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河康氏家塾中担任塾师的还有清代大名士李兆洛。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乙丑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出任安徽凤台县令。七年后，因杂款亏空罢官。此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二十年。李兆洛精地舆、考据、训诂之学，为文主张兼骈、散之长，一生著述丰富，是“阳湖派”的代表作家。李兆洛有丰富的培养生徒的经验，绍镛公对其极为推崇。当时，绍镛公长子兆奎正准备踏上科举求仕之途，也需要一个“文利小试”的老师作指导，因此绍镛公“固邀入省垣”，李兆洛终允其请。绍镛公能请动这位大名士，有三点原因。其一，康李两家是姻亲。据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载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以下称《蒋谱》）记载：“安徽巡抚合河康公绍镛在京邸，重先生名，又兄五初之姻也。”又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伯兄五初先生行状》：“兄谓康龄，字五初。子一，毓华，嘉庆己卯科顺天举人、咸安宫官学教习，道光丙午大挑一等，分发广东候补知县。”由此看来，李康龄是李兆洛胞兄，李康龄之子是绍镛公的女婿，相互之间有可借重的私谊。其次，绍镛公在请人时，善抓机遇。当时李兆洛正罢官赋闲，生存状况堪忧，进入康氏家塾课读，亦有利于改变他的处境。据《蒋谱》，嘉庆十九年，李兆洛丁父忧，与新任县令交接时尚有一千两杂款亏空，因而被人抓着把柄不放，处境很艰难。《养一斋文集》卷84：“洛冬烘生活，年复一年；蒲柳之姿，日益憔悴。”“冬烘”意指不通俗务，不合时宜，食古不化，迂腐浅陋，为世人所诟病，这样的人往往生活上一团糟。绍镛公以巡抚之尊，邀其入府，或许亦有同情其遭遇的考虑。其三，李兆洛入绍镛公衙署，除课读外，或许有借绍镛公权势财力，完成自己刊刻书籍意愿的考虑。据《养一斋文集》卷24《抱经堂诗钞序》记载，李兆洛爱刻当世之书，所到之处，常常随时带着刻工，随见随刻，即所谓“以梓人自随。”绍镛公权高位重，慷慨好施，有经济实力，同时也是一位好书之人，二人各以其长结合在一起，李兆洛课读之余，全力投入校雠刊刻书籍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康氏家塾刊刻的第一部大书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辞类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选文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自先秦屈宋至清代方苞、刘大櫆，64位作家，700余篇作品，分74卷。书成后，一直以稿本的形式在朋友间传抄。道光元年，经李兆洛精心校订后，终于在康氏家塾刻出。绍镛公也亲自为此书作序。李兆洛在康氏家塾刻成的第二部书是《骈体文钞》。据《蒋谱》：“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先生以唐以下乃有古文之称，而别对偶之文曰骈体，乃更选先秦两汉，下及于隋，为《骈体文钞》。······冬十一月选录《骈体文钞》稿略定，分上中下三编。······今上皇帝道光元年十一月，中丞居忧，寓扬州，仍邀先生往，先生亦以载籍中多未了事，仍赴之。以《骈体文钞》付梓。”可见，《骈体文钞》编定于嘉庆二十五年底，道光元年年底付梓。编定在广州康氏家塾，付梓则在扬州康氏家塾。道光元年，李兆洛还受绍镛之托，校定了张惠言选编的《七十家赋钞》及张惠言的五部易学专著。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亦是“阳湖派”的重要作家，又以擅辞赋名世。其赋及赋选反映了乾嘉时期崇尚汉学的复古倾向。此钞凡六卷，是一部战国至南北朝时期赋的选集，共收屈、宋至江总、庾信等70名辞赋家作品206篇。绍镛公亦亲自为这部书作序，从序中可知，绍镛公与张惠言为同年，亦有私谊。以上三部大书，皆名家所编、名家所校、名家所序，名家所刊，又都是初刻，问世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氏家塾所刻之书，各卷之后都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的亚形牌记（如图）。合河康氏家族中，基田公、基渊公、绍镛公一生皆著述丰富，他们的很多著作，家塾皆曾刊刻，加上不断刊刻各种名著，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康家藏书之富。这些高质量的藏书，对开阔康氏子弟的眼界，增进康氏子弟的学问，培养他们惜书爱书的传统，皆大有裨益。这恐怕又是合河康氏家塾和其他家塾的一个重要区别。

李兆洛入康氏家塾的时间，史籍中亦有明确记载。《蒋谱》有曰：“（嘉庆）二十二年······安徽巡抚合河康公绍镛固邀入省垣。经桐城，桐城令乃乡先辈吕幼心荣也，遂留终岁。二十三年春正月，进皖省，课康公子竹吾兆奎。”李兆洛在康氏家塾授业，直到光绪二年年终，前后共四年时间。四年间，李兆洛在完成自己校书、刻书之宏愿同时，更为康氏子弟授业付出了心血。绍镛公长子兆奎此后以正二品恩荫官刑部郎中，次子兆台也进入太学。

合河康氏家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它又不是家家可以仿效的，因为各家的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人脉关系亦千差万别。

    合河康氏注意子弟道德养成，子弟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都能在艰难竭蹶的环境中一心向学，从不言苦。从《年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他们由苦读到成名的经历。雍正十二年甲寅康基田七岁始入家塾。康基田幼年丧父，兄弟年幼，母亲多病，家境非常贫寒。他兄弟三人，老大康基命，老三康基渊。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俩聪明过人，具有过目不忘的天资。乡邻们无不期以前程远大。当哥哥的康基命朴实忠厚，对两个年幼的弟弟倍加呵护，觉得他俩非常好学，是可塑之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误了前程。于是，他就给人当长工，挣下钱奉养老母和给两个兄弟请老师教授学问。后来，兄长康基命娶妻延氏，这个当嫂嫂的延氏很是贤慧，她昼夜纺纱织布，以资助家用。每日两餐，先让婆婆吃饱，然后是两个小叔子，饭不够时，自己就饿着肚子，刮锅底时，声音很轻，不让婆婆和小叔子知道饭不够吃。

 出身贫寒之家的康基田、康基渊两兄弟，在读书上十分刻苦用功。乾隆六年（1741年）康基田十四岁时，补为诸生。前文曾讲到，乾隆七年，理学家孙嘉淦赋闲，兄弟往请受业。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山西学台保拔康基田、康基渊就学于太原晋阳书院。兄长康基命也跟着到太原，他住在书院附近，白天给俩兄弟做饭，晚上给商铺当保安，为两个兄弟筹措学费。兄弟俩看到哥哥日夜操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暗暗帮哥哥做一些事，很快就被哥哥发现了，对他们严加训斥，并流着泪劝说道：“读书不可以一日废止。象你们这样不求上进，什么时候才能学成啊。”从此后，兄弟俩读书更加专心，不敢稍有懈怠。乡亲们称他们为“贤父兄”，一时传为美谈。有资料记述说，康基田“携弟基渊住，相与画粥而食，易衾而寝，自刻苦，遂成文名”。《年谱》亦记载：“入晋阳书院······余虑静溪（基田弟基渊字静溪）独居，无师失学，并挈至书院共读。时家贫亲老，分寄膏火，以寄饔飱。余与静溪在院，每晨煮粥一瓯，俟稍冷凝结，箸划为二，分作早晚餐。夜则兄弟共卧一骆驼毛衾中。彼此转侧，不能蔽体，因分前后半夜起读，以资休息焉。”乾隆十七年（1752年），康基渊考中进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康基田考取进士。此后家族科甲不断，这一切都说明，合河康氏一心向学的好家风世代传承。对此，今人亦当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