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作为天潢贵胄，有着良好的家教传统。各支系都尊师重教，注重家族子弟道德学问的养成，因为门户是靠人才支撑的。清代合河（今山西兴县）康氏就是其杰出代表，对此亦特别重视，他们在对子弟的教育上和清代的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子弟养成教育中的很多独特的做法，对我们当下进行子女教育，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合河康氏在子弟培养中第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苦心孤旨地为家中子弟编写一部童蒙教育的自用教材，事在家族由陕迁晋后的第十三代。据康基田《茂园自撰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合河康氏本居陕西清源县，相传为明武功康对山（大明状元康海）先生分支，迁晋十三世时，家族在科举入仕上渐入鼎盛，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二人先后举进士，而且兄弟二人的成功，也不是突然爆发的。基田、基渊公前四世祖，皆为邑庠生。二人科举求仕的成功，成了他们重教的新动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经历过童蒙教育的阶段，康基渊公对此应该是很熟悉的。可能他对传统的童蒙教材不满意，或者要编一本自己的教材作传统童蒙教材的补充，或者他有自己的教育蓝图，促使他下大功夫编写家塾子弟自用教材，这种做法在古代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中是很少见的。因为古代家塾中由族贤充任塾师很常见，但所用教材一般都是取自前代的。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为教育自己的子弟撰写的，但这部书既不是识字的书，也超越了童蒙教育的范围，它所讲的内容大多关乎子弟的道德养成。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可以了解到，汉代“小学”教材已经很丰富，但它们偏重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语言文字知识是通经书的锁钥，《四库全书》分类时把它们附在了经书的后面。中国向来重视童蒙教育，两汉之后，相应的童蒙读物也就特别多，到清代时，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儿童启蒙读物已经是汗牛充栋，如《三仓》、《颜氏家训》、《干禄字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言杂字》、《六言杂字》、《训蒙诗》、《神童诗》、《千家诗》、《声律启蒙》、《养蒙针度》、《文字蒙求》、《幼学故事琼林》、《小学绀珠》、《龙文鞭影》、《童蒙养正》、《名贤集》等。虽然缺乏相应的史料记载，但从情理上判断，合河康姓子弟，对这些东西会有涉及，但康基渊为了家族子弟更好地应对科举考试，还是耗费极大的精力，编纂了自己家塾的教材—《家塾蒙求》。《家塾蒙求》共五卷，分天、地、人、物四部分，每条词语能给出义界的都给出义界，不能给出义界的也要采用其他方法解释清楚。在解释时采用了多种训诂方法。引证时多用古籍中的原句，行文严谨而又精粹。《家塾蒙求》很像一部内容丰富的小型百科全书。从编纂指导思想上看，除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重受教子弟的道德养成外，还志在博物，使受教子弟眼界宽大，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的科举考试。《家塾蒙求》很多地方文字深奥，非一般蒙童可以理解，也可以证明作者是注目于长远而非眼前的。

    康基田成名后有“题南京尊经书院”联：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 ，    有猷有为有守学必有师。合河康家以儒业起家，清代为盛族。朱彭寿《旧典备征·累代科甲》卷一记合河康家科甲之盛，其仕途最著者有康基田（字仲耕，号茂园）、康基渊（字静溪）、康绍镛等。康基渊更是能躬身实践，严于家教，所育五子，有两个进士，三个举人。其子绍镛更是一代名臣，且在文化建设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面我们已让大家初步看到，合河康氏在办家塾培养子弟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前面我们已提到，合河康氏家塾于传统的教材之外，编有自己的教材，而且教材质量高，目标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再者，家中除购买各种书籍外，还自己刊刻了大量书籍，藏书丰富，使子弟能博览群书，开阔视野。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合河康氏为使子孙学有所成，注重延揽名师。除族中贤达亲自教授外，在家族生存条件有相当改进后，还不惜重金，遍求名师。从《年谱》记载中可知，始祖登有公由清源迁于山西太原府之兴县，九世之后，自基田公高祖映洁公始，曾祖虞风公、祖众之公、父还斋公，四代皆为邑庠生，读书求学，已有相当成就，从此，家族由亦耕亦读变为使子弟一心走上读书求仕的道路。《年谱》曰：“先考还斋公，幼开敏，为文章，操笔立就。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家贫无担石储，然喜购经史；教子弟读书，悉口授无所遗。尝曰：‘吾不能治生产，然生产有时而尽，吾以坟籍贻子孙，其为田宅也多矣。’”可见，家传由耕转读的倾向已相当明显。家族中一些饱学之士，也肯屈身家教，倾心投入对子弟的教育。如基田七岁入家塾，十一岁时，由他的从伯父亲自教授。《年谱》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戊午，十一岁，受业于从伯父子丹先生，得闻主静之学。先生讳忱，康熙戊戌进士，由词垣改部曹，出守黄州。以清介忤上官，劾归。著有《友霞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忱，山西兴县，清康熙五十七年三甲第十四名。”一位做过知州的进士，肯俯下身子教授一个十一岁的蒙童，不能不说是这个蒙童的幸运，也显示出族人长远的眼光。基田十四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始通经义。十五岁，受业于孙嘉淦。《年谱》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壬戌，十五岁。时同里孙文定公嘉淦休于家，往请业焉。公有知人之鉴，常语人曰：‘康氏子气宇非凡，他日必出人头地。’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无所不至。”《东疆学刊》2007年第3期载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付琼的文章《李兆洛与合河康氏刻书事迹考》，称“康氏兄弟受学于当时乞休在家的清代名臣孙嘉淦，学业大进。”说明是康基田康基渊二人同受业于孙嘉淦。兄弟二人一同受业，应该可信，因为弟弟康基渊才智不逊乃兄，后来康基渊比康基田早两科中进士，就是明证。孙嘉淦亦是山西兴县人，出身贫苦，康熙五十二（公元1713年）年进士。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康乾之世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名臣，历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学政、盐务、河工等要职，累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孙嘉淦著述很多，因与本内容无关，这里不一一列举。孙在国子司业、国子祭酒任上，曾撰写《成均讲义》，亲自给太学生授课，其教育生徒的经验，非一般儒师可比。这样一位名声功业显赫的三朝元老，竟然肯亲自为兄弟二人授业，并多方褒扬奖掖，真是兴县康氏的幸事。后康基田、康基渊能考中进士，并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在文化建设上多所建树，与他们青少年时迭遇名师有很大关系。基田公腾达后，对子侄的教育更加重视。康家三兄弟中，老大康基命、老三康基渊皆先于基田公而逝，基田公将嫂夫人延氏迎进衙署奉养，康基渊的遗孀及儿女亦由基田公照料。据《年谱》：“乾隆四十七年夏，静溪（康基渊）柩及眷属返自西江，因无家可归，为购十数椽于河内之中道村以待······抚安弟妻及诸侄于新居······后又购屋于太史庄，令居之，延四明黄孝廉定文课诸侄读。”

基田公亦长期将家塾设在衙署之内，督励子孙读书上进。据《年谱》载，基渊公育有五子，其辞世时，四子绍镛年方11岁，其余四子年纪都不大，五子除基渊公给他们打下的基础外，亦赖基田公所造就。后五子皆成功名。长子康仪钧，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次子康纶钧，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进士，曾任吏部郎中、鸿胪寺少卿、通正使司参议、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三子康文铎，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庚申举人。四子康绍镛，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己未进士，历官兵部主事、鸿胪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安徽巡抚、广东巡抚、广西巡抚、光禄寺卿。五子康维锦，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庚午举人，署信阳州场大使。基渊公五子，成就在基田公二子兆奎、兆台之上，基田公无私造就之功，浸透了兄弟间的手足亲情。

前面已提到，基田公长兄基命，先基田公卒。基命公在世时，为了让二位弟弟一心向学，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庭生活重担，甚至亲为佣保，为两个弟弟赚取生活和读书费用。基命公夫人延氏，也日夜纺绩，以补家用。基命公卒后，基田公不忘兄长恩德，赡养遗孀，教育基命公儿孙。后基命次孙康泞果中进士。《年谱》：“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乙丑······侄孙泞捷礼闱，以知县归班选，靖轩兄次孙也。”据《索引》：“康泞，山西兴县，清嘉庆十年三甲第66名进士。”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基田公在教育兄长基命公、弟弟基渊公儿孙科举求仕上所耗费的巨大心血，真可谓无愧于天地间矣！

据《年谱》载：“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壬申，八十五岁，······亲授同孙（纶钧第三子同治）业，延师督课之”，康基田此时已是衰朽之年，还要亲自为孙子授业，可见他对子孙教育的重视到了何种程度。嘉庆十八年，皇帝在恩准其致仕就养的诏书中称其为“儒林人瑞”，可看成是对他一生读书向学的精神的总结。这种读书重教传统，完全被子孙后代所继承。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康绍镛。康绍镛的学问，除康基田、康基渊亲授外，他还受学于清代古文家泰斗、桐城派领袖姚鼐。据康绍镛《古文辞类纂后序》：“余抚粤之明年，子兆奎师阳湖李君兆洛申耆来，语及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一书。在其家，余尝受学于先生。凡语弟子，未尝不以此书。盖先生之于是，亦勤矣。顾未有刻，因发书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后曰：先生博通坟籍，学达今古，尤善文章，然铭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于道，生平未尝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公元1763年）年入翰林，散馆改刑部，历官郎中，典试山东湖南。当国家平治之际，而已无言责于廷臣，集议尝引大体，无所附丽。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学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门下，先生不应，谢病归······归后数年，客扬州。有少年从周古文法者，于是集次秦汉以来至方望溪刘淳峰之作，类而注之，总700篇74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为勤于是哉？”姚鼐何以乐于做康绍镛的业师？康绍镛何以能在姚鼐门下受业？应该说凭的完全是康家和姚鼐的私谊。姚鼐是康绍镛父康基渊的同年，又是其伯父康基田的挚友，若有所请托，当得允诺。再者，得青年才俊出己门下，也是古代很多做学问的人的愿望。康绍镛能在姚鼐门下受业，对增进学问和见识，当然有极大的益处，这也是他后来为康氏家塾寻找塾师时要寻找大名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