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我认为，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的所想所思所做，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其积极作用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康有为一生都呼唤着改革与变法，而且他主张和推行的改革与变法，始终是建立于认识与尊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革新；他主张和推行的改革与革新，是立足于社会生产进步与民族思想文化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弃旧图新，在他的思想行动中，始终把国家、人民作为历史前进的主体范畴去把握。他一生主张、倡导君主立宪，期盼借清光绪皇帝行改革变法之图，并实施了“百日维新”之变革。但光照一现，乌云即遮，遂使中国继续割地让权、继而沉沦分之，这正如康有为所哀叹也：“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

康有为一生致忠于“君主立宪”，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依据。第一，他深熟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它在社会生产、社会道德认识方面的片面性、狭隘性，而且这种片面性、狭隘性实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生产相联系，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立足于社会进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国必须紧跟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进步的大步伐、大格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民主、人民幸福为轴心，改革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提高民族思想文化水平，实现中国的强大和复兴。第二，他从中华文明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出发，反对将皇权简单地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独裁与专横，归结为社会痛苦、罪恶与腐败的根源。长期的封建制度，同时造就了一个持续、统一、繁荣、强大的大中华。十六世纪前，西欧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制等，其实在中华大地，自秦汉开始，就已在思想文化界，在关于社会制度、社会道德追求中，有了相近似的理解和表达，这些思想文化，当时就已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群众的人格、道德行为规范而渗透于中国人的灵魂。与西方人对这些问题的大肆鼓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完全不同，中国人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制，一直作为人的人格和行为习惯而存在于社会进程中。当然，由于中国社会人群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水平的差距，在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制的认识和实践中会产生不同的差距，导致大小不同的社会矛盾。但这些矛盾大都停留在群众个体和大小群体之间的局部矛盾上，并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断得以解决。所以，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发展、改革、革命，要坚定地立足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这一坚实基础。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但不能盲目照搬，不能有病乱用方，不能以中华之体，套穿西人之衣，致中华于分裂与亡国。

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蓄积着强大的功利与进取力量，同时伴随着残酷无情的否定与杀戮，革命者在实现革命的道路上，应当深思熟虑革命的利与弊。而权衡利弊的基础是当时社会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普遍高度。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科学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社会里，用笼统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口号蛊惑群众，一定会导致社会群众思想行动的焦躁，和为实现自己一时思想、感情要求的蛮干和动乱，而居于群众之上的社会精英，在掌握一方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后，则容易走向借助群众力量而称霸一方、分裂国家的道路。康有为面对当时中国大众科学文化教育普遍缺失，社会官僚、士大夫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同样无知的现实，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处心积虑要侵略与瓜分中华的企图、妄想，他力主通过君主立宪，使中华民族走上发展、富强之路，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是适时的、现实的。

君主立宪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政体形式。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保留原有皇帝的虚位，由社会各界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组成国家议会，国家议会组织行施国家的权力。这样可以较好避免国家社会内部独立争霸的分裂局面，同时又能较好地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实现社会进步、发展。这也就是康有为“戊戌变法”的思路与实践。它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内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扼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力求革命、变革的社会革命势力，在革命变革方向道路上的分裂和不统一。至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发动辛亥革命，并利用清朝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投机阴谋，迫使清朝皇帝退出了皇位，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个国家实质是各派军阀互相争霸的统一体。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着应付德、意、日法西斯的挑战，才避免了中华民族在新军阀混战中的灭亡，尽管这样，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仍在辛亥革命后，在我国周边吞食了大片国土。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超越康有为一开始的预料。

在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年代，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焦虑地思考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将他们引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想，自觉地担当起了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幸福之路的重任。

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社会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社会群众的道德，人格尚未达到理性、自觉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其主要作用表现为，一对社会发展正确路线的规定、保证和指导作用；二是对社会稳定、社会法制、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的落实、维护、保证作用。康有为改革坚持“君主立宪”的道路，其内在目的也在于发挥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只不过他是借助传统皇权的权威，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稳定；借助议会行施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和摸索着符合中国实际的，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因为这样，在长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曾经二次主动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军阀买办政权合作。第一次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共产党员冲锋陷阵，保证了北伐的胜利。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遏制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但是二次合作都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势力背信弃义，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之时，依靠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革命内战，以图消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实现其独裁统治的野心。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忠诚的爱国之心，赤诚为民之心赢得了胜利，建立了立足中华大地，延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血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推动的中国近代革命和解放的历程，不但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文化、中华传统、中华道德思想中永放光辉的精华。就这一点而言，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的追求，康有为的道德、人格中，同样秉承着这种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革命、变革、前进，不能离开生产和人，而人是其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讲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文化也是这样讲的。而将其归结为几个政治哲学名词，就是人道、人性、人心几个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打有杀，有叫有骂，有持续渐进，有一跃而上，有退而求其进，缓而育其发……。无论何种生存发展方式，何种矛盾斗争形态，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挫折，是胜利还是失败，最终皆要立足于人道、人性、人心。康有为就始终将其改革、革新的政治主张置于人道、人性和人心之上，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坚持这样做，力求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也出现过背离实际，背离广大群众真实期盼和需求的错误，同样也出现过超越现实、超越当时社会人道、人性要求的错误。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出现过。但同时也正由于这些认识和实践上的错误，才使我们党在思想和实践中，一步步成熟了起来，从而把党的政策，国家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愈加紧密相联、相互统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党的誓言，就是这种统一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人道为教，“省刑罚、薄税敛、废封建、罢世袭”，“国人免奴而可仕宦，贵贱同罪而法平等”，“好释道之说者，皆听其信教自由。”当时乡村、都邑都兴劝学办校，教化入于童稚。致使人人识孝悌忠信之风，家家知礼义廉耻，法律虚设而少有为，大众皆道之于德、齐之于礼，致千年中华于一统。这是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无可比翼的优势！康有为一生都想着爱着这些东西，将其作为中华文明的骄傲。当然这些思想文化内容，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应该不断充实、丰富，赋予其新质，有些过时、陈旧的东西则应抛弃。但是，全盘否定、唾弃就是文明向野蛮的倒退，人性向兽性的回归。

革命、变革是促进科学进步、生产发展、思想文化教育提高的必然趋势，但只有立足于爱国爱民之上的革与变，才是进步的、可取的。否则就只能成为任性、胡闹、相互摧残，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都会造成危害。康有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变法遭摧残，自己无力回天，又不愿误国伤己趋炎附势的他，面对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其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唯留于自己的著述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对改革的认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都要深刻，尤其是今天，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执政理念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从文化层面上给康有为带来一定程度的安慰。因为，我们从康有为的思想与实践中，可以体悟到其给予正确的改革与革命带来的几点启示。

一、革命、改革不是对以往历史、文化的否定，而是在这一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康有为维新变法，提出的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之一是保留皇权的存在形式，这就体现了其对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皇权制度客观性的尊重，以及它在维护国家、民族团结、统一方面积极作用的认可。要取消皇权，就必须要有足可替代它的，并为当时民众所能接受的新政权形式出现才有可能，否则就必然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负作用，革命、改革也就失去了原本意义上的作用，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揭示了这一道理。辛亥革命赶走了一个皇帝，但实际也带来了分裂和动乱，辛亥革命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更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偏见，直接危害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二、革命、改革应该有利于人性、人道的合理发展与不断升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性、人道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表现，而其最深层、最根本的内容是社会群体、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促使人性、人道合理发展和不断升华的正确途径，应该从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出发，去完善和发展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形式、内容，促进社会和谐，使人与人之间能平等友爱的相处。然而，盲目而抽象地崇拜、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脱离中国的实际，置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于不顾，特别是对儒家道德思想的简单否定，就变成了邯郸学步，实质是一种可笑的幼稚和愚蠢。这在一部分涉世较浅的青年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结果只能是害己、害人。这不仅对社会革命、改革无益，而且很容易给革命、改革进程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机遇，以达他们扼杀、破坏革命、变革之目的。

三、改革、革命的着眼点应该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与转变，以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普及与提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大兴“草堂”、培育人才，在“戊戌变法”中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有的教育形式、内容，实施现代化教育之形式、内容。同时，其变法主张中，就明确提出大办工业、修铁路、开矿山，发展电力、电讯、轮机制造，培养这些方面的技术人才；要求发展城乡商品贸易，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城乡生产方式转变，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康有为的一个思想：中国的近代落伍，是科学技术、生产方式落后、思想文化落后，因此，要振兴中华应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改进、全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普及与提高着手。这是社会革命、社会改革永远都应该把握和坚持的立足点。在今天，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所进行的一切改革与创新，也不能离开上述基本点。

四、实施革命、改革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以修身为要。

修身即为个人的思想文化道德修养，这是中国儒家文化对人格修持的明确表达。当然，过去所讲的修身，是以孔孟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文化道德修养，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通向仕途的最基础要素。康有为所以弃身家性命赴改革，落泊海外十六年促改革，忧国忧民，使其宿食不安，纵使千难万苦，理想不灭，热诚不减，胆识不去，就根于其自身的人格修养。正如其得意弟子梁启超所言，先生“古之真人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理想之宏远照千载，热诚之深贯七札，胆气之雄伟横一世。虽一生颠沛流离，劳苦患难，终而事业未就，含恨带忧而去，但先生所企所走之道路通达明亮，终为后人先导”。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位光明磊落、大智大勇、光照后人的康有为？答案是时势所造、修身所致。儒家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贯通古今的至理名言，我们今天仍应该遵循。我们今天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自己，强调学习继承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强调树立、维护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其目的自然也包含了修身。我们中华民族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以及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就有赖于全民人人注重修身，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而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当如此。

戊戌变法，觉醒的中国人发出了振兴中华的急切呼唤，大胆地迈出了振兴中华的第一步，虽无所获，反置已难，但明人皆知，“无始之导河积石，安有大河今日之通”。面对今天屹立于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想康有为在天之灵，必慰而言之曰：“事苟有济，成事何必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