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康叔为周朝司寇

　　由于康叔治理卫国有方，特别是他遵照周公的告诫，大力传播周王朝的德音，用周族的道德规范去改造那些被征服的殷民的旧习俗，并吸取商纣王严刑峻法失去民心的教训，在执行刑法时宽猛结合，对那些虽然罪恶不大，但明知故犯而坚持不改的人，毫不客气地杀一儆百。而对那些虽犯大罪，但不是出于故意而又有所悔罪的人，适当地减轻惩罚。并选取殷民中有才能的人当官，通过这些人的支持，实现对广大殷遗民的统治。在他治理下的卫国，田野禾谷茂盛，村舍牛羊成群，山上林木苍翠，市井十分繁华，卫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臣民们十分拥戴康叔，周成王、周公也都敬重康叔。成王亲政以后，康叔被提拔为周王朝的司寇，并得到了周王朝车、帛、旗、钟等许多礼乐器和财宝的赏赐。

　　司寇之职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空、司土、司徒并称五官，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各诸侯国亦置此官，职掌同周，楚、陈等国称司败，后世也用作刑部尚书的别称。

　　西周初司寇为朝廷重臣，武王时苏忿生“以温为司寇”（见《左传·成公十一年》）。成王时康叔封于卫，兼王室司寇（见《左传·定公四年》）。也就是说，康叔忙碌于成周和朝歌之间，既处理卫国之事，又要处理周朝国家的刑狱、纠察等事。

　　刑狱，犹刑罚。《左传·文公六年》：“正法罪，辟刑狱。”西周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朝廷设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土师、乡土、遂土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司寇的职责是负责建立和颁行治理天下之法，以辅佐王惩罚违法的诸侯国，禁止四方各国的叛逆。一是惩罚（违法的）新建之国用轻法。二是惩罚（违法的）旧国用中法。三是惩罚乱国用重法。再就是用五种刑法纠察民众：一是针对野地之民的刑法，以鼓励务农而纠察是否勤劳；二是针对军队的刑法，以鼓励服从军令而纠察是否有离队的；三是针对六乡之民的刑法，以鼓励贤能而纠察是否有不孝的；四是针对官府的刑法，以鼓励贤能而纠察是否失职；五是针对国都之民的刑法，以鼓励谨慎而纠察是否恭敬。方法之一是用“三剌”之法裁决狱讼，所谓“三刺”乃为分别征求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然后裁决案件纠纷。此法相当于后世公审咨询裁决制度；其二，以“五听之法”断狱，所谓“五听之法”，乃“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周代在《禹刑》和《汤刑》的发展基础上，又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

　　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即黥刑，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割鼻）、剕（断足，即刖刑）、宫（男去势），墨刑和劓刑各有1000条，剕刑500条，宫刑300条，大辟200条，共有3000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严密的法网，主要是惩治奴隶和平民的。一般贵族犯法，纵然按律判刑，但可以“赎刑”，即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墨刑罚100锾（百锾约为铜3斤），劓刑罚200锾，剕刑罚500锾，宫刑罚600锾，大辟罚1000锾，即可免刑。

　　为了维持和巩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西周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所谓“德”，即要求各级贵族加强自我约束，勿做不利于其统治的事。“慎罚”，即慎重地施用刑罚，以免冤滥。在这个规定下，康叔等执法者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选择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义刑义杀”对付商殷民；按照封国的不同情况施用轻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提出刑罚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世轻世重”；同时，赞赏和强调“礼”，把它发展为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洪明梓、曾宪义、张希坡先生在《中国法制史》一书中介绍说：“礼、刑是西周法律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是奴隶主贵族实行统治的工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表现的。凡礼所不许的，即为刑所禁；凡礼所允许的，亦为刑所不禁。违反了礼，大都处以刑，但礼与行、刑在适用上因阶级、对象不同而有不同，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礼对庶民没有约束力，因为礼的核心是确认并维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关系的。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等级森严，不得逾越。所谓‘礼不下庶人’，是说各级奴隶主贵族所有的礼，庶民无权享有。”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中说：‘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乡地是务’，故不能享有士以上贵族的礼。‘宗庙之礼’、‘车乘之礼’、‘酬酢之礼’等，也不下庶人。‘不下者，谓其不下及也’。但由于礼具有别贵贱、序尊卑、严名分的作用，可以保证贱不妨贵，下不犯上，所以它也有普遍的约束力，具有阶级压迫性质。刑，主要是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即所谓‘刑为无知设’，‘无知’即庶民。这清楚地表明了奴隶制刑事法律的主要锋芒之所在。‘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罪就不受任何刑罚制裁了。凡叛乱、‘不听命’、‘弑父弑君’等严重危害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行为，无论什么人，甚至高于大夫的贵族，都要处以严刑。殷纣王曾‘醢九族’、‘脯鄂侯’、剖比干之心；周公旦曾因发兵平叛诛杀了武庚、管叔。据有关史书记载，康叔还亲自追杀了武庚。他当司寇后，协助周公完善了国家的法律，制定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新刑罚。德是主观要求，礼是客观的规范，刑是惩罚手段，三者并用，互为表里，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的确是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奴隶主统治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主张、新措施，曾对西周的统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康叔因担任的是周朝的司寇，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明德慎罚”只是西周前期之计。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到西周后期，它便被严刑镇压和肆杀所代替了。

　　总体来看，康叔这位卫国的始封君，是一位明君和有作为的君主。他按照周公的教诲，采取多种措施，精心地治理卫国。面对一片废墟，筑城池，建王宫，推行宗法制，把抚殷遗民及百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积极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使卫国“百姓和集”，政治升平，经济繁荣，为后来卫国达到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康叔在任周朝司寇期间，“慎德刑罚”，刑与礼结合，宽严适度，刑罚适当，为维护新生的周王朝做出了贡献。

　　郭霞撰文总结说：“康叔作为东方的方伯，卫国的国君，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取得了很大成就。”《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左传·哀公二年》称：“康叔为列祖，位比成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时说：“美哉渊乎！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都是赞美卫康叔之词，从中能看出卫康叔对卫国的兴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