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戚城遗址
　　戚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城区内，是豫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城址。因其雄踞古黄河东南岸，西北与晋国隔河对峙，东与鲁国毗邻，交通发达，水陆俱畅，成为当时的战略要地。“戚”作为地名在春秋经传中凡见40余次，由于亲历了公元前626年至前530年间的7次诸侯会盟，见证了公元前430年的“郑晋铁丘之战”，公元前480年卫国原太子蒯聩据“戚”与其子卫出公辄争夺君位发动的“父子争国”宫廷政变而著称于春秋史。
　　《公羊传》曰：“戚者何？卫之邑也。”《春秋》杜预注：“戚，卫河上邑。”又，“铁，在戚城南。”《开州志》引《太平寰宇记》：“戚城，在澶州北十里。”开州、澶州均系濮阳的旧名。静态的戚城，给了人历史的流动，从中可以看出卫国兴衰和城邑的变化。
　　戚，形声，戌也（见《说文》）。本义为古代的兵器名，斧的一种。如《诗经》、《礼记》、《韩非子》中提到的“干戈戚扬”、“朱干玉戚”、“执干戚舞”等。在戚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存的春秋城址修筑在龙山文化的城址上，更说明城池的历史悠久。商末周初时，戚已闻名遐尔，《荀子·儒效》曰：“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墓宿于百泉。”到春秋时，卫康叔的八世孙武公姬和有个儿子叫惠孙，惠孙的儿子名耳，为卫国上卿，食采于戚（濮阳），生儿名乙，字武仲。武仲以祖父的字为姓氏，就是孙氏。据《姓谱》载，春秋时卫国大夫孙林父食邑于戚（今濮阳），其后有戚氏。国亡后，子孙逃往东海。
　　关于戚城的筑城时间，有关专家认为筑城应在西周或稍晚于西周，或在卫国国力稍强时的卫文公始筑。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由楚丘徙都帝丘。次年，春秋经传中开始出现关于戚城的记载，说明戚城的筑成是在徙都之前。从鲁文公元年始，至鲁哀公十六年止（公元前626—前479年），在这一百年中，春秋经传中关于戚城的记载凡26见，这应是戚城最繁盛的年代。
　　戚城遗址，位于濮阳市京开大道西侧戚城村北，城址向东1.5公里有蒯聩台遗址，向西1公里为西汉以前黄河故道。据传，春秋时期 因该城曾为卫国权臣孔悝的封地，故又名“孔悝城”。戚城遗址城摞城，地表上是一处春秋时期古城遗址。1963年6月20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将戚城遗址公布为第一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又把该遗址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戚城遗址的古城墙，现存最高处7.5m，最厚处16m，城墙平面基本上呈方形，东西稍宽，惟西南城角略向外突出。各城角均为圆转角，东西南三面城墙各有一缺口，其长度在30—40米之间，疑为城门的遗迹。城墙总长1500m，城内面积14.4万㎡，南城墙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1963年、1986年、199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戚城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发掘。
　　1965年11月，国务院原副总理委托北京大学李仰松先生莅濮探寻卫都帝丘并顺访戚城，试掘探沟一条，确认戚城是一座东周城址，还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1986年11—12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丁清贤等在城址内试掘探沟三条，发现有三足钵，带足石磨盘等类似磁山文化遗物及仰韶、龙山、商周、汉代文化层。其中东城墙基础探沟显示，主城墙建筑在龙山文化层之上，城外有一条6m深的城濠。
　　1991年2月5日，江泽民同志视察濮阳时，对戚城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指示。他称这里是春秋时期的“联合国。”
　　经发掘得知，戚城城墙为夯筑而成，在地面0.5m起基夯打并向上逐层行夯。从东墙和南墙断崖处可以看出，城墙分先后两次筑城，下部夯层包含仰韶、龙山和商周文化遗物，上部夯层筑城，一直延续到汉代，代代有所增筑。城墙四面各有一缺口，宽度在30—40m之间，钻探确认为城门遗迹。城内探知距地表2.5—2.7m下，南北、东西各有一条主干道通向城门。东北部有并排两座宫殿基础。距地面0.3m，系高台建筑，面积2100㎡。城垣内外的古代文化积淀相当丰富，自下而上依次叠压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西周、春秋战国、汉代等文化层。城内地下文化层通过城墙一直贯穿到城外。周代的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鬲最多，另有瓮、罐、盆、甑、豆及铜簇、马铃、车马器残件等。传世有“孙林父簋”（现存于旅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