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姓氏初出现的始祖就是这一汉字姓氏的开姓祖，在繁衍迁徙的过程中不同支系的祖先可称开基祖。从理论上说，开姓祖只有一位。确立开姓祖的地位，关乎某一姓氏的历史源头。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很多姓氏都汇集了众多的支流，形成了千支万派汇流的局面，支流入源无论早晚，都是构成某一姓氏大厦的重要的骨架和血脉。家族修谱中的开姓祖祖根问题和历史对接问题是两个关键问题，康姓是如何发源的，支流是如何汇集的，家谱将来如何对接，是每一位康姓人切切关心的问题，对此，有所知较多者，有部分了解者，有一知半解者，有全无所知者，甚至有传达出错误信息者。本来，天下很多姓氏都存在谱系断层的问题，要复原它，唯一的指靠是历史文献，是挖掘历史文献进行举证。如果某段断层确实无法修复，就只能暂且存疑，以待新的发现。我们需要的是实证，是留存在传世文献中的确切的证据，是让观者释疑解惑的东西，而不是先入为主的主观推理。我们的主张是，康姓的开姓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康叔封。我们通过集成传世文献中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以上结论。欢迎对我们在《集成》中提供的所有实证有疑问者通过历史事实进行质证，我们拒绝主观的无根据的推测。

这是笔者目下能收集到的康氏祖根姓源资料，而且是择要收录的。中国各种典籍，浩如烟海；天下康氏，千支万派，由于笔者视野有限，在资料的收集中肯定存在挂一漏万之虞。但因无法给这些资料取一个确切的名字，权且名之曰“集成”，实无贪大哗众之心。一瓣心香，既是尊祖敬宗的拳拳之意，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部分族人的姓源之惑。

一、金文中的康氏祖根姓源资料

康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姓氏，它的特殊性在于，开姓祖既是天潢贵胄，又在西周立国之初即获大封，平定“三监之乱”后成为方伯，代天子镇抚东方，成为卫国立国之君。贵重的地位，使其能有大量的青铜器流传下来。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叫吉金文字，简称金文。古代青铜器上铸刻的片言只语，都成为难得的珍宝。西周金文向来被研究西周史者视为最可靠的资料，因为金文具有不可随意篡改的特质，其信度和权威性远远超越一般历史文献。金文中对康氏祖根和族源的记载，丰富而又精确，对海内外康氏族人了解自己的祖根和族源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可以回答有关康氏祖根和族源的很多疑问。

（一）、康侯封（丰）诸器  康侯诸器  侯伯器

1、康侯丰方鼎

康侯丰方鼎是1932年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古籍研究院对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周法高《金文零释》等多家专著都收有此器。方鼎通高27·8cm，腹深11·4cm，腹围72·1cm，重5155千克。器内有铭文二行六字：康侯丰乍宝尊。意思是康侯封铸造宝鼎。“乍”本是古代占卜灼龟甲时龟壳爆裂之形。乍字取于作龟，故乍字含有作义。康叔在古代文物和古代典籍中有时写作康叔封，有时写作康叔丰，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认为封、丰二字都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含有开土封疆之意，二字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将康侯丰方鼎定为武王时器（见该书第24页）。容庚是研究青铜器的泰斗，他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成果，成为当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把青铜器的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的《商周彝器通考》也被学界视为中国青铜器研究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的著作。容庚先生认定康侯丰方鼎是武王时器，为武王克殷后大分封时先祖被封在康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不封在康地，何来康侯之称？台湾著名学者张光远先生作《西周康侯簋考释》（文章见台湾《故宫季刊》1980年第3期），提出“康侯丰方鼎应作于武王十三年前后”，亦可作康侯封方鼎为武王时器的证据。周发高《金文零释》提出：“古人作器，自称多称名，称人多称字，康侯丰鼎是康侯一人自作，所以称名；康侯簋是康侯和他的兄弟共作，大概实际由他的兄弟聃季载主持，所以便称康侯的字而不称名了。”（见《金文零释》第12—13页）康侯丰方鼎既是国之重宝，也是记载康氏家族史的最珍贵的器物。张光远先生在《西周康侯簋考释》结论部分说：“武王凯旋返回周都，即大封诸侯，将管地赐给他的三弟叔鲜，将蔡地赐给他的五弟叔度，这便是管叔和蔡叔。同时武王也仁慈地将商邑仍然赐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以继续商王宗庙的祭祀，只是加派管叔和蔡叔二人作为武庚相，以便监督并治理商朝的遗民。后来武王也将康地（今河南禹县附近）赐给九弟叔封，这就是康侯封，他为此铸造了康侯封方鼎。”

2、康侯簋

康侯簋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学界大都认为它出土于河南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夏鼐《殷周金文集成》、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收有此器。康侯簋现仍流落海外，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器高24cm，口径41cm，器底有铭文四行二十四字，其中“王朿伐商邑，令康叔啚于卫”的记载。“朿”意思同伐。“啚”，张建铭《说文字根》：“孳乳为圖、鄙等字。”孳乳就是孳生。这里“啚”意思同鄙。鄙本义是边邑，也可解作封邑。《广雅·释诂》：“鄙，国也。”《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晋杜预集解“卿大夫称家。”“建国”指天子建立诸侯国。古代诸侯的封地称国，卿大夫的封地称家。这两句话意思是周公旦奉成王命攻打商邑，攻下商邑后，让康叔从他的封地到卫地去。康侯簋铭文证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让康叔到他的新封地卫国去，康叔在封卫之前就是有封地的。康叔是武王伐纣灭掉殷纣后实行大分封时封在康城的，钱穆《史记地名考》中就在缜密考证之后得出结论，肯定康地在今河南省中部的禹县附近（见《史记地名考》第207页）。受封康城后，子孙也从封国得氏。后面我们还会出示一系列的证明材料。因此我们说，康侯簋在确定康氏祖根、姓源上弥足珍贵，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3、康侯异形刀

康侯刀是1932—1933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古迹研究院对河南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的，不知何时因何流落海外。康侯刀现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刀长30·2cm，重1·092千克，刀上铸刻有“康矦”二字。铭文中的康侯指的是哪一代卫君，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康矦刀既是濬县辛村墓地为卫国贵族墓的见证，也是关于康姓姓源的珍贵实物证据，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4、康侯觯

     康侯觯也是1932—1933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古迹研究院对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的，后流落海外。觯上铸刻有“康侯”二字，证明此觯是某一代卫国国君的器物。这件铜器现藏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熟悉牛津的人都知道阿什莫尔博物馆是牛津大学的禁地，它的每件收藏文物都是珍宝，由此可知康侯觯的价值。

5、康侯斤

 古代斤本义是斧。康侯斤亦出土于河南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康侯斤上铸刻有“康矦”二字，证明此器是卫国国君的器物，但是哪一代卫君使用的，还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康侯斤现藏华盛顿弗利尔大学博物馆，弗利尔大学《中国铜器》记载此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宽著《西周史》亦介绍过此器。

6、铜甗

     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古迹研究院对河南省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二十九号墓出土一铜甗。铜甗通耳高35·5cm，口高27·5cm，口径21·6cm，腰径11·7cm，厚0·1cm，重2469克。有铭文三字在腹内，曰“白乍彝”，“白”，同伯。意思是侯伯作彝器。彝器是上古时代礼器的统称。铭文证明此铜甗是卫国国君的器物。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郭宝钧著《濬县辛村》一书收有此器并作了详细介绍。

     7、铜尊

     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古迹研究院在对河南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还在六十号墓出土一铜尊。此铜尊质厚重，色黝绿，半面现孔雀蓝色，制作精工。腹内底部铸刻铭文四行二十四字。铭文中有“隹公原于宗周，陆从公”等字，孙海波在《濬县彝器》一书中对此器的铭文进行了详细考证，推定此尊出自卫武公侍从墓，作器者为武公的臣子名“陆”。郭宝钧在《濬县辛村》一书中对器上铭文进行了隶定，并说“此公当系卫康叔后裔，铭器者是卫公的家臣陆。”尊上铭文字数较多，今后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

     8、铜戟

    戈、矛、戟都是古代兵器。河南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二号墓出土的铜戟形制如十字，通刺长27·35cm，重156克，正面有铭文曰“矦”，习惯上称侯戟。在此墓中发掘所得同形同铭的戟共有七柄。戟上的铭文虽仅有一字，但这七柄戟同样珍贵，因为这是大墓为贵族墓的证明。

八号墓出土的铜戟，形制如侯戟，但已残缺。残长17·4cm，重94克，上有铭文二字曰“白矢”。“白”即侯伯之伯。八号墓为中型墓，应该是公族或侍从墓，说明此戟是墓主从国君那里得到的赏赐。

中华书局2004年版陈梦家注《西周铜器断代》第14页指出，近年出土（陈梦家先生于1954—1956年完成此书，近年当指那个时代）铭文中有“康矦”二字的铜器，除了他详细介绍的康侯簋外，还包括：

康侯斤，前面已作介绍

康侯戉，此器亦为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録》收録

康侯矛，清华大学藏

康侯鸾铃，于省吾《商周金文録遗》亦收入

康侯觯（前文已作介绍）

康侯罍，《西周铜器断代》未作介绍

    康侯鼎，即前文介绍的康侯丰方鼎，亦见《三代吉金文存》

康侯鬲，亦见《宁寿古鉴》

9、乍册葳鼎

     乍册葳鼎见《殷周金文集成》第四集，其铭文曰：“康侯在朽（柯）師，锡乍册葳贝，用乍寳彝。”意思是康侯在柯地，赐乍册葳贝币，乍册葳制作宝贵的彝器铭记这件事。《左传·襄公十九年》曰：“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杜预注：“魏郡内黄县东北有柯城。”据唐兰考证，柯是殷八师驻地之一。但仅据铭文，还无法考证其中的康侯指的是哪一代卫君。

    自周公奉成王命讨平“三监之乱”，康叔从始封地康城徙封卫地、镇抚东方后，到前660年懿公政乱失国，卫国以朝歌为都，传14代，19位国君，历经380余年。濬县辛村贵族墓地为卫国国君和公族墓地，已为海内外学界公认。20世纪30年代前后，辛村墓地曾被疯狂盗掘，墓中文物十九流失。但在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古迹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中，仍得到铜器类物件2208件，陶、玉石、贝蚌、骨角、竹木类器物9367件。特别是从不同大墓中出土的带有“矦”、“白”、“康侯”等铭文的青铜器，对康氏家族来说更为珍贵。二号墓和八号墓出土的带有“矦”字铜戟共8件，加上前面的7件带铭文的铜器，共15件，数量惊人。我们以上举证的铜器，有的目前可确定出自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有的目前还没有考证清楚出处，不知是出自初封地康城，还是出自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还是出自其他地方，但,对证明康氏祖根姓源都有价值，因为它们全是康家的器物。总括这些器物，铭文中有“康侯”二字的共12件。特别是康叔徙封卫地和子孙治卫、以朝歌为都的380余年里，家族日常使用的礼器和实用器上，不铸刻“卫侯”而铸刻“康侯”，康叔封及其子孙的姓氏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些铜器上的铭文，不但是证明康氏祖根族源的珍贵资料，同时也让天下康氏明白先祖灵魂的安息处。海内外的博物馆得一件即视若拱璧，这些铜器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吗？当然，康叔的后代子孙由于支系庞大，由于种种原因，亦有走“氏而又氏”之路，出现其他姓氏，形成康氏兄弟之姓的，比如与康氏关系最密切的卫氏就是如此，康氏和卫氏是共祖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兄弟之姓，在祖根姓源的认定和表达上，相同之处多，差异也存在，但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都是康叔的嫡亲后代。《元和姓纂》曰：“卫姓，周文王第八子（应为第九子）康叔封于卫，传国四十余代，秦末灭国，子孙以国为氏。”陈彭年《广韵·祭韵》：“卫，本国名，亦州名，亦姓。周文王子卫康叔之后，国灭因氏。”“卫氏宗亲网”：“卫国灭亡后，其公族子孙及国民中多有以故国名为氏者，称卫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卫氏正宗。”卫、康二姓从理论上看，前二十九代的共祖关系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濬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和上面我们提到的还无法确定出处的青铜器外外，还有康叔之子伯懋父诸器和康叔后代康季留下的康季鼒与上列诸器形成互证。

（二）、康伯懋诸器

康叔的长子称康伯，又称康伯懋、伯懋父、康伯髦、王孙牟。他既是卫国国君，又是周王朝镇抚东方的殷八师的统帅，有代天子征伐之权。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卫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传》谓王孙牟，继封父为司寇，犹郑武公父子同为周司寇也。”由此可知，康伯还是周王朝的卿士。《中国文字》新33期所载暨南大学陈英杰《金文中“君”字意义及相关问题探析》文指出：“伯懋父是卫康叔之子康伯懋，史书亦称王孙牟，事康王、昭王。康王十八年东夷大反，伯懋父率领驻扎在牧野的殷八师前往征伐。昭王伐楚时，伯懋父屯兵炎師，召（召，人名，伯懋父属下将领，见下文召尊、召卣）随伯懋父出征。”由于地位显赫，伯懋父的事迹在传世典籍中也多有记载。

1、小臣簋

     此器见《殷周金文集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金文録遗》、《西周铜器断代》诸书。它对康叔家族来说是一件青铜重器。铭文中有“东尸（尸，同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師征东尸”、“归才（才，同在）牧師”、“伯懋父承王令易（易，同赐）師”等内容。这是康伯为殷八师统帅的最确凿的证据。西周王师由三大军事集团组成：丰镐六师，镇抚宗周；成周八师，镇抚洛邑；殷八师，镇抚东方。周公在《康诰》中称康叔封“孟侯”，“孟”意思是长，“孟侯”是东方诸侯之长。康伯继位后，完全继承了康叔的地位和权力，因为一方诸侯之长才有统帅殷八师代天子征伐的资格。

2、伯懋父提梁卣

  伯懋父提梁卣因多次辗转易手，出土于何地至今不清楚。提梁卣在高级贵族墓中出土时往往成对出现，两卣一大一小，容积比例常常为3：2或2:1。伯懋父提梁卣和后面要介绍的召尊、召卣、小臣宅簋、御正卫簋铭文记载的都是伯懋父对有功人员的赏赐，代表的是康伯懋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当然也是康伯为方伯—东方诸侯之长的明证。

伯懋父提梁卣上有铭文：隹×月，辰在己亥，伯懋父至于献，商召贝，用乍父乙尊彝。天鼋。

“隹”，同唯，句首语气词。“×”，甲骨文金文中代表数目字五。“才”，同在。“商”，杨树达《小学述林》：“商，同赏。”这段铭文的意思是：五月己亥，伯懋父来到献地，赏赐召贝币，召用贝币作费用制作祭祀父乙的尊彝。天鼋。献地所在不详。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辛组“毕公铜器”中有献侯簋，陈梦家据器上铭文“身在毕公家”推断献侯是毕公家人。“天鼋”是周初常见的族徽号，这里的“天鼋”二字应是作器者召的家族族徽。

3、小臣宅簋

     小臣宅簋见于《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金文录遗》等书。器上有铭文曰：隹 ×月壬辰，同公才豐，令宅事白懋父。白易小臣宅畵甲、戈九、昜金车，马两。扬公、白休，用乍乙公尊彝，子子孙孙永宝，其万年。用郷王出入。“隹”同唯，语气词。“×”，五。“才”同在。“白”同伯。“易”同赐。“昜”同鍚，鍚是赤铜。“休”，丁度《集韵》：“美善也。”“郷”，同饗，用酒食招待客人，享用。铭文的意思是：五月壬辰，同公在豐邑，令小臣宅侍奉伯懋父。伯懋父赐给小臣宅绘有图案的盾牌、赤铜作车件的车子、两匹马。小臣宅颂扬同公、伯懋父的美德，并制作乙公的尊彝铭记这件事，让子子孙孙一万年永远当做珍宝，供祭祀和王的使臣来往时宴飨使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豐及豐邑，近镐京。同公亦见沈子它簋‘作怙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怙休同公。’是同公与周公同时。”“怙”是怙恃，“休”是颂扬、赞美，从沈子它簋铭文中可以看出同公的权势也非同一般。小臣宅可能是同公家臣，从同公让其侍奉伯懋父看，伯懋父与同公应是私谊很好。小臣宅簋被陈梦家列入成王时期铜器之中，可见成王在位时，伯懋父已是朝廷重要官员。《史记·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史记》的记载也印证了陈梦家判断的正确。

4、召尊和召卣

 召尊见于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现藏上海博物馆。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王辉《中国古文字导读》都把召尊归入昭王时期的铜器中。若二人分期无误，就可证明康伯懋确实历仕成、康、昭三朝，是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因此召尊对康氏家族来说，也是一件重器。《西周铜器断代》下册收有召卣的器物图片和铭文拓片，器上铭文与召尊几乎无甚差异，召尊与召卣应该是成对的。召卣和召尊一样珍贵。召尊铭文中有“隹九月，才炎師，甲午，伯懋父易召白马，每黄，发微”、“召万年永光，用乍团宫旅彝”等语。“隹”，同唯。“才”，同在。炎師是殷八師驻地之一。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六師八師及其屯田制》：“凡金文中地名称某師者，師上一字为原有地名，師字则由于时常为師旅驻扎地而得名。”“每黄”，头部黄色。张建铭《汉字字根》：“母，从女，两点像双乳之形，取乳子养育之义。母作声母，孳乳为每字。”也就是说“每”字是“母”字孳生出来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叶玉森氏以为屮像笄形。甲骨文每字上部是屮字，或为女子身份地位标志之发笄。”“每”字从字形上看，是头上插有簪笄的成年女子之形。由头部发笄很容易联想到头部。“发微”，头部毛发有黑色斑点。“微”，通黴。《说文》：“黴，中久雨青黑也。”也就是长时间淋雨出现黑色小斑点。“旅彝”，祭祀用的礼器。《周礼·天官·掌次》“往大旅上帝”注：“大旅上帝，祭于圆丘。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旅”是古代祭祀名，在圆坛上祭天叫做旅，国家有特别事件时祭祀也叫旅。上面几句铭文的意思是：九月甲午，伯懋父在殷八師驻地炎師，赐给召白马一匹。白马头部黄色，有黑色斑点。召赞颂伯懋父万年永光，并制作团宫礼器铭记这件事。

5、御正卫簋

      御正卫簋被收入《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铜器断代》等书中，陈梦家把它归入成王时期的铜器中。其铭文曰：×月初吉甲申，懋父商御正衞马匹，自王，用作父戊寳尊彝。“×”，五。“初吉”，每个月的朔日，即初一。“懋父”即康叔的儿子伯懋父，这是古代一种习惯的称呼方法，如《左传》称伯禽为禽父，称伯燮为燮父一样。“商”，同赏。“御正”，古代官职名。“自”，在。“王”，周王朝东都洛邑的王城。“用”，以，因此。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用，词之以也。”句中的“词”指虚词。器上铭文意思是：五月初一甲申，伯懋父赏御正卫马一匹，在洛邑王城。御正卫因此为父戊铸造宝贵的尊彝铭记这件事。

     御正卫既是接受赏赐者，也是作器者。他把这件事铸刻在祭祀父戊的尊彝上，可见伯懋父的赏赐使他感觉到极大的荣耀。因为伯懋父地位显耀，既是卫国国君，又是殷八师统帅，大周司寇。

     6、师旂鼎

      师旂鼎又称师旅鼎，收入《三代吉金文存》和《西周铜器断代》，有器物图和铭文拓片。陈梦家将师旂鼎和吕行壶都归入“康王铜器。”“伯懋父北征的两器，似当在成王后半期或康王时期。”两器铭文都记载康伯懋统兵北征，是反映康伯懋勋业的重要器物。成康时期，康伯懋不但统帅殷八师镇抚东方，而且多次统兵北征，以保周王朝北部的安定，发挥了一位顾命大臣应有的作用。从师旂鼎的铭文还可以看出，康伯懋还主持官员之间的讼事，断其是非，定其处置，其地位当然非一般官员可比。铭文曰：隹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才艿，伯懋父乃罚得、显、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罚，懋父令曰“义放囗，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放，其又内于师旂。”引以告中使书，旂对厥囗于尊彝。“隹”，同唯，语气词。“众仆”不是指众仆人，而是众仆官，仆官应是军中的中低级官吏。因古代军队基层单位多含有家族性质。唐兰亦谓：“仆接近奴隶主，就容易获得权力，所以和臣（臣、妾古代本指男女奴隶）一样，仆后来也发展为一种官职。穆王时有太仆，《左传·成六》晋国有仆大夫，《仪礼·大射礼》有仆人正、仆人师、仆人士。”“方”，本是北方地名。《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汉毛亨传：“方，朔方，近猃狁之国也。”“雷”不详在何处，或与“方”接近。史载黄帝时有方国方雷氏，黄帝元妃就是方雷氏女儿。后方雷氏部落族人以国为姓，分为方氏和雷氏。“才艿”有两解，一曰在艿地，但其地不详。“才艿”另有一解，意思是伯懋父为防止象旧草还没有除掉，新草又长出来一样还会有人犯类似的错误，决定处罚他们。“才”，当初。《说文》：“才，草木之初也。”段玉裁注：“才，引申为凡始之称。”“艿”，《玉篇》曰：“旧草不芟新草又生曰艿。”“寽”同鋝，古代重量单位，《小尔雅》：“二十四铢曰两，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鋝。”鋝，六两。“厥”，他们。“义”，宜，应该。“内”，同纳，缴纳。器上铭文意思是：三月丁卯，师旂部下的多位仆官不肯跟随王去征伐方、雷。师旂让他的僚属引把这件事告到伯懋父处。伯懋父一开始就为防止象旧草还没有除掉新草又长出来一样，还有人会犯类似的错误，决定处罚他们，罚得、显、古每人三百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处罚。于是伯懋父命令说：“本来应该放逐那些不跟随右军一起出征的人，现在不再放逐，让他们仍然缴罚款给师旂。引把伯懋父的判决告诉中史，中史把它记载下来。师旂赞颂这样的判决，铸造尊彝铭记这件事。

   7、吕行壶

吕行壶收入《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其铭文曰：隹亖月，伯懋父北征。隹还，吕行捷，俘貝，厥乍寳尊彝。“隹”，同唯，语气词。“亖”，即四。“乍”，同作。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在谈到如何准确理解这段铭文时说：“此铭亦当云‘吕行从伯懋父征’，顾（顾，只是）文省略不言。”也就是说铭文中省略了吕行从征的话。总之，这段铭文意思是：四月，康伯懋北征，（吕行跟随康伯懋出征）。吕行打了胜仗，回师后，献俘献貝，他铸造宝尊铭记这件事。

8、競卣

     競卣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0页。競卣铭文曰：“隹白懋父以成師即东命戍南尸。”“隹”，同唯，语气词。“白”，伯。张建铭《汉字字根》：“白、自形近，自为鼻子，古代称头生子为鼻子，鼻、白双声，故古人或以白为伯仲字，甲骨文即用如是。”也就是说，甲骨文中就用白字代表伯字。“成”，亦写作郕，郕是殷八师驻地之一，《左传·隐公五年》：“卫师入郕。”“南尸”即南夷。戍南夷可能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康伯懋随周昭王南征。

从以上收录的伯懋父诸器铭文看，伯懋父作为卫国第二代国君，又“代封父为司寇”，既要治理好卫国，又要在周王朝掌管诉讼、刑狱和纠察，依法诛戮犯罪大臣，实在是责任重大。与此同时，他又是一方诸侯之长，殷八师统帅，代周天子镇抚东方，控制区域远超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他东抚夷夏，北御戎狄，为周王室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康季和康季鼒

     康季是康叔和康伯懋之后又一位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重量级人物，记载其事迹的青铜器是康季鼒。

    鼒也是鼎。《说文·鼎部》共收五字，其中鼎、鼐、鼒皆鼎类，是形制不同的鼎。有人说鼒是口部稍微收束的鼎。总之，鼒也是古代重要的礼器和实用器。康季鼒的器主为康季。鼒上有铭文：王乍康季寳尊鼒。王指周王，是作器者。铭文意思是：周王为康季作宝鼒。

     康季鼒原器已残破，仅存口腹间铜片，陕西岐山县东北六十里周家桥程家村出土，有所幸铭文恰在残片上。1944年间，前西京筹备委员会购得康季鼒。《考古》1964年第9期载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岐山出土康季鼒铭读记》（以下简称《读记》）一文记载，“会中以墨本寄示，验其书体，约在西周初叶、中叶之际。······腹部残余不多，仅一残片，即重十八市斤，约当全器二十分之一，原器当重三百斤以上，诚伟制矣。”从以上记载看，康季鼒是已发现的与康姓有关的铜器中体制最大者。

  王先生《读记》又曰：“康季一名，不见史籍。天子既为作器，必甚尊贵。武王之同母弟康叔，初封于康，后徙封卫。传世有康侯丰鼎二，即康叔器。又有康侯斧二，爵一，罍一，及奇形刀等，出河南濬县，亦疑康叔遗物。爵名之康，固由国起，即康叔亦然。其兄管叔、蔡叔、曹叔、成叔、霍叔，其弟冉季，上一字皆所封国名，与康叔例同。康叔有子康伯，名髡（史籍中多曰名髦、懋、牟，言名髡者，应因髦、髡二字，形近而误），事周康王为大夫。父号康叔，而子号康伯，昔人颇以同字为异，实无足疑。盖康叔徙封卫后，所遗之康，又转封其长子髡，以地为号，故曰康伯。犹召公奭封燕，其次子留周，代封于召地。伯者，昆季之长，非爵名之伯。彼时所封为侯，不为伯。以伯推之，必有少弟称季。”

《读记》中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周王亲自为康季制作巨型宝鼎，说明康季地位尊贵，非一般王室后裔可比；第二，肯定康叔初封地在康城，后来才改变封地，徙封到卫地的。康氏之康，来源于封国，康叔五位兄长，一位弟弟，其后代的姓氏，同样都来源于封国；第三，康叔徙封于卫后，所留下的封地康，曾由长子康伯袭封。第四，传世的康叔铜器中，康侯丰鼎、康侯斧皆有两件，可补证我们已掌握资料之不足；第五，解释了为什么父名康叔，子名康伯的疑问，说明康伯之伯，与兄弟排行有关，非爵位之伯。既称康伯，其必有弟弟，因无季不能称伯。康叔之子，最少也不少于两个。而伯、季之间，还可能有仲有叔，仲则一人，叔最少一人，多时无论几个皆可称叔。因此，康叔之子有几人，现在虽还不能推定，但最少也不会少于二人。

《读记》又曰：“康叔虽封于卫，仍为成王司寇。长子为周大夫，他子亦能服官王朝，宗亲世胄，后先蝉（蝉，蝉联）焉。以前时康国之转封，知此时亦可转封。据《史记·三代世表》康伯袭封卫侯，在周康王时，有弟封康，亦必在是时。封康始号康季，则为作器之天子，大底为康王或昭王。彼为二王亲贵，既可膺（膺，获得）此荣锡（锡，赐），而器铭书体，亦与康、昭时合。······就各方面推验，铭文康季，殆即康叔之子，康伯之弟。虽史缺有间，不能定讞（定讞，确切判定），其鳃（鳃，纹理）理正可寻觅也。”

 《读记》中这一段文字，亦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康叔为周司寇，康伯亦为周大夫，其他子弟也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康伯“代封父为司寇”，史有明载，可证明王先生之判断。第二，康伯是从康叔手中袭封康城，康伯继承卫国王位并在朝廷任职后，康城又转封其他弟子，这合乎历代礼制，因为某个封国，只要不被取消，是会由宗子或庶子一代代继承的。王符《潜夫论·志姓氏》就记载：“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绝也。”郑玄《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采邑。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因王献唐先生熟知古代礼制，才能把问题看透。第三，康伯袭封卫侯，在周康王时，据此可以推定康叔辞世的时间，还可以推测康伯离开康城后袭位者袭位的时间，这三个时间节点是紧紧相关的；第四，说明为什么称康季，封在康，又可能是康伯之弟，才称康季；第五，为康季做器的，大约是康王或昭王，因为铭文的书体与康昭时的书体一致，说明康季应该是生活在康、昭之世。西周成、康、昭三王在位时间，现在还不能准确考定，但史籍记载，成、康在位，“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因此二王在位至少也有五十年以上，康季应是西周立国、康叔受封康城后五六十年时出现的康姓人物。王献唐先生还提到“验其书体，约在西周初叶中叶之际”，若王献唐先生推断无误的话，器主康季也可能生活在西周中叶，与康叔也可能不是父子关系。因西周历近280年，初叶中叶之际距西周立国百余年，若康季生活在此时，应是康氏家族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子孙。

康季鼒在陕西出土，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如果是从墓中出土的，那就说明当时有康氏子弟分支出现在了关中。如果没有从祖居地迁徙出去，死后是要归葬祖茔的，也就是要归葬濬县辛村墓地。不归葬说明出现了新的分支。

康叔诸器、与康伯懋有关的诸器、康季鼒，用无可辩驳的实证，说明康氏一姓得姓祖是康叔，康氏一姓源于封国、源于康城。这些器物的价值，对康氏家族来说是无法用任何数字来估量的。

二、古代经书及经书注疏中的康姓祖根姓源资料

（一）、《尚书》与《尚书》注疏的康姓祖根姓源资料

  1、《尚书·周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译文：周公说：“诸侯之长，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那伟大光明的父亲文王，能用光明的德政教化百姓，对百姓慎用刑罚。······你的兄长武王付出辛劳，你这个年轻人才能够被封到这东土之上。”

《康诰》中的这段话，是康叔封为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在经书中最早最确凿的记载。《康诰》是周公承成王命平定“三监之乱”后，康叔由康城徙封卫地时周公代表成王诰戒康叔的诰词，诰词中“孟侯”的称呼，说明康叔初封卫国，已经被赋予了代天子镇抚东方，做东方诸侯之长权力。汉孔安国在“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下注：“周公承成王命，顺康叔之德，命为孟侯。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孔安国在《康诰》下又注曰：“命康叔之诰。康，圻（圻，同畿）内国名。叔，封字。”孔注说明，徙封卫国后，康叔虽然有了新的封国，也如召公封燕子孙仍姓召（邵），周公封鲁子孙仍姓周一样，初封时的康氏仍未改变。按古代礼制，诸侯国封建后，除了要在封地营建宫室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宗庙，按郑玄说就是“定其人神所处。”西周初年，无论大小封建主，其所居都邑都必须有宗庙，因为有宗庙是某一贵族支系存在的象征。宗庙建成后，要由子嗣世守，非发生不可抵御的灾难，宗庙不会毁弃，所立之氏也不会改变。周公诫康叔之诰，称“康诰”而不称“卫诰”，原因皆出于此。即使如管叔存在四年即被灭国，但灭国也未灭氏，子孙后代仍然姓“管”。管叔仍是管氏始祖。蔡叔立四年而被流放，国除，除国未灭氏，后代仍然姓蔡。

2、《尚书·周书·康诰》汉孔安国注：“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遗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唐孔颖达疏：“既伐叛人三监之管叔蔡叔等，以殷余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之书也。国康叔并以三监之地封之者，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文王嫡子十人，长子伯邑考，早死。次子武王发。武王有弟八人。《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尚年”就是崇尚年龄，安排职位时先看年龄大小。“令德”，美德。西周初实行封赏和安排官职时，看的是德行而不是论年龄。因此，武王同母弟八人，只有周公、康叔、聃季在得到封地的同时，还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其他五人虽然比康叔、聃季年龄大，都只有封地而没有官职。康叔就是因为有美德，得到最大的一片封地。他在朝廷中担任的司寇一职，主管诉讼、刑狱和纠察。《史记·三王世家》中还有“康叔捍禄父之难”的记载，说明康叔在平定“三监之乱”时立有大功，这也是他由康城徙封卫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3、《尚书·周书·康诰》孔安国注：“马融曰：‘康，圻内国名。’郑康成曰：‘康，谥号。’”清孙星衍疏：“马注见《书》疏，以康为国名者，《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畿内之康不知所在。’按：司马氏贞引宋忠之言，是康之为国，出《世本》也。《卫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隐曰：‘《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按：康叔子又称康伯，则康非谥甚明，旧说以国为名，是也。《路史·国名记》云：‘《姓书》，康叔故城在颍川，宋衷以为畿内国。’《姓书》盖何氏《姓苑》，今亡。云‘在颍川者’，《说文》：‘邟，颍川县。’《汉书·地理志》有周承休侯国，元始二年更名邟。《集韵》：‘邟，县名，在颍川。’又有，同音地名，则即康也。元始二年复古称邟，今河南汝州是。郑注见《书》疏，以康为谥号者，《卫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隐曰：‘谯周《古史考》无康伯而云子牟伯立，盖以不宜父子俱谥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则谯周亦以康为谥也。《书》疏云：‘康亦国名，而在圻内。马、王亦然。惟郑玄以康为谥号。’故知当有此。”

上面这段话，是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中《康诰》注疏里对“康”字的注疏。康姓来源于封国还是来源于谥号，汉代经学家见解有分歧，但大多数人认为康姓和管、蔡、成、霍等姓氏一样都来源于封国，惟郑玄依违在封国为氏和谥号为氏之间。从孙星衍注疏中的资料排列顺序和详证康叔封国的方舆看，他也是主张康姓是来源于封国的。汉代诸儒的注疏还从侧面说明，他们普遍承认康叔是天下康氏的得姓祖，因为客观存在的东西才有讨论的价值。如果不是客观存在，这些大儒费尽心思讨论它干什么呢？孙星衍生活在考据昌盛的乾嘉时代，与阎若璩一样都是《尚书》注疏的集大成者，其主张当然有权威性。康叔生活的西周初年还没有谥号，今亦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孙星衍的注疏，在证明康姓以封国为氏上，仍然是珍贵的资料。

（二）、《左传》、《左传》注疏及其他经书注疏中康姓祖根姓源资料

     1、《左传·隐公八年》传：“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孔颖达疏：“《陈世家》云：‘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居于妫汭，其后因以为氏姓，姓妫氏。武王克殷，得妫满，封之于陈，是舜由妫汭故，陈为妫姓也。······胙，训报也。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周语》曰：‘帝嘉禹德，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国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亦与赐姓曰妫命氏曰陈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

《左传》中的这段话和孔颖达的疏，说明了上古时代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姓和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天子建德”，指的是天子立有德之人为诸侯。“胙之土而命之氏”，指的是天子依照他的出生地而赐姓，分封给他土地又赐给他氏，“胙土”和“命氏”是同步的。孔颖达在注疏中说，“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是对《左传》中所说的天子立氏的最明确的表述。以上记载，是我们今天理解姓、氏来源的可靠依据。周初大分封时所封的同姓诸侯国和异姓诸侯国，都成了一个个姓的分支—氏，而且都是有案可稽的。康氏出自姬姓，康氏得姓祖康叔就是在西周初大分封时被封在康城，才有天下康氏的。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也肯定“古诸侯以国为姓”，这就是叔封被封在康城而得氏为康的道理。

2、《左传·隐公元年》传：“（鲁）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阙，通缺），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唐孔颖达疏：“卫国，侯爵。谱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也。周公既诛禄父，以其弟封康叔为卫侯，居殷墟，今朝歌是也。狄灭卫，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桓公十三年，鲁隐公之元年也。出公辄十二年，获麟之岁也。（卫）悼公二年，《春秋》之传终矣。悼公二年卒。自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灭卫也。桓公，康叔十一世孙。”

孔颖达这段注疏，首先说明康叔是文王之子，而到鲁国会葬的卫君是卫桓公。其次，他详细说明了《左传》对卫国大事记载的起讫时间，《左传》对卫国大事的记载，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5年），卫悼公以后255年都没有记载，因《左传》记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最后一年没有关于卫国的记载。孔颖达还说明卫桓公以上传十二世，卫悼公以下传十一世，所传代数与我们所作的《康叔世家谱系图》完全吻合，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所作《谱系图》的准确性。察《左传》纪事，无论隔多少年，康叔的称呼都不改变，就是肯定称呼中包含的姓氏标志。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叔，季世，末世。二叔指夏殷两代末世）之不咸（不咸，父子兄弟不能同心），故封建亲戚（亲戚，族内亲属）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左传》中的这段记载，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内容。首先，它记载了西周初大分封时的封国和文王、武王、周公的后代，不但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得姓祖康叔是文王的嫡子，而且让我们知道康氏有哪些兄弟之姓；其次，它强调了收族敦亲，加强宗族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再者，它还强调要珍惜兄弟之间的情谊，即使兄弟之间发生了矛盾，面对外侮的时候，也应一致对外，抵御外侮，而不要因一点小忿损害了兄弟之间美好的情谊。

4、《左传·闵公二年》传：“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

    懿公失国朝歌沦陷后，戴公收聚遗民在曹邑临时安顿下来，史称“庐于曹”，曹邑也成了卫国历史上的第二都。当时的曹邑条件极其简陋，孔颖达在疏中说是“随宜寄舍。”戴公在位未及一年辞世，文公即位。鲁僖公二年（前658年），在诸侯国支持下，文公将都城迁往楚丘。楚丘是卫国第三都，文公就是在楚丘，带领臣民实现了卫国伟大的复兴。

5、《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经：“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孔颖达疏：“按《史记·卫世家》及《年表》，卫从此年以后，历十九君，积四百三十年，卫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灭卫，废角为庶人。”

前629年，卫成公将都城迁往帝丘，帝丘也成了卫国的第四都。成公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才迁都帝丘的。因当时帝丘一带土地肥沃，经济繁盛，且帝丘作为卫国新的政治中心，与狄族控制区域相距较远，利于备战。此后380余年，帝丘一直是卫国的政治中心。元君在位时，秦国以濮阳为东郡，卫国被迫将都城迁到野王，野王也就成了卫国第五都。从都城多次迁徙中，我们应深切体念先祖创业和守成的艰辛。同时，都城的每一次迁徙，都是宗族播迁，子嗣流布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都城迁徙过程中探讨康氏早期的宗族播迁情况。

6、《左传·昭公十二年》传：“右尹子革夕（日暮求见楚王），王见之，去皮冠，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俱事康王，四国皆有份，我独无有。今我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武王灭殷平定天下后，曾大封功臣谋士，并且“分卫宝祭器”，当时楚国的先祖未得到宝物祭器。到周景王时，楚国国势强盛，有觊觎中原甚至周王室之心，因此楚灵王旧事重提，要求周王室分给楚国宝鼎。从他陈述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周初王室对分封到各地宗亲和近戚的高度依赖，因为宗室弟子是构成王室统治机构的骨架。周初在分封土地和颁赐珍宝时，同姓诸侯王、王室近亲和异姓诸侯王是有明显区别的。《国语·鲁语》：“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是诸侯皆得天子之分器也。”展亲，意思是体现亲情；无忘服，意指异姓诸侯不要忘记自己是服从、服侍周王室的。楚灵王提到的五人，吕伋是姜尚之子，成王的舅父，王室近亲。王孙牟就是康伯懋，是文王之孙，康叔之子；燮父是武王幼子唐叔虞之子；禽父是周公之子、武王之孙伯禽。《左传·定公四年》详细记载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列土封赏的盛况，获大封的是伯禽、康叔、唐叔虞，但没有吕伋。《左传》强调这次大封赏的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也就是要封建有光明德行的人，来拱卫周王室。按当时的封赏规定，分给同姓诸侯的是王室重宝，分给异姓诸侯的是“远方之职贡”，亦即来自远方的贡品。对于这样的定制，楚灵王不可能不了解。楚庄王三年，楚国伐陆浑戎，观兵于周郊，曾问鼎之轻重，被认为有觊觎天下之心，楚灵王反映的是同样的心态。从《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叔封、康伯懋与周王室的亲密关系和崇高地位。

7、《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以太宰相王室而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路，车名）、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醜亦类也，类醜即族众），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之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大吕，钟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略，疆界）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鞏（甲名）、姑洗（钟名），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周初大封功臣时，有一个令人悦服的原则：尚德而不尚年。当时获大封的有三人：周公旦、康叔封、唐叔虞。在周王室担任重要官职的有周公旦、康叔封、聃季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伯夷考，次武王发，次管叔鲜，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郕叔武，次霍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武王八位弟弟中，有五位只有封地而没有官职，而有官职的康叔、聃季最少，因为周初大封时论的是德行功绩而不是年龄。从《左传》的记载中，可知先祖当时无论在朝廷中还是在诸侯国中，都有崇高的地位。

8、《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之为世子也。”孔颖达疏：“居摄四年，封康叔，作《康诰》。”由孔颖达疏中，可知康叔由康城徙封卫地的大致时间。

9、《诗·邶鄘卫谱》：“周公居摄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于卫。”《诗谱》中记载的时间，与上面孔疏中记载的时间完全一致，可互相印证其准确性。

10、《诗·邶鄘卫谱》：“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卫三国相与同风。”

11、《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二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12、《逸周书·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仲髦父宇于东。”

    以上五条资料，说明平定“三监之乱”及康叔由康徙封卫国的经过和时间，同时也应该是康氏氏族播迁的开始。（未完待续）

    （作者：康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