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诰》是西周朝代一篇著名的带有政令性质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周公姬旦所作，约成文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从文章的措辞和语气看，此文当为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期，平定“三监之乱”后徙封康叔于卫时替他颁布的戒酒文告，也是依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向他提出的治卫方略之一，对康叔治卫得以“和集其民”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后人将《酒诰》收入《尚书 》，为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世人具有深刻的人生启示意义和永久的文化价值。

    认真解读《酒诰》，我们都能感悟到，它并非一篇简单的戒酒令，而是周公在康叔受命治卫之际，审时度势，训诫他要针对殷商故地“湎于酒”的陋习，明确饮酒要分时、分事、分地、要有节制，核心是强调饮酒也当切记继承周先祖传统，要讲酒“德”，千万不能步殷商之后尘，因湎于酒而误政事，招致失国之痛。全文大致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向康叔阐明周之传统是“祀兹酒”而“不腆于酒”，教诲康叔要谨记秉承周之优良传统。我们知道，周王朝非常讲究礼仪、道德，周公更是一位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的著名政治家。《尚书.毕命》有言：“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史记.鲁周公世家》亦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皆言周公之功德。周公旦作为周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中的重要人物，他追随父亲文王、辅佐兄长武王、摄政幼主成王，治国理政经验丰富，自然对周从商代西部一个部落诸侯兴盛发展的历史清清楚楚，更是对周王朝“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勤政传统和德政理念刻骨铭心，并身体力行，留下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美谈。所以，当此重要时刻，他必然要把自己躬身实践中得出的切身体会——治理国家一定要秉承先祖优良传统——告诉年轻的弟弟康叔，希望他像先祖一样治理好自己的封地卫国。《酒诰》开篇写道：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其后又言：“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明明白白地告诫康叔，我们的先祖是一直身体力行并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勤于政事，只在祭祀时才饮酒，“不腆于酒”，你治卫务必要继承先祖传统并昭告全国。

     第二，告诫康叔不忘先祖教诲，治卫一定要汲取殷商衰亡的教训，严令戒酒，“刚制于酒”，做到“饮唯祀，德将无醉”。这一层，也是《酒诰》的重点。为此，周公先用周之兴与殷之亡怍比，再用殷之初兴与殷之终亡作比，告知康叔湎于酒而误国的沉痛教训。周王朝因上上下下皆“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而殷则因“荒湎于酒”，最终导致亡国。但殷商最初并非如此，“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罔敢湎于酒”？皆朝夕在公，“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相比之下，“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他“淫佚于非彝”，“惟荒湎于酒”，最终导致殷亡，“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两相对比，就鲜明地揭示出殷商之亡“湎于酒”的沉痛教训。基于此，周公又叮嘱康叔：“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所以，你到卫国后，一定要劝诫殷商之贤臣，“矧汝刚制于酒”，对饮酒严加管理，制定戒酒法令，严惩“群饮”者和“湎于酒”者。

    这些谆谆教诲与叮嘱，可谓言之切切，意之殷殷。周公为周王朝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精神诚令世代敬仰。由于周公躬亲政事，又亲历了周兴殷亡的历史变革，因而对殷商衰亡的教训感受深刻。在他眼中，商纣之亡国，与夏桀亡国有极为相似的历史原因，那就是酗酒丧德。《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而商纣崇饮湎酒远胜于夏桀，诸如“酒池肉林”、“长夜之饮”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盂鼎铭有“率肆于酒故丧师”的说法。而且，《尚书.西伯戡黎》中早有祖伊告诫纣王：“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还有，早就从殷纣王的奢靡生活中知微见著，后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之一的箕子，在向武王陈述治国大略《洪范》九畴时，虽不忍言殷商之丑，没有明确提到“酒”事，但从其所言“五事”对貌、言、视、听、思的强调和“八政”对“祀”的重视，也足以看出这是从殷商之亡中总结出来的治国之策，其中自然包含对殷纣王奢靡生活的反思。所以，《酒诰》亦说它“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由此可见，周公当时所言，并非周取得政权后，有意对前代政权的诋毁。而的的确确是在认真总结殷商亡国的历史教训，从中汲取商代后期尤其是纣王“惟荒湎于酒”，以至于国沸民怨、自取灭亡的前车之鉴。

     第三，告诫康叔“典听朕毖”，呼吁卫国各级官僚一定要自警自省、尽职尽责，都做“唯王正事之臣”，“勿辩乃司民湎于酒”。《酒诰》深刻分析殷商因“荒湎于酒”招致亡国的沉痛教训之根本目的，在于警醒康叔，要他治理卫国时“监抚于时”，从“饮酒”这一看似生活琐事抓起，采取得力措施，革除社会积弊，整肃官场之风。对百姓，《酒诰》要求康叔引导他们安居乐业，只在表达孝义时才饮酒。百姓当“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对百官，《酒诰》要他们谨遵“朕教”，自警自省，朝夕心在王室。周公呼吁“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耳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尓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可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同时，对那些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违禁者，也给出了严厉的惩治办法：或教之、或执拘、或杀之。在此，周公教给康叔从“酒”入手的治卫方略，既要革除殷商积弊，匡正世风，又要整肃官场，培养“惟王正事之臣”，真是正当其时，措施有效，保障可靠。所以，《酒诰》末尾，周公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康叔：“封，汝典听朕毖。勿辨乃司民湎于酒！”

     那么，一篇专对卫国发布的不足700字的戒酒文告，《酒诰》何以要周公以“王”之尊位颁布？《酒诰》对于康叔治卫又有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其对于后人具有哪些永久的文化启示意义？这必须结合当时周王朝面对的社会现实来认识和解答。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商亡周立。为了稳定先商遗民，周王朝采用以商治商的办法，把殷商故地朝歌封给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让他管理那里的殷商遗民。同时，为防止武庚率殷人叛乱，武王又将商王朝幾内之地一分为三，朝歌以北为邶，由八弟霍叔姬处治理；朝歌以东为卫，交给三弟管叔姬鲜治理；朝歌以南为鄘，派五弟蔡叔姬度治理。这样，邶鄘卫三足鼎立，形成对朝歌的包围之势，共同担负监视武庚及殷商遗民的责任，史称“三监”。然而，仅过了三年，积劳成疾的周武王就不幸去世，值此危难之时，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及时扶立武王幼子姬诵即位，号为成王，并以摄理政事而代称王。周王朝的这一重大政局变动，引起了武王其他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满，武庚便乘机作乱，撺掇管、蔡、霍，串联徐、奄、薄姑等东方部落，起兵反周，史称“三监之乱”。为稳定周王朝大局，周公果断出兵东征，一举平定了这场叛乱，杀死武庚禄父，管叔自杀，蔡叔被流放，霍叔被贬为平民。周公就是在刚刚平息这场动乱的重要时刻，从朝歌和三监之地的特殊地位考虑，为尽快稳定大局，才徙封康叔到此地，“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 .卫康叔世家》）”，重建卫国，以“屏藩周室，拱卫王朝”。正是在此形势下，周公为康叔治卫所谋，特以《酒诰》嘱之。《史记 . 卫康叔世家》亦传曰：“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史记》虽没有记载康叔如何遵周公之嘱治卫的具体细节，但仅从记下“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的治卫效果，以及成王用事以后“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彰有德”的荣耀，足可以看出《酒诰》之于康叔治卫的重大指导作用和形成其德政传统的价值所在。由此，亦可以启示我们联系当下社会实际，领悟其永久的文化意义。

    康叔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历史典籍没有具体记载，只在《史记.三王世家》里有“康叔后扞禄父之难”之说。但周公之所以徙封康叔治卫，把刚刚历经动乱的三监之地交给他，肯定是出于周王朝对康叔的充分信任，坚信他忠于王室，有能力担当大事，治理好卫国。所以，在康叔之卫之际，周公特以王之尊位、兄之亲情嘱以《酒诰》，要他从殷商之亡中汲取教训，“监抚于时”，从卫国的现实出发，从强力整顿殷商沉湎于酒的不良习俗着手，把革除殷商社会沉疴积弊、整肃官场奢靡之风放在重要位置。确保卫国成为周王朝坚固的东方屏障，真正发挥其“屏藩周室，拱卫王朝”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酒的国度，酒文化历史悠久。但自古就强调，人饮酒可以体现其内在的德行修养，“酒”的字源也证明了这一点。《说文解字》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儀狄。”故醉酒之态就被视为丑（醜），《说文解字》释之曰：“醜，可恶也。从鬼酉声。”而且，从《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和“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以及《诗经.周颂.丰年》“为酒为醴，烝畁祖妣”和《宾之初筵》的描绘看，“酒”当初是有特殊用途的，也并非让人滥用的一般饮品。可见，当“酒”走向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普通饮品后，其对于人心理生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就愈来愈凸显出来。“人性之善恶”亦常常由饮酒而显现。酒精对人的神经麻痹，轻则使人饮酒误事，重则使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此风不改，任其泛滥，必然浸染卫国世风，民间易借饮酒聚众滋事，官场则易生淫靡腐败之徒，最终也将重蹈殷商覆辙。我们都清楚，大凡历史上每当朝代更替政权交接之关键时刻，执政者都必然自觉以前者为鉴，革故鼎新，开创新局面。因此，周公在康叔之卫之际特以《酒诰》教之，用以匡正世风、整肃吏治，的确是一条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治卫方略，是一剂疗治殷商故地顽疾的妙药。康叔“能和集其民，民大悦”的治卫效果，也充分证明了《酒诰》不可小觑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再联系《尚书》将《酒诰》与《康诰》《梓材》同用一篇序言来记，《酒诰》之于康叔治卫的价值就更加明了。其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康诰》“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重在向康叔强调治卫要兼顾德政与法治并用，《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告诫康叔治理殷民都要勤勉政务。如果说这两篇侧重于形而上地向康叔阐述治国理念的话，那么，《酒诰》就是周公针对殷商故地的现实状况，在实践层面向康叔提出的具体治卫措施。毫无疑问，《酒诰》指出了周兴殷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了治理国家必须要匡正世风、整肃吏治这一深层次文化因素的执政理念。这是其永久文化意义的主要方面，无论哪个时代，每当政权更替交接之际，新的执政者都将面对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联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的执政实践，特别是强力整顿作风、铁腕惩治腐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举措，或许对此有更明确、更深入的认识。而《酒诰》所具有的永久文化价值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它给予我们的人生启示：饮酒“德将无醉”，用酒万勿沉湎于酒。无论我们为官还是为民，“酒”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酒”当何用？不可不慎思之。用得好，它是好东西；用得不好，它贻害无穷！个中奥妙，我们只要联系身边那许许多多的鲜活事例，细读《酒诰》，就不难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