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成公，名郑，卫文公之子，康叔第十五世孙，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年）—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在位，在位35年。因为成公曾经失位，不深察他失位的原因，就容易忽视他在位时建立的巨大功绩，会误认他因失德误国而失位，甚至对他做出负面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失位的原因深入剖析，对他一生的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成公失位的原因

成公失位，不是他执政失误造成的，更不是他失德造成的，他的失位，是大国争霸造成的，是争霸一方—晋国对卫国的报复和惩罚所致。其原因和整个过程，《左传》交代得清清楚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传记载：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如：到）晋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新昏：刚刚缔结婚姻关系。昏：“婚”的古字）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左传》中的这段记载，是对卫国与晋、楚两大国关系最清楚的交待。当时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中原，宋、卫、郑、陈、蔡等地处中原的诸侯国是大国争取控制的对象。地处中原的各诸侯国被迫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传：“宋及楚平（平：媾和结盟），宋成公如楚。”宋国确定了与楚国的同盟关系。至鲁僖公二十六年六月，宋国与楚国结盟已近三年，宋成公考虑到晋文公在诸侯各国流亡经过宋国时，宋国对他以礼相待，并赠送二十辆车子，与晋国结盟会得到好的待遇，因此叛楚与晋国结盟。鲁僖公二十七年，曹国被迫与楚国结盟，卫国与楚国结成婚姻关系，加上早已是楚国盟国的陈、蔡，楚国在争霸中原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宋国先盟后叛，让楚国极为恼恨，因此发大军伐宋。

中原各诸侯国，一向是大国争霸的牺牲品，也是大国泄愤的对象。僖公二十八年春，为了救援宋国，对楚国的军事行动进行牵制，晋侯侵曹、伐卫。晋文公出师本来打的是伐曹的旗号，却要假道（假道：借路）于卫，成公担心晋国复演假途灭虢的故伎，没有答应。本来，晋公子重耳（即当下的晋文公）蒙难流亡诸侯国的时候，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途径卫国，曾有“文公不礼焉”的冷遇，就怀恨在心，因此种种原因，这次晋军攻下卫国五鹿（五鹿：卫城邑名，在今河南濮阳市南）。在此危急的局面下，卫成公请求与晋国结盟，晋国不答应。想要帮助楚国，国人又不同意，夹在晋楚两大国间的卫国，简直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成公知道，卫国必须在两大国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取悦于晋国，国人让成公离开都城，居住在襄牛。鲁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成公闻楚师败绩，惧而出奔楚，后又到陈国。五月癸丑，僖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卫国参加践土之盟的是成公的弟弟叔武，是成公让元咺辅佐他参加践土之盟的。为了惩罚成公，晋侯本欲让叔武代成公摄政，叔武坚决拒绝，因未正式取得卫国君位，故《左传》称叔武为卫子。对此，晋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卫侯出奔，其弟叔武摄位受盟。非王命所加，从未成君之礼，故称子。晋人感叔武之贤而复卫侯。”由于叔武坚决拒绝摄政，晋国也不想彻底失掉卫国，因此同意让成公复位。

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但成公君位可保，而且卫国与晋国结盟也是可以预期的事，卫国应进入一个稳定期，但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了事情的走向。践土之盟结束后，有人在成公跟前控诉元咺，说元咺已经立叔武为君。此时，元咺之子元角跟随成公，成公认为是隐患，让人杀了元角。元咺并没有因此废弃自己的使命，仍然帮叔武稳定都城，但成公与元咺之间的嫌隙已经产生，祸根已经种下。僖公二十八年六月，晋人恢复了成公的君位。为了更好地帮成公稳定卫国政局，宁武子（宁武子：卫国贤大夫，名宁俞）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天诱其衷：天心在我，上天有意帮助我们），使皆降心（降心：放弃成见）以相从也。不有居者（居者：成公出行后留守京城的人，如叔武、元咺等），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行者：跟随成公出居襄牛的人），谁扞牧圉（扞牧圉：保护成公外出时带的财产）？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诱天衷：乞求天心向我）。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保其力：因随成公出居保护成公而居功自傲），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及：赶上灾祸）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是纠是殛：纠察或杀掉那些违背盟约的人）。”宁武子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精心策划宛濮之盟，使国人重新团结起来，《左传》记载宛濮之盟说：“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不贰：不再有贰心）。”至此，成公回归都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卫国国内的稳定也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成公急于回归都城，还没有到约定的日期就出发了。宁武子更是先于成公出发，要再一次细心地替成公疏通各种关系。进入都城后，公子颛犬、华仲做前驱，结果这两个居功自傲、办事莽撞的家伙完全毁掉了成公和宁俞此前的一切努力。当时，叔武将沐（沐：洗头），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公子颛犬射而杀之。成公知道叔武无罪，枕着叔武的大腿痛哭，并杀掉颛犬。元咺乘乱出奔到晋国。元咺将成公部下公子颛犬杀害叔武的事诉于晋文公，结果，成公被囚禁，彻底失掉了君位。对此，《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详细的记载：“卫侯与元咺讼（争论造成叔武被杀的责任），宁武子为辅（辅：辅佐成公），鍼庄子为坐（坐：代卫侯主持，因成公作为诸侯国国君，不能直接与元咺互讼，不能违背尊卑上下之礼），士荣为大士（大士：狱官，与元咺互相质证）。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宁俞忠而免之，执（执：拘捕）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深室：幽深的囚室）。宁子职纳橐饘（职纳槖饘：亲自承担为成公操持衣服饭食的职责）焉。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晋杜预集解：“深室，别为囚室。宁俞以君在幽隘（幽隘：被囚禁的险境），故亲以衣食为己职。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虑者深。”孔颖达疏：“宁俞亲以衣食为己职者，虑君饥渴且防鸩毒也。”

元咺逃到晋国，将叔武被杀的事诉于晋文公。晋国归罪于成公，拘捕成公并把成公送到周王都雒邑囚禁起来。宁俞追随到洛邑，因国君在难中，亲自为成公操持衣食，并防止有人乘机投毒。杜预称赞宁俞“忠至，所虑者深”，也就是说他对成公忠诚到了极点，而且考虑得非常深远。至鲁僖公三十年，晋侯果然派医衍毒杀成公。宁俞闻讯，贿赂医衍。医衍减少毒物剂量，成公得以不死。鲁僖公也拿二十件玉器分送周襄王和晋文公，向周王室和晋文公请求，周襄王也认为，元咺虽然理直，但毕竟是以臣诉君，若因此废了成公甚至杀掉成公，就严重违背了上下礼制，因此，成公才得以脱囚回国复位。成公在位三十余年，在他的执政生涯中，忠贞不渝的宁俞在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见一位有见识有谋略且忠贞不渝的大臣对国家对国君是多么重要，当然，前提是国君有识人的智慧，有用人的魄力。

成公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左传·哀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做出了很明确的很高的评价。当时，流亡在城鉏的卫出公派使者问子赣（子赣：即孔子的贤弟子子贡）自己能不能再回国复位，子贡私下对使者说：“今君再在孙（孙：同“逊”，指国君逊位，这里是子贡对出公失位的委婉说法）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赐：子贡复姓端木，名赐）不识所由入（所由入：再复位的理由）也。”“内”“外”两句是互文，说明无论在朝廷之内还是在朝廷之外，卫献公和卫成公都有有宗亲和公卿的拥戴，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成公之所以能够复位，内外都有宗亲和大臣拥戴是最根本的原因。成公在位35年，于前600年辞世，到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完全是盖棺之后的评价，因此也是最客观的。可见，评价一位国君，绝不能仅凭一时一事，而要把很多事连贯起来看待，还要看他是不是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鲁僖公三十年秋，成公回到卫国，杀掉元咺及公子瑕。成公之所以敢于杀掉元咺和公子瑕，因为元咺和公子瑕的夺权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卫国朝廷大臣和百姓的拥护。元咺和公子瑕被杀后，在宁俞和众大臣的辅佐下，卫国的政局也很快稳定下来。

二、迁都帝丘

    自鲁僖公二十八年到鲁僖公三十年，卫国经历了三年动乱，国家元气大伤。自卫懿公时代起，北方的狄族一直把卫国当做掠夺的对象，也曾攻陷朝歌，使卫懿公蒙难而死，险些给卫国造成灭国之祸。卫国这次绵延数年的动乱，使狄人再次萌生了掠夺卫国财富的念头。《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孔颖达疏：“按《史记·卫世家》及《年表》，卫从此年以后，历十九君，积四百三十年，卫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灭卫，废角为庶人。”

成公是出于战略考虑，将都城由楚丘迁往帝丘的。因当时帝丘一带土地肥沃，经济繁盛，帝丘作为卫国新的政治中心，与狄族控制区距离较远，利于备战。此后430余年间，帝丘一直都是卫国的政治中心。迁都帝丘，是成公在位时做出的一次正确选择。迁都帝丘后，卫国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在宁俞等大臣的辅佐下，卫国一边调整与大国的关系，一边积蓄国力，国内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人盟。”鲁僖公三十二年为公元前628年，此时距卫国迁都帝丘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卫国国力还在恢复过程中，敢于在这种情况下对狄人不宣而战，体现了成公超人的胆识和善抓机遇的谋略，事情的结局证明了成公决策的正确。在卫国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狄人被迫请求与卫国媾和，这在狄、卫关系中还是第一次。卫国和狄人订立盟约，解除了长期对卫国造成巨大威胁一个外患，成公这一次对狄人的主动出击、反守为攻，对卫国的长期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成公迁都帝丘的正确决策，才使卫国的统治中心得以稳定，帝丘作为卫国的第四都，一直延续到卫元君时代，历时四百余年，在卫国五都中存在时间最长。要知道，成公决定迁都的时候，距他脱离牢狱之灾回国复位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稳定国内局势并在迁都问题上取得大臣和百姓的支持，没有巨大的魄力、高超的谋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迁都是非常复杂的浩大系统工程，臣民的共识、都城的选址、规划、人力财力的支持以及城郭沟池、宫室宗庙、官署衙门、民居、市肆、工匠作坊、军营防地等设施的建造等等，要谋划周全并顺利完成，成公和他的大臣必须同心同德，具备坚强的执政能力。从成公敢于对狄人不宣而战和果断决定迁都上看，他绝对是一位有胆识、有谋略、敢作敢为、善作善为的国君。

三、调整国策，背楚联晋

    调整国策，解除与楚国的盟国关系，缓和与晋国的紧张关系，最终与晋国结盟，从而改善卫国在诸侯国中的处境，是成公复位后追求的外交目标之一。但这个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从文公时代积累下来的两国的矛盾，使成公改善与晋国关系的努力步履维艰。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完全可以体会出来。

   《左传·文公元年》传：“晋文公之季年（季年：在位的末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绵、訾、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绵，不详今何地，当与匡邑相近。訾，疑即《僖十八年》传之訾娄，本为卫邑，今属郑，故今卫又伐之。匡，本卫邑，郑夺之，故今卫又伐之）。晋襄公既祥（祥：晋文公丧，襄公服丧，满一年，称小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效尤：仿效坏的行为）过（过：错。意思是因卫成公不去晋国朝拜就兴兵伐卫，是错误的）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戚：卫国城邑名，卫国贵族孙氏的采邑）。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越国而谋：不与国君好好沟通就自作主张）。秋，晋侯疆戚田（疆戚田：将戚邑的土地划入晋国疆界）。”

    孔达当时是卫国的执政，为了报复晋国攻取戚邑，因此起兵伐晋，而且行动之前又没有与成公谋划，有自作主张之嫌。况且，践土之盟后，晋国成了霸主，卫国与晋国无论国力和地位都相差很远，孔达的行为，实属不智之举。对此，晋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礼，故国失其邑，身见执辱。”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也说：“刘炫云：‘春秋之时，天子微弱，霸主秉德行而长诸侯（长诸侯：做诸侯之长），诸侯从时命以事霸主，大（大：大国）字（字：本义是生孩子，这里有安抚之意）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晋之与卫，大小不同，望以彊（彊：同强，指依靠强硬的军事手段）获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有明王在世，有理可讲的时代可以这样）。度时之宜，则非善计。君子以为合古之道失当今之宜，亦不言其谋全非礼也。”

杜预、孔颖达在注疏中对孔达的做法都持否定态度，因为当时周王室微弱，刑政出自霸主，很多时候是无理可讲的。大国霸主安抚小国，小国诸侯侍奉霸主，是常态。小国若恃强与大国兵戎相见，是极为不智的。孔达不但本人以此受辱，也使卫国失掉了戚邑。戚邑是卫国一个重要城邑，卫国世家大族孙氏的封邑。“疆戚田”就是把戚邑的土地划入晋国，并且划定疆界。到卫灵公时，戚邑成了卫国和晋国反复争夺的一个要地。在这件事情上，孔达并不是一无是处，杜预和孔颖达都首先肯定他的行为“合古之道”，也就是说他坚守的是道义。

    经历了这次波折之后，对诸侯国关系有着清醒认识的成公并没有放弃与晋国缓和关系的努力。成公请一向与自己有很好交往的陈共公出面调和卫国和晋国的关系。《左传·文公二年》：“秋，陈侯为卫请成（成：讲和）于晋，执孔达以说（说：向晋国解释）。”陈共公的调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左传·文公三年》传：“春，卫侯如陈，拜晋成也。”文公三年，卫侯到陈国，是答谢陈侯的。《左传·文公四年》传：“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良：良臣）也，故免之。夏，卫侯如晋拜。”

    晋国认为孔达是卫国的良臣，因此放他回卫国。卫侯也因晋国放回孔达，到晋国去答谢，目的也是修复卫晋关系。卫侯此行之后，因孔达伐晋造成的矛盾并未完全化解。但晋国执政者也懂得盟国越多越好，作为盟主也没有把卫国逼向敌对阵营的打算，更不会莽撞地灭掉一个诸侯国使其他诸侯国离心，这就给两国关系的转变留下了余地。

果然，鲁文公五年时，晋国主动采取了缓和晋、卫关系的行动。《左传·文公五年》传记载：“晋阳处父聘于卫。”聘，聘问，诸侯间正常交往的一种礼节，即派使者带礼品去问候。阳处父聘于卫，说明晋国已经主动向卫国示好。

鲁文公七年，晋襄公卒，晋灵公即位。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国赵盾向与会的诸侯国通报晋国新君继位的情况，与会的诸侯国国君也对晋灵公继位表示祝贺，成公参加了这次会盟，晋、卫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左传·文公八年》传：“八年春，晋使解阳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竟：同境）。匡本卫邑，被郑国侵夺，晋国令郑国归还卫国。戚邑是鲁文公元年被晋国夺走的。公壻池，晋君女婿，晋侯曾夺取卫地封给他；申本郑地，因此解阳此次交给卫国的城邑和土地共有四处，是卫国在文公重建楚丘后在领土上一次最大的收获。这说明成公复位后在调整与诸侯国的关系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但保证了国家安全，也在土地上得到了实惠。

   《左传·宣公九年》：“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鲁宣公九年为前600年，是成公在位的第三十五年。

从《左传》以上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卫成公复位后卫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轨迹。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年），成公即位，即位后未及三年，鲁僖公二十八年，爆发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卫国是楚国的同盟国，楚师败绩，成公出奔楚。践土之盟后，成公虽得以回卫，但与晋国的矛盾并未化解。冬，成公被扣留在京师，元咺立公子瑕。卫人并不赞同元咺立公子瑕，鲁僖公三十年秋天，卫人杀元咺及公子瑕，成公复位。鲁文公八年，晋国主动归还侵夺的卫国戚邑、匡邑的土地以示好于卫，成公也乘有利时机，在扈邑与晋国结盟，其后又两次在扈邑与晋侯会盟，卫师也多次与晋军一同征伐，卫晋之间的嫌隙得以修复，卫国的外部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成公采取的连晋背楚的国策是正确的。卫国远楚而近晋，卫国与楚国之间有宋、陈、郑、蔡等诸侯国作屏障，楚国对卫国的威胁要远远小于晋国。成公在诸侯争霸的复杂环境中主动变换对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但保证了他复位后卫国政局的稳定，也成了后世卫国几代国君沿用的国策。穆公、定公、献公、殇公、襄公都沿用成公与晋结盟的国策，两国同盟关系维持了一百多年。自鲁文公二年（前625年）到鲁定公初年（前509年），卫国也很少出现外患，因此也积聚了可观的国力。鲁定公七年（前503年），由于晋国君臣屡次对卫国挑衅，以大欺小，卫灵公背晋而结盟于齐，才终结了卫晋一百多年的同盟关系，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卫灵公与齐景公联兵伐晋，晋军出动战车千乘，兵力超过城濮之战时，卫国尚能出动五百辆战车，完全是中等偏上诸侯国可调动的兵力。

四、从重用宁俞看成公的用人思想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国家政局的稳定，一是取决于国君正确的决策，二是取决于国君的识人用人。成公大事上的决策，如迁都，如背楚联晋，历史的发展已证明是正确的，在识人用人上，成公也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国君。首先，在他35年的执政生涯中，没有不共戴天的政敌。有点例外的是元咺。鲁僖公二十八年，有人在成公面前控诉元咺，说他已经立叔武为君，成公没有深察，杀掉了元咺之子元角，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元咺仍然帮助叔武稳定都城，使卫国不至于发生内乱。此后，成公从出居地襄牛回归都城时，充当前驱的公子颛犬屈杀叔武，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元咺才逃奔晋国，并向晋国控诉叔武被杀之事，导致成公被扣留在洛邑。从事情演变过程看，元咺一开始并没有对抗成公的打算。从《左传》的记载看，成公在位时，像叔武、宁俞、士荣、鍼庄子、孔达都对他忠心耿耿。成公在用人上，十分看重一个人的人品和节操，这一点，在他的两任执政宁俞和孔达身上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左传·文公四年》传：“卫宁武子来聘，公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卫国的宁武子来鲁国行聘问之礼，文公和他一同饮宴，席间为他赋《湛露》和《彤弓》两首诗。宁武子没有辞谢，也没有赋诗应答。文公派主管外交的官员私下探问。宁武子说：“下臣以为是练习而演奏的。从前诸侯正月去京师朝贺天子，天子设宴奏乐，这时赋《湛露》一诗，诗中天子相当太阳，诸侯听命于天子。诸侯把天子痛恨的人当做敌人，献上自己的功劳，天子因为这样的原因赐给他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箭一千支，来表彰功绩设宴酬劳。现在我前来续写昔日两国友好关系，承蒙国君赐宴，岂敢触犯大礼而自取罪过？

“鲁卫之政，兄弟也”，春秋时，鲁、卫二国之君不忘周公、康叔在世时深厚的兄弟情谊，在当时的诸侯国博弈中，为维护两国利益，经常协调行动，互相援助。鲁僖公三十年，成公被囚禁在雒邑，随时都有被晋国谋害的危险。鲁僖公为了解救成公，亲自给周襄王和晋文公送礼，再加上宁俞千方百计地保护，计破晋国鸩杀成公的阴谋，成公才得以安全返回卫国。为了答谢鲁僖公的恩义，成公派宁俞到鲁国聘问。鲁僖公对宁俞这位忠烈之士极为看重，因此，在会见宴饮时才为之赋《湛露》与《彤弓》。僖公超越常礼的举动，让讲究君臣上下的宁俞极为不安，只能“不辞，亦不答。”主人赋诗之后，宾客应景赋诗作答才是常情。宁俞的举动，虽然没有惹怒僖公，但也让僖公产生疑窦，因此让行人私下问其中的原因。宁俞认为，《湛露》是诸侯朝觐时周王才可演奏的音乐，乐曲中将周王比作天上的太阳，将诸侯比作露珠。而彤弓、彤矢是诸侯有安抚四夷之功时，周王才赏赐给诸侯的。宁俞认为僖公这样做属于厚辞越礼，自己不敢违礼而犯下罪过。从宁俞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在帮助成公脱难并在成功复位的过程中建有不世之功而居功自傲，而是恪守为臣的本分。成公于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回国复位，到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去世，较稳定地治理卫国三十年，跟前有宁俞这样忠正的大臣，实在是一件幸事。由于宁俞有这样高尚的人品和节操，杜预才赞赏他对成公忠诚到了极点，而且深谋远虑，连孔子也对他大加赞赏，认为他有大智若愚的一面。成公在位时另一位执政孔达，也是一位忠勤为国、知恩图报之人。惟英明睿智之君才有鉴人之巨眼，成公应属于这一类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