀疑吗？地位不如他的管、蔡、成、霍、曹皆得封邑，康叔若不得封邑，从情理上怎能说得过去？前面我们还提到，《史记·三王世家》中有“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功也”的话，也说明康叔在当时地位功德皆具，获封没有任何疑问。更何况，古代天子在分封子弟时，是不受年龄限制的，襁褓之中受封的比比皆是，武王大分封时康叔已活跃在政事活动之中，“少未得封”说法显然是一处失误。《史记·卫康叔世家》骈宇蹇注：“卫康叔，西周初卫国始封者，姬姓，名封，周武王同母弟，初封于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槃著《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亦指出：“康乃初封。”从古代的孔安国、马融、宋忠、王肃、孙星衍等到当今的王国维、骈宇蹇、陈槃等，都力主康叔初封地在康。

    《史记·三王世家》：“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尊其职，而国统备矣。······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功也。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功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捍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爵命之时，未至成人”，说明加封受爵之时未至及冠之年。古代男子成人之礼比今人要晚两年。《礼记·乐记》：“婚姻冠筓，所以别男女也。”郑玄注：“男二十而冠，女许嫁而及筓，成人之礼。”因此，古代不到二十岁都算未至成人。

《史记·三王世家》特意点出“康叔以祖考显”、“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功也”，说明康叔在武王平定天下后获得大封，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还是对他功绩的回报。从这一点看，康叔虽在“爵命之时，未至成人”，但年龄亦不会太小，若不是这样，武王灭殷后举行大祭，宣布革故鼎新之时，他也不会出现在参与活动重臣之列。也不可能在成王继位后发生“三监之乱”时，统帅军队为周王室“扞难。”总之，如果不是他早就在理政和战争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平定“三监之乱”后，成王和周公就不会把最难治理的殷商旧地和殷朝遗民交给他治理，并让他做东方诸侯之长、殷八师统帅、大周司寇。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成王铜器》：“《史记》称康叔封，《左传·定四》称康叔，《易·晋卦》称康侯，康是侯卫以前的封地。封于武王时，食采于康。”陈梦家是西周铜器研究的权威，在铜器断代和铭文释义上有很深的造诣。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公的弟弟康叔封本是封国在康的，现在打下了商都，就把他改封到那里，立了一个卫国。”  

陈槃著《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指出 ：“康乃始封。”陈槃毕业于中山大学，是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中文系教授杨承祖评价陈槃“撰著丰富，持论惟谨”。《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譔异》被学界评价为“研究先秦史经典之作”，因此，陈槃先生“康乃始封”的结论有相当高的权威性。

    唐李泰的《括地志》、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当代的《中国地名大辞典》都是这样记载的。 这样的记载，在古代典籍中举不胜举。特别是《白虎通德论·姓名篇》对华夏康氏开姓祖和姓源的记载，是对汉代以前各种记载的梳理和总结，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家族史的研究属于史学研究范围，讲究的是信而有征。只要我们在传世典籍中认真爬罗剔抉，排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不以个人好恶影响判断标准，一切问题最终都会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