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译文：四十二年，当周宣王十七年，前812年，釐侯去世，儿子共伯馀继位为国君。共伯的弟弟和受釐侯宠爱，釐侯给他很多财物；和用这些财物贿赂士卒，在羡，通“埏”，墓道，袭击共伯，共伯逃入釐侯的墓道自杀。卫人就把他葬在釐侯旁，谥号为共伯，立和为卫侯，这就是卫武公。

　　但这个卫武公有人说他是共伯和，是共和行政的实际执政者。而有的则持反对的态度。

　　1、关于共和行政的几种说法

　　在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厉王继位，厉王是夷王的儿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婪残暴的君主之一。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好利，并信用好利的荣荑公为王朝卿士，委以大权，将原来属于公有的山林川泽之利皆霸占为己有，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周人历来的传统，引起许多贵族的非议，而且也断绝了广大劳动人民——国人的生路，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责难。对此厉王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利，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他从卫国找来一位巫师监督人们的言行，发现有敢于非议者，当即处以极刑。厉王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暂时将人们的公开议论压制了下去，史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对此厉王非常高兴，他得意地对召公说：“吾能弥谤也，乃不敢言”。召公是位头脑清醒的大臣，他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指出了壅塞民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厉王根本不听劝说，继续一意孤行。国人在厉王的高压下生活了三年，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将厉王赶出了王宫，“厉王出奔彘”，他的太子姬静藏在召公家里，暴动的国人知道以后包围了召公的宅院，要求交出太子。“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厉王出逃以后，由诸侯执掌朝政，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自此中国历史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

　　四种说法是：

　　（1）周定公、召穆公摄行天子事，实行贵族共和政治。其根据是《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其本意是二公和衷共济，代周王共同行政。此说附庸者甚多，如古代的韦昭、杜预、司马光，近现代的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此说认为，“国人”暴动仅仅是因为厉王的暴政所致，并不是在本国实行全面改革，因此把厉王赶出去以后，就拥戴了召公和周公这两家最大的贵族来共同行政，等待以后有更好的统治者之时再还政。首先，共伯和（即卫武公）在当时只是一个卫国的世子，年纪尚小，他是公元前853年出生的人，到共和时期的前841年，只有12岁。这样一个稚童，史书并未记载他当时有何德能，相反还有弑君的记录，按道理说人们对这种人是比较反感的，没有理由得到国人的拥护。“国人暴动”后西周宗室一片混乱，他能收拾好这种局面吗？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天才少年的能力。但武王死后周公执政尚且遭到非议，何况是卫国的这位小娃娃呢？其次，西周时期的宗教礼法很严，各国国君不敢干周天子之位，况且姬和还是卫国的一个世子，他不能干王政。其三，卫武公杀兄篡位，之前的共伯一直是其兄共伯馀，而不是姬和，他虽然占着个和字，但说他是执政的共伯和似乎太牵强。因为在此期间他并没有被封为共伯，即使姬馀在卫釐侯卒后被封于共国，也只能是一年内的事情。《史记》曰：“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这样看来，在厉王奔彘的时候，姬和既不是伯爵，也不是排行第一的伯，所以，不能以“伯和”称呼他，更不能是“共伯和”。第三，《吕氏春秋》记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为稽矣。”由此可知，共伯和不可能又杀兄，又干王位。第四条更重要，公元前812年，釐侯卒，卫国由其子共伯馀执政，此时已过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时代。其父在共和时代尚不出名，尚不能去干政，作为世子的姬和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贤名，他更没资格去执政。就是共伯馀，也与共和执政无任何关系。第五，即使姬和执政，他是卫伯，应称卫侯、卫伯才是，不能称之为公。

     （2）共伯和为实际掌权者，此说出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就是说卫武公共伯和作王执政，持这一观点的也不少，如古代的郦道元、苏辙、顾炎武、梁玉绳，近现代的郭沫若、顾颉刚、尚钺等。此说认为，共伯和是海内仁义之人，虽少但有才气。在周厉王出奔彘地后，被推举行天子事。

　　“共伯和干王位”，最早记载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旧时或被人斥之为猎奇误传，是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之作。其成书要比《史记》早，内容多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合，有些还可从先秦文献中得到佐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所谓诸侯，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按照周制，诸侯不仅名义需服从王室的政令，而且定期向王室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易·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宋高承《事物纪原·官爵封建·诸侯》：“《帝王世纪》曰：‘沙氏叛，炎帝修德，风沙之民自攻其君，固建侯分土自炎帝始也。’”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初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七十一国，其中，武王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也就是说，封建诸侯古已有之。到了西周时，诸侯建国越来越多，而多数属于姬姓的诸侯。而《左传》上述的“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显然指的外地的诸侯，而不是在都城的高官。共伯和摄政，也就是卫武公摄政，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卫国这样的大国之君，才有威慑力与号召力，才可以在周王朝危难时支撑局面。除《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的记载外，《晋书·束晢传》：“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庄子·让王》：“共伯得乎其首。”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帝王世纪》：“共伯和干王位。”这些学者认定共伯和就是卫武公。

　　（3）公卿与共伯和共摄政

　　韦昭《国语》注曰：“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

　　《楚辞·天问》：“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意思是说，诸侯共管国家的大事，厉王为什么要发怒作祟？老百姓就像飞蛾和蜂类一样微小的生命，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大量？其中的中央共牧，是指周厉王逃到彘地后，周公、召公、共伯和等共同管理国家政务，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和大臣的参与。牧，原意是牧牛羊之人，代指统治者。

　　清末马其昶《屈赋微》中说：“案，《史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共和干王位。”沈约注云：“大旱既久，庐舍俱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静，共和遂归国。”……《史记》不言共伯和，所特记详略有异，其为诸侯共治则一也。故曰“中央共牧”。《竹书纪年》中有“厉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厉王在彘地死去），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静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

　　唐代陆德明《庄子释文》引司马彪说：“若共伯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焚屋，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共伯的最后一年，就是厉王二十六年，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7年），厉王死在彘地。这一年各地大旱，共伯和住的屋子又失了火。占卜的说法是，厉王的死鬼在作祟，于是周、召二公扶立太子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共伯和回了国。

　　持这类的说法与第一类相似，在国乱之中，执政大臣周公、召公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任何诸侯入朝执政，抛开周公、召公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效果恐怕是不会好的。厉王死去，周、召二公借着失火的理由，就让共伯和回了国，可见，二公在朝中的权势是炙手的，可以  撼动其它，包括执政的共伯和。

　　（4）共和年间的执政者为共国国君姬凡

　　秋雨先生撰文指出，共伯和不可能是卫武公。共伯是卫釐侯长子馀的称号，而不是和的称号。他应该称卫侯和，而不该称共伯和。按年表计算，卫武公是约前853年至前758年人，他活了95岁。国人暴动那年是前841年，他12岁，又不是共国的执政者，不可能职掌周朝国政。就算是100岁去世，也只有17岁，没有资格去干王政。

　　他认为共和年间的执政者是共国国君姬凡。

　　师詈犬簋可为证：

　　佳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詈犬，乃且考又昏于我家，女右佳小子，余令女死我家，歉嗣我西扁、东扁、僕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易女戈戟、‘肉戈’必、彤尾十五，锡钟一，殸五金。敬乃夙夜用事。詈犬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中将簋，詈犬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此簋在中国断代年表的制作过程中被当作周懿王时代的铜器来解的。因为它有天文现象指示恰好可与“懿王元年天在旦于郑”（《竹书纪年》的日环食）相符，同时也与共和年间的日食相符。所以，应作为共和年间的青铜器来考证。首先，在这个簋有“白龢父若曰”这几个字，郭沫若认为似为卫武公的口气。但参考《尚书》、《逸周书》等，周代只有诸侯以上的人才能说若曰，而当时姬和仅为一世子，尚不具备这样说的资格。其次，白龢父是共伯和，却不是卫武公。厉王奔彘是公元前841年，此时恰好出现了日食，正与此簋吻合。而此时的武公年仅十几岁，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权利和手腕。那么谁具备这个条件呢？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篡权并取得胜利的多为掌握军权的大将军或掌握政权的大丞相。根据历史的共性，周代必然也是如此。师詈犬此人是师氏的后代，也是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师氏曾长期跟随康叔及其子康伯髦东征北伐，现后代跟随白龢父也是很正常的，至于白龢父率领的是不是以前的“殷八师”，在这里不得而知。而这个簋记载的是白龢父赏赐给师詈犬的，由此可见，白龢父既是师的长官，亦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大将军，也许此时康叔的后代仍有代王征伐的权利。在国家混乱之际，谁握有军队，谁就有了治乱的根本，包括执政的官员等，都会想到依靠军界人物来维持国家的稳定。秋雨认为，白龢父才是共和年间的实际执政者。

　　查阅资料得知，白龢父，共国人，姬姓，伯爵。恰好吻合了“共”、“伯”二字，那么“和”呢？“白龢父”的龢通和，三个字都吻合了。但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白龢父”无法与共国国君相吻合，因为共国没有叫父的。不过发现这期间共国的国君叫姬凡，凡和父双声，音转即可，所以秋雨认定共和年间的实际执政者该是共国的姬凡，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资格、有权利“干王位”，被推举为共和期间的执政者，同时，他也具有诸侯的身份。

　　根据其它金文的资料，白龢父又被称为“师和父”，意味着他掌管“师氏”的一部分权利，根据记载，“国人暴动”的金文铭文：“……有进退，邦人、正人、师氏人又（有）罪又故（辜），乃倗即女，乃宕，卑（俾）复虐逐氒师，乃乍余一人咎。”可见师氏也参与了暴动，或许白龢父就是“国人暴动”的幕后策划者，更重要的是有军队的参加，所以国人能迅速占领王宫，驱逐周厉王，并作为领袖行使天子的权利。但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写道：“西周金文的伯和父和师和父不一定是共伯和”，这就需要继续挖掘资料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