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甲乙二墓的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
　　李宏、杨式昭撰文说，琉璃阁甲墓东距琉璃阁626米左右，乙墓距甲墓北约4米，二墓并列，被认定为夫妻异穴祔墓葬。
　　甲乙二墓均为坐东朝西的长方形竖穴墓。甲墓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10.3米，深约11米左右。乙墓长约9.1米，宽7.6米，深11米余。关于墓葬棺槨之制，郭宝钧先生根据河南博物馆许敬参的记录，在《山彪镇与琉璃阁》一书中对甲墓棺槨制度记为“墓底无棺痕，以柏木为槨，保存颇好，柏木每条长约3.34米，宽约0.36米，厚约0.34米，共80余根，四壁叠起，做版箱状，槨底横铺柏木14条，四壁各叠柏木9条，槨顶纵3条，形成一题凑槨室。”而乙墓“木槨也是柏木叠成的，惟上顶为柏木横列，与墓甲的三木纵列不同，柏木椗每条长约3.30米，宽约0.25米，厚约0.23米，总数约60余根，经计算，甲墓槨室为长5.04米，宽3.34米，高3.36米，而乙墓槨室明显小于甲墓。甲墓槨室内，“四周殉器，铜器累累。周匝逼近人体，器上及墓底，满布漆绘，人体四周，玉饰之美，亦颇充牣（《题凑翰桧说》）。关于甲乙二墓器物的区分，自1936年挖掘以来，因战乱等原因，一直未有正式考古报告出版，两墓器物在战争年代几经辗转，已混淆在一起。经有关专家考证断定，甲墓的器物有：蟠虺纹环形提手盂鼎一套9件，蟠虺纹附耳升鼎一套5件，镬鼎1件、蟠螭纹方座簋一套6件，髹漆蟠螭纹盖豆一套8件，瓶1，蟠虺纹簠4、敦2，素面扉棱鬲5、鼎2、蟠龙纹方壶2、匏形壶1、盘1、鉴1、舟1、炭箕1、方炉1等。
　　青铜乐器计有4套，为特镈4、甬钟8、镈钟9、钮钟9，另有石磬10。
　　兵器有戈10、矛5、斧6、矛形器3。
　　车器有三式軎8对，马衔46、銮铃5。
　　玉器有组合玉佩两组，各以瑗2、璜4、觞4、龙凤形饰2及串珠琚瑀44构成，另有大小系环3、玉殇1、玉佩以及玉狻、玉燕、玉虎、玉螭各1。
　　墓之东隅于人头两侧与玉器杂置的属于货币类的包金铜贝1548枚，骨贝210枚，真贝数千枚，其中亦有一些尚不明用途的小型金饰件与杂器。
　　甲乙二墓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容器、乐重器及兵器、车马器、杂器。容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有鼎、簋、鬲、簠、豆、铺、敦、甗、盂、壶、罍、舟、鉴、盘、匜、洗；乐器4套，其中镈钟2套，甬钟、钮钟各1套；兵器有戈、矛、戟、矛形器、剑、斧、镞、鐏；车马器有车軎、銮铃、马衔、铃、铜泡、节约等；杂器有方炉、炭箕、合页、凤形饰、铜箍、活钮饰件、双轴连环器、方策、环、包金铜贝等。关于青铜礼器，《馆刊》十三记：“发掘辉县甲墓，得豆八器……辉县出土豆8，并有盖与耳，盖似敦，上有轮状鋬耳似鼎，全身饰蟠螭纹，精细而美观……，出土时且多置于大鼎之间……出土时，皆坐于鼎中。”
　　其中的方座簋出现于西周初期，后成为西周青铜礼器中最具特征的器形之一。东周时期中原和楚地的方座铜簋，均出于国君和高级贵族墓内，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甲墓埋葬的是一位国君，从随葬器物看，不会是流亡时期的卫国国君，而是国势较强时的国君所为。
　　在甲墓东北隅深十一公尺许，获戟8、剑2、斧4、矛9、镞417件，质皆青铜……辉县得剑2……其茎及首皆金质，也可证持剑者身份的高贵。
　　甲墓出佩玉二具，颇完备。乙墓出土圭璋环玦诸物，而无佩玉。
　　货币类，骨贝210枚，腹刻缝纹，背上有以备贯，形制大小如一，乃兽类骨角所制者。复有铜贝1548枚，青铜外裹以金，腹缝稍曲，无背面，成凹状，亦无孔……于形制察之，知为范铸而成，散步于人首两旁，与玉器杂置……更有碎贝数千枚。”
　　乙墓出土器物，在数量、形制与规模上，略逊于甲墓，但在同一墓地贵族墓葬组合中亦属于上等。椁室内布满铜器和玉器。目前可认定为乙墓器物的有：青铜礼器有列鼎2套，簋4、素面鬲5、甗1、簠1、豆1、方壶1、盘1、鉴1、2、舟1等。兵器与车马器只有铜辖4、铜镞4，郭宝钧先生疑为女性墓主。
　　甲墓与乙墓并列，而墓制与出土器物有着明显的特级差别，多数学者认定此为夫妻异穴祔葬墓。在西墓附近，当时已经探明有一大型车马坑，这是西周时期贵族大墓葬之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