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卿大夫阶层的崛起，是当时社会变化的标志之一。就卫国来说，卿大夫的专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格局，甚至动摇着国君的地位，而最突出的当属孙宁两家贵族势力。
    1、孙氏与卫国
　　关于孙氏的族源及谱系，《元和姓纂》卷四：“周文王第九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为卫上卿；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王孙良夫，生林父，林父生嘉。”说明这支姬姓孙氏起自春秋以后，至少有2700多年的历史。《世本》（王谟辑本）也曰：“孙氏出于卫武公，至林父八世。”又见“秦嘉谟辑补本”:“孙氏，武公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乙，乙生昭子炎，炎生子纥，纥生宣子，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嘉、襄、蒯。”《释例》九：“孙庄子级，武公三世孙；孙昭子，武公四世孙；孙良夫桓子，孙林父文子。”
　　张新斌先生据《左传》等史料，对卫国孙氏谱系研究如下：
　　孙庄子，《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这件事，孙庄子为孙耳之子。但无孙庄子详细事迹。
　　孙昭子与孙免，昭子见《文公元年》，事迹为“晋获之”。孙免见《宣公六年》，事迹为侵陈。
　　孙桓子与孙良夫，孙良夫见《宣公七年》、《成公二年》、《成公三年》、《成公六年》等，事迹为盟鲁、师齐、会盟、聘鲁、侵陈。孙桓子见《宣公七年》、《成公二年》等，主要事迹为盟鲁、伐齐。其中《宣公七年》经、传分别为“卫侯使孙良夫来盟。”“卫孙桓子来盟”，可证孙良夫即孙桓子，即孙桓子良夫。
　　孙文子与孙林父、孙林甫，孙林父见《成公七年》、《十四年》、《十五年》、《襄公二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六年》经、传等，主要事迹为奔晋、盟会、会吴、伐郑、废君、伐齐、聘鲁等。《三代古吉金文存》收录有林父簋、孙父鼎，郭沫若认为“”意当是孙字之异，像小儿头上有总角之形，邾讨鼎子孙作，与此同意……孙林父乃卫献公时人，于蘧伯玉、吴季札同时。孙文子见《成公十四年》、《襄公五年》、《七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六年》经、传等，主要事迹为亲晋、聘鲁、废君、伐齐、守戚等。孙文子与孙林父所处时代同时，在《襄公七年》经传中分别为“孙林父来聘”、“孙文子来聘”，《史记·卫康叔世家》更记“封孙文子林父于宿”，说明两者为一人。《国语·晋语》有“范宣子…问于孙林甫…”，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孙文子、孙林甫、孙林父应为孙文子林父（甫）。
　　孙蒯、孙嘉、孙襄，孙蒯见《襄公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六年》等，主要事迹为朝宴、伐曹、晋执、守戚等。孙嘉、孙襄仅见于《襄公二十六年》，主要事迹为聘齐、居守。如杨伯峻研究，三人为兄弟，皆为林父之子。
　　并列出了卫国孙氏的大致生活年代（不是指生卒年）：
　　卫武公（公元前812年至前758年左右）；
　　孙庄子（公元前632年左右）；
　　孙昭子（公元前617年左右）
　　孙免（公元前603年左右）
　　孙良夫（公元前602年至前585年左右）
　　孙林父（公元前584年至前547年左右）
　　孙蒯（公元前559年至前547年左右）
　　孙嘉 孙襄（公元前547年左右）
　　孙登 晋有孙登，系孙嘉后裔
　　以上可看出卫武公与孙庄子之间的谱系不全，而且孙蒯、孙嘉、孙襄为兄弟，孙免和孙昭子可能为一人。上述人物的生活年代在公元前812年至前547年，260余年，仅有六代，与实际相去甚远。
　　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记载，自卫武公（公元前821-前758年）至卫献公（公元前576-前544年）也就是与孙氏相当的时间共有君主12人，他们是卫武公姬和、前庄公姬扬、卫桓公姬完、卫宣公姬晋、卫惠公姬朔、卫懿公姬赤、卫戴公姬申、卫文公姬、卫成公姬遬、卫定公姬臧、卫献公姬衎等。其中桓公与宣公、懿公、 戴公、文公均为兄弟，也就是说在上述的268年中，卫国 9世12君，平均每代为29年。
　　期间卫国孙氏的世系为：
　　武公-惠孙-耳-武仲-庄子-免（昭子）-良夫（桓子）-林父（文子）-蒯、嘉、襄。
　　卫国孙氏265年，亦为9世，与卫国君室世系比较接近。
　　“戚”是卫武公之孙孙耳的封邑，自孙耳开始，在此袭居六代。孙氏世代掌握着卫国的政治命脉，特别是卫迁都帝丘后，作为戚城城主的孙氏，凭借戚城的天然优势，主导着卫国的政治。《春秋左传》记载，从鲁成公（公元前590-前573年）到鲁襄公（前572-前542年）近50年间，孙林父作为孙氏家族的一员，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异常活跃，仅《春秋左传》一书就41次提到孙林父。
　　关于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邀请孙文子，宁惠子用饭，献公不脱皮帽同他们说话，孙文子怒而去了戚地，接连杀了献公派去结盟之人，迫使卫献公逃亡国外十几年（前文已叙）。
　　当时，周景王于臣下议论时事，申无宇回大王问事说：“卫，蒲、戚实出献公。”杜预注：“蒲，宁殖邑；戚，林父邑。”意谓卫献公的垮台，主要是遭到宁、孙两家的反对，足见孙家在卫国的实力，就连国君也对其无可奈何。他怒而用武力，能把国君也撵走。后来，卫庄公父子争国，也要得到孙家的支持和帮助。
　　《春秋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卫献公停棺待葬，正是举国大丧之际，作为卫国重臣的孙林父，本应居丧致哀，却不遵法令，据戚自重，在戚城听乐赏舞。鲁成公十四年，“冬十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是父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呜呼！天祸卫国也父，吾不获缚也，使主社稷。’大父闻之无不悚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父。”作为卫国重臣的孙文子将代表自己宗族身份的礼乐重器从国都转移到封邑戚城，充分说明“戚”和孙氏家族浑然一体，休戚与共的关系。
　　那么，孙氏在卫国历史上起了哪些作用呢？
　　李文颖、田聚常先生的考证是？
　　代卫聘问，聘问是当时诸侯间重要的交往活动，因此国君都选择较有影响、有身份的卿士担任这项重任。《左传·成公三年》：“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丁未，及孙良夫盟。”传：“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仲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三卿，谁将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这说明孙氏位列卫国三卿，并作为君主的代表，到鲁国进行聘问活动。《左传·襄公七年》：“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传：“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　　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这件事情也被详载于《韩非子·难四》之中，孙氏在鲁的表现受到了质疑，并作为诸子评判行为准则的典范，而列于书中。
　　代卫盟会。春秋时期，列国者的盟会，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事情。在卫国与诸侯的交往中，孙氏作为有影响有身份的卿士，经常代卫活动。特别是为诸侯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会盟活动中，孙氏则以卫君代表的身份参加，足迹达今河南、山东、安徽。《左传》 :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会君也。”孙氏代表卫国与鲁国盟誓，这是卫、鲁良好关系的开端。孙氏还代表卫君出席了有齐、楚、秦等大国参加的蜀地之盟。《左传·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左传·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鯂、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吴国争霸中原的盟会也少不了卫国的孙氏。
　　代卫出征。春秋时期，各国间的战争频频发生，孙氏代表卫国，参加了许多讨伐活动。这些活动在春秋《左传》、《谷梁传》中多有记载。
　　对陈之战。《左传·襄公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传：“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这是发生在陈楚与卫晋两大阵营间的战事。
　　对齐之战。《史记·卫康叔世家》：卫穆公“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复得侵地。”《左传。成公二年》：“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孙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鞌之战”为春秋时期齐、晋间的大战之一。其起因是以孙氏为帅援救鲁国而进行的“新筑之战。”此战中，卫国当时的显赫卿士如石稷、宁相、向禽等均参加了。两军相遇后，石氏畏敌，“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即遇矣，不如战也。’”孙氏主战，卫师大败。以后他们求救于晋，晋军投入了较“城濮之战”更多的兵力，由欲克统军，击败了齐军。《左传·襄公十九年》：“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在晋、卫联军中，孙氏以小国之卿为主帅，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对宋之战。《左传·成公六年》：“卫孙良夫帅师侵宋。”传：“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诸侯之师以孙氏为主帅，宋都危在旦夕。
　　对郑之战。《左传·襄公十年》：“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当时为楚、郑伐宋，卫侯救宋，郑军侵卫，孙氏文攻武卫，取得了保家安国的胜利，从这点来看，孙氏对卫国是有贡献的。《左传·襄公十一年》：“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在当时，凡晋国的对外征战，都离不开卫国孙氏的身影。
　　对曹之战。《左传·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訽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晋。”曹为小国，亦为晋之盟国，孙氏敢于跑到曹国打猎，受到轻蔑后，竟出兵攻取了曹国的重丘，这便是恃强凌弱的孙氏。
　　与晋修好。从许多史料可以看出，孙氏与晋有着十分密切的同盟关系。《左传·成公七年》：“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可见，孙氏与卫君有矛盾后，晋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流亡晋国的孙氏，依靠晋国而重返戚邑。自此，孙氏与晋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致敢于与齐国交战，敢于征讨宋、郑、曹、陈这些二流国家。《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故孙蒯于纯留，为曹故也。”孙氏对曹的过激行动，似乎有碍于晋国主持公道的形象。而晋对孙蒯的行动，也仅是姿态而已。
　　由于与晋的特殊关系，因此孙氏在卫国并不顾忌卫侯的君主地位。孙氏与卫国国君间有三次大的矛盾冲突：一是卫定公时，孙林父与卫不和而奔晋，流亡数载后回戚，但仍不敢将重器放在卫都。鲁成公十四年春，卫定公去晋国，晋侯勉强卫定公接见孙林父，卫定公不同意。夏，卫定公回国以后，晋侯派郤犫送孙林父去见他，卫侯想要推辞，夫人定姜劝谏：“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由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宜可乎？”迫于政治上的考虑，卫侯尽管厌恶孙林父，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见了他，并且还恢复了孙林父的职位和采邑。二是卫献公因打猎而怠慢孙氏与宁氏，被逐流亡十余年。三是卫殇公被废时，按《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十二年，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救人。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宁氏的势力受到重创，卫国国君则成为孙氏的掌上之物，孙氏与戚邑最终成了晋在中原争霸的重要基地。
　　《左传·襄公七年》：“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孙文子作为使臣到鲁国，肩负聘问、答谢、重温和孙良夫结盟友好关系的重任。作为臣下，当国君登台阶时，作为卫国的公卿大夫，却故意不遵守礼仪，和襄公并肩齐上，被相礼的穆叔当场劝阻的无话可说，却丝毫没有改悔的样子，孙林父在诸侯中的印象可见一斑。
　　自“襄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547年以后，戚城仍见于记载，直到“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在这68年中，显赫的孙氏，早已变得无影无踪。也就是说，在卫国宫廷的争斗中，宁氏与孙氏两败俱伤，孙氏的戚邑不但收归晋国，以后虽然名义上归还，但实际上始终为晋所有，晋国的韩氏、赵氏先后以戚作为在中原发展的基地。卫国的孙氏因骄淫而被晋国逐步瓦解，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戚城与赵氏也有关系。正太子蒯聩因与灵公有矛盾，而以晋为后盾，因此晋国的赵氏将蒯聩置于卫旧邑戚。蒯聩居戚为赵氏所为，也可反映出，戚城的真正主人是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