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家族的始迁祖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时，由山西洪洞县迁徙到河南巩县，定居在洛河岸边的一个村子。当时，康家在村子里开了个饭店，也留客住宿，门口挂的灯笼上写着“康家店”， 后来这个村就叫康家店，再后来改叫“康店”。洛河从这里向北二十里汇入黄河，顺黄河东下可通往大运河，连接大河南北。起初康家人以种地为生，经营店铺为副。因居住在洛河岸边，舟船便利，康家就开始利用水运，经营一些粮食、盐、棉花等生意。由小到大，由近至远，逐步依靠水上运输发家致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十二世康大勇至十四世康应魁，康氏家族达到富裕的鼎盛时期。富甲河南、山东、陕西三省，船行洛河、黄河、运河、沂河、渭河、泾河六条河流，商号所在之地都设立大小栈房，在鲁、豫、陕购置了大量土地，达18万亩，曾两次悬挂“良田千顷”匾。民间流行谚语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三省都有康家田。”

　　据说，“康百万”这个称号最早是在山东商界被叫起来的。当时，康家掌柜的去山东海边，看到当地的很多人在晒盐，就向他们打听产量和价格。因康家前几代创业者都很简朴，穿着不像很有钱的人。他们就说：“你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你能要多少？” 掌柜的说：“一年能产多少？所有的我全包了。”他们不相信，就惊奇地问：“你有多少钱？” 掌柜的说：“不多，百而八十万吧。”“康百万”就这样在当地被叫起来了，而且，“河南康百万”当时还曾被印上年画。明清时期，山东民间尊称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为三大活财神，至民国时期康百万仍是中原巨富之一。建国后，康百万庄园、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为全国三大地主庄园，康百万庄园无论时间跨度或占地面积都居首位。 　　康百万庄园总占地面积240多亩，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共有19个部分组成。现保留下来的有寨上主住宅区、南大院、栈房街、作坊区、康氏宗祠、金谷寨军事防御区等。另外还有饲养区、花园区、 菜园区、造船厂、木材厂、烧砖厂等。康百万庄园是个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庄园主建筑群为黄土高原和黄河下游封建堡垒式风格。2001年，康百万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康百万家族的兴起与发展，有着时代的原因和地理的优势，同时也离不开历代康家人独特的眼光、思想和理念，离不开康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浸润。 外因：天时与地利。       清朝到了康熙皇帝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团结，开始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庄园栈房里有一块匾，上书康熙皇帝53年（1714年）颁布的圣谕：“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意思是：无论商人或农民，都是我的子民，无论大事小事，我都会仔细筹划，并且一视同仁去对待。这说明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商业，知道商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在繁荣经济方面更是占着主导地位。康熙皇帝在位61年,在他执政后期提出发展漕运，即从水上运输物资，以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物资。因当时的陆路交通不便，运输物资比较困难，发展水运就恰逢其时。 　　大运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1782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发展漕运搞活全国各地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巩县地处洛河与黄河交汇处，沿黄河往东是七朝古都开封，西邻九朝古都洛阳，居于中心地带，水上运输可以四通八达，这对康家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十二世康大勇才智过人，目光远大，不为世俗观念所束缚，打破了“仕不经商”的观念毅然走向经商之路。在康熙皇帝提出发展漕运后，他审时度势，捷足先登，利用家门前洛河的便利条件，开始用船做运输工具，把粮食、棉花、布等运往开封、洛阳、西安，进而发展到山东、北京、杭州等地。再将山东的食盐、海产品以及南方的茶叶、丝绸等运回来。康大勇尽占天时、地利，抓住了发展漕运的天赐良机，建立了自己的水上运输船队，给康氏家族兴旺昌盛打下了牢固基础。 　　主观因素：尊崇儒家思想，秉承康氏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经商理念和管理模式。 　　康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上述坐拥地利优势，时逢康乾盛世的条件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因素。康氏家族世代深受河洛文化的熏陶，尊崇儒家思想，有着典型的儒商特点。康氏文化倡导崇德尚善之风、祈望社会安定和谐的基本要义更为这个家族所世代践行。他们坚守中庸之道，诚信经商，真诚待人，克勤克俭，不事张扬，为人处事留有余地。现仍悬挂在庄园的“留余匾”就是康氏家族精神的见证。 　　康大勇识时务，敢拼搏，顺应时代需要发展漕运，给康氏家族创下丰厚的财富，成为划时代的奠基者。其孙康应魁继往开来，年轻有为，时值康乾盛世，在祖父创下的产业基础上，又大大向前拓展，再创辉煌。他将航运船队扩大，行至全国，商号在山东、陕西重点发展，建立多处栈房，大量购置土地。 　　此时，白莲教在四川、湖北、陕西一带起事，清政府派十万大军围剿，如此一来，清兵吃穿用品等补给急需解决。当时康氏商号在陕西经营棉花、布匹生意，资金雄厚，规模庞大，而且信誉度很高，远近闻名。清政府就将这项军需品供应交给了康家，长达十年之久。这笔生意无疑给康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商业经营管理方面，康氏家族在各地都设有独特的机构——栈房。从狭义上讲，这是管理财务的账房，存放货物、粮食的仓库，住宿的客房。而实际上，它就是商业贸易，经济往来，制定计划，人员管理，土地购买等对外全部业务安排的一个全方位管理机构和指挥中心。十四世康应魁时，商号及土地经营从山东进一步拓展到陕西等地，各地都设立了大小栈房。康氏家族自明初从山西移民到巩县，几百年来一直就居住在这里，扎下了根，恋家思想特别重，这也是豫商特点。所以，将总栈房设立在扎根之处——巩县康店。总栈房按现在的说法是总公司，外地的商号、栈房都是分公司，全部由康店的总公司领导。人员的称谓分：老掌柜、老相公、大相公、小相公。老掌柜即董事长，就是康应魁。董事长有一个由数名助理、顾问组成的智囊团。老相公即总经理，大相公，为各分公司的经理，小相公，相当于业务办事员。总公司设有多个部门，财务、业务、人事、管理、接待等。财务与外地商号财务是垂直领导，每年末把一年的赢利上交给总公司账房。总公司主要是管理指挥发号施令的机构，并设有存放银子的密室。 　　每年年终外地各分公司经理都要回到总公司向董事长述职。平时分公司所在地有特殊情况时，如有灾情或其他问题要到总公司汇报请示。所以总公司的接待工作很忙。除此之外，还要接待亲朋好友和一些达官贵人，因董事长康应魁也是有官衔的人，少不了应酬。 　　栈房里的相公人选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精心挑选德才兼备，有相当管理水平的人，需久经考验，要对事业热心，对主人忠心，廉洁奉公。老相公和大相公，是董事长最信任的人，知人善任，赋予的权力最大，待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对主人也非常忠心，有的甚至奉献出毕生的心血，把康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家的事情来做，所以康家人对他们很尊重。商号里的所有事，都要请老相公定夺。非经他同意，家里任何人不得擅自到财务处去支银子。大相公对小相公要求很严格，学经商必须先学会如何做人。诚信是经商的根本原则，廉洁奉公是做人的本分，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堪当重任。 　　康氏家族非常重视土地，以土地为本，哪里有商号哪里就有土地。商号和土地是相辅相成的，各地大商号之间互建经济链条。如河南、山东、陕西之间，不论哪个地区商号急需资金周转时，都可以互补，土地是各商号的经济后盾。 　　康氏家族到康应魁时代成为中原巨富，达到鼎盛辉煌时期。 其实，全国各地媒体和游客到康百万庄园参观，除了观赏古建筑之外，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康氏家族为什么能够创下富裕十二代，兴盛400年的历史奇迹？ 　　我是康百万家族的十九世孙，在庄园里生活了二十年，耳闻目染，也有自己的感悟。尽管由于不断的经历战乱和多种原因，家里没留下有关文字资料，但是从我记事起，除亲身经历的事情外，经常听家中长辈及知情人在茶余饭后、乘凉聊天时，说起上几代人经历大风大浪，付出毕生精力，艰苦奋斗，才创下了偌大的家产。创业者从不挥霍浪费，仍勤俭持家，身体力行，但该花的钱绝不吝啬，如修黄河大坝、修桥建学校、灾荒年开仓放粮，更甚者不惜倾家荡产向朝廷捐助白银。每当家里人谈到祖上所做的善事义举时，都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为不肖子孙的败家行为义愤填膺。老人的谈话，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总之对老辈的陈年旧事，只当是听故事罢了。但有一条，家规、家训必须认真聆听教诲，恪守不渝，铭记在心，这是康氏家族的永恒话题。再看看庄园的建筑、装饰、碑刻、匾额、楹联等现存的实物，经过深思体会、认真品味，就会悟出其中的一些奥秘。我把这概括为康百万家族的文化精神，或者说是康氏家族的处事原则，这是其兴盛的内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教育        康氏家族的居住地是河洛文化发源地，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得天独厚，人杰地灵。康氏家族深受河洛文化的熏陶，尊崇儒家思想，历来重视教育，以农为本，耕读传家。康家在庄园里建有自己的私塾学校、藏书楼，聘请当地的名师任教。自明代以降，家族中留有功名的人物达400多人。 　　十四世康应魁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喜欢读书，二儿子喜欢经商理家，三儿子喜欢习武，他并不强调子孙们必须做什么，而是按照个人所好来安排。但不论做官也好，经商也罢，都必须好好读书，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人。   　　2、诚信经商 　　诚信是经商的根本原则，也是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诚实守信用。在同行之间和谐相处，公平竞争，诚恳待人，货真价实，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损人利己。庄园栈房里有对联曰：“商道无形，商道即人道；商品有形，商品即人品。”大意是：商品有其形状，而经商没有固定的模式；从商是人与人打交道，从商懂得先做人，做人要讲诚与信，经商讲诚信，即做人的道德。诚信经商，是儒家之道，也是康氏文化传统的精髓所致。 　　3、重仁义，回报国家与百姓 　　进入庄园的路边竖立着两座高大的双碑楼，这是众乡邻为康应魁、康道顺父子树立的纪念碑。咸丰二年和咸丰十年，巩县境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十四世康应魁、十五世康道顺父子二人，慷慨解囊，放粮赈灾，救助了五百户灾民渡过难关。庄园里有块“涛平庶安”匾，是清道光21年（1841年）、23年（1843年）河南境内中牟、开封两次黄河决口，康应魁捐巨款资助修河堤，事后山东河南总督兼兵部侍郎副都御史钟祥赠送的。另一块“万金济黉”匾，是表彰康应魁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捐了大量银子，独资建成了巩县的一所学校。除此之外，他还捐资修筑庙宇、修桥建路。康应魁75岁生日那一天，家族和乡亲来为他祝寿，他当场拿出乡亲们借钱的债条，逐一向欠债人核对无误之后，当众一把火全部烧掉，欠债一笔勾销。欠债人感激得不知所措，纷纷下跪致谢。 　　4、克勤克俭 　　康氏家族鼎盛时，十二世康大勇、十三世康云从、十四世康应魁都是家产丰厚，富甲中原，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庄园老宅里有对联曰：“志欲光前，唯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意在警醒康家人，世代不忘读书教子，勤俭持家。 　　5、不事张扬 　　康家历来严禁张扬霸气，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处世皆毕恭毕敬，谦虚谨慎。康氏家族尽管富甲三省，世代功名，但与乡邻友好，对相公、伙计、佃户、仆人皆真诚关爱，视若亲人。虽时过境迁，他们的后人都能从其前辈的讲述中记得康家的仁义忠厚。也因做事低调，十七世的康建勋专攻医术，悬壶济世，扶贫救急，对患者悉人诊疗，妙手回春，赢得“康善人”之美誉，乡亲们为其立的“德荫广被”碑至今存于庄园里。 　　6、留余 　　凡参观过“康百万庄园”的人，都会记住庄园老宅东院大厅正上方悬挂的，那一块造型别致铭刻着康氏家训的“留余匾”。康家把古人颇具哲理意味的留余忌尽思想，作为自己的家教世代传承，其实已高度概括地说出了康氏家族辉煌兴盛十二代400年的关键所在。康百万家族的文化精神，于此也可见一斑。因为“留余匾”内涵丰富，吾欲单独撰文阐说，此不赘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