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勇俱备   敢于担当

     《左传·定公八年》：“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陀捘卫侯之手，及捥，卫侯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前面我们曾论及，灵公是一个敢担当的人，也是一个讲究方法和策略的人。发生在鄟泽之盟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更能证明我们论断的正确。会盟之前，赵简子问“群臣谁敢盟卫君”，从赵简子的问话中可以看出，晋国大臣中肯定有人对灵公有惧意，能让大国臣子畏惧，凭借的应该是国君的威望和国家的实力。赵简子委派涉陀、成何两个莽撞不知进退的人去和灵公会盟，是因卫国渐渐地倾向齐国，引起晋国不满，赵简子有意让这两个人在会盟时摧辱灵公。按盟礼，次盟者准备器具，执牛耳，而尊者涖（涖，视也）牛耳，以主导次盟者。按一般礼制，诸侯国的臣子见异国国君，自称外臣。外臣也是臣子。卫人请晋大臣执牛耳，成何不肯，而且狂妄地说：“卫国就像晋国小县温、原一样，怎么能和一般的诸侯国一样看待！”涉陀更是粗暴，竟然抓着灵公的手，强迫灵公拿盛血的容器，致使灵公手腕都沾上了牛血。王孙贾严辞斥责晋国大臣，会盟当然也不欢而散。

    鄟之盟之后，卫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迫在眉睫，也就是彻底断绝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下，灵公也没有仓促行动，在公孙贾的辅佐下，采取了严密的应对措施。首先是“次于郊”，即在都城郊外临时驻扎。回国而不回宫，当然会在大夫之中引起震动。接着将会盟时受到晋国侮辱的实情相告，引起卫国大夫同仇敌忾之心。接下来又引咎自责，说因自己使国家受辱，情愿让出君位让大臣另选国君，自己乐意服从，以博得大臣同情。当大臣们得知晋国要求灵公的儿子到晋国作人质的时候，纷纷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前去服侍，实际上大臣们已经团结到了灵公周围。最后，灵公伪作定下了行期，将要出发，才让国人朝见。此时，国人心中充满了对晋国的仇恨，表示即使晋国五次攻打卫国，卫国仍然有能力与晋国对抗。灵公一步步走来，既团结了国人，也增强了与晋国对抗的决心与信心，彻底结束与晋国的盟约就水到渠成了。整个事件的进程说明了灵公既有胆略，又重谋划，在卫国中后期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左传·定公九年》：“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从，追击）齐。’乃伐齐师，败之。齐侯致禚、媚、杏于卫。”

    《左传·定公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郥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惟邴意兹乘轩。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介，同甲，铠甲，此处指披上铠甲）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

     晋国出动千辆战车到中牟，是为了救夷仪。齐侯是因为卫国的缘故才攻打晋国的夷仪的。因齐侯屯兵五氏，灵公将去助战，大军行动过程中，中牟是绕不过的地方。从双方军力对比上看，晋军兵力是卫国的一倍，出动兵车上千辆。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战车才不过七百辆，可见此次作战晋军兵力的雄厚。灵公一开始并不是没有一点儿顾虑，所以想占卜一下吉凶，结果龟甲竟然被烤焦，虽然不能断定就是凶兆，但至少是判断不出吉凶的。占卜的不成功并没有影响灵公的决心。灵公是有胆略、讲信义的。齐景公是为了帮助卫国才攻打晋国夷仪，深入到晋国五氏的，如果自己不及时前去会兵，还有什么信义可言？因此，灵公表现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可矣，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是多么豪壮！康伯懋、卫武公之后，灵公可称得上又一位善统兵的国君。灵公这样做，不是无端的狂妄，而是出于对自己和卫国军队的自信。褚师圃是卫国的叛臣，是和灵公较量过的。他劝中牟人不要轻易招惹灵公，认为灵公是不可战胜的。褚师圃参与的卫国四大夫之乱，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灵公弭平叛乱，褚师圃狼狈地逃出卫国，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他对灵公仍然如此惧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敌手惧怕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虚名，而是他的实力。灵公率领卫军顺利通过中牟，就充分地证明了他的胆略和卫军的实力。据《左传·哀公十五年》：“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家。”晋杜预注：“在定九年。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按《左传·定公九年》记载，齐卫联军在夷仪之战中是战胜方。在退兵时，由于灵公亲自统帅卫军，晋军不敢追击。齐军“克城而骄”，被晋军追击，齐军被击败。战争结束之后，齐国为感念灵公驰援之德，竟然主动将西部边界上的禚、媚、杏三城割让给卫国，表示对卫国的感谢，而且通过正式文书予以确认。按杜预注，书社五百，共有一万二千五百户，无论土地面积还是人口，都是相当可观的，这在卫国八百余年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当鲁定公十三年齐侯、卫侯联兵攻打晋国河内时，齐侯坚持要和灵公共乘一辆战车，并且代替御者亲自驾车，表示了对灵公极大的尊重。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齐景公前547年—前490年在位，在位58年，是齐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齐景公在位时，有贤相晏婴、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军事家司马穰苴、贤大夫梁丘据辅佐，使齐国在齐桓公后又一次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景公小霸”。卫灵公前534年—前493年在位，在位42年，两位国君有充足的时间交往、了解。两人也确实守望相顾。当年卫国发生四大夫之乱，灵公逃到死鸟，派公孙青出使并指示公孙青把灵公当做卫国国君看待的就是齐景公。从齐景公对灵公的尊重看，灵公也是一位值得尊重、大有作为的国君。

    《左传·定公十年》：“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陀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陀、成何。’于是执涉陀而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陀，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陀亦遄矣哉！”

    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下，中原地区的卫、曹、陈、蔡、郑、宋等诸侯国在处理与晋、楚的关系时，都面临两难的选择。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卫成公复位，就有了调整与大国关系的打算。因卫国远楚而近晋，晋国对卫国安全的威胁远远大于楚国，因此成公打算与晋国结盟。但晋国的大国心态一直对此事起着不良影响。直到鲁文公八年（前619年），晋成公与晋灵公在扈邑会盟，双方才形成了较稳定的盟国关系。虽然晋国作为盟主，免不了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卫国，特别是卫献公在位时，晋国公然接纳卫国叛臣孙林父，并侵夺卫国土地，但晋卫同盟关系并没有破裂，卫国周边局势的稳定也维持了一百余年。卫国的忍让，使晋国君臣的野心一步步膨胀。鲁定公八年（前502年）鄟之盟，卫灵公君臣对晋国涉陀、成何的挑衅进行了强硬的回击，中止会盟。回国后，君臣国人取得共识，决定叛晋，并且拒绝了晋国要求重新订立盟约的请求，卫国、晋国进入了全面对立时期。此次赵鞅围卫，尽管晋国将领邯郸午、涉陀都很狂妄，但晋国并没有讨到大的便宜。晋国执政者认识到了晋、卫对立对晋国并没有什么好处，检讨引起卫国叛晋的原因，把责任推给涉陀、成何，企图以此来缓和已经破裂的晋、卫同盟关系，因此涉陀被杀，成何出逃。但灵公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他知道问题的根子不在二人，而在晋国的执政者，坚决拒绝晋国媾和的请求。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灵公会齐侯起兵伐晋，晋执政赵孟杀掉了另一个引发两国联盟破裂的人—邯郸午，但灵公对此仍然不买账。此后，一直到灵公辞世，晋、卫关系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灵公在位的中后期与晋国激烈的对抗看，他也是一位个性鲜明、敢作敢为的人。

     白璧有缺   齐家有亏

    《左传·定公十四年》：“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而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自郑奔齐。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说，同脱，推脱罪过），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鲁定公十四年，是卫灵公在位之第三十九年，这时卫国外部环境尚可，但内部出现混乱的苗头。其中最尖锐的是灵公夫人和太子蒯聩之间的矛盾。蒯聩听信流言，又受到左右的蛊惑，竟然酿出了唆使戏阳速弑母的无道之举。事情败露后，蒯聩仓皇出逃。他先流亡到宋国，后又流亡到晋国依附赵简子。他既无胆略，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亲情，因此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从其子出公辄手中夺得君位后，勉强维持了二年，于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就失掉了君位，又一次被迫流亡晋国。

    《左传·哀公二年》：“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子南，即公子郢，灵公子；仆，驾车）。公曰：‘余无子（因太子蒯聩出奔在晋），将立汝。’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衹辱。（君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堂下，这样私下安排不合礼，我只能有辱君命）。夏（指鲁哀公二年夏四月），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我手（由自己一直侍奉到临终），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亡人，指逃亡的人，即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乃立辄。”

    公子郢是卫国历史上又一位守礼而又谦退的贤公子。立储君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自应谋于庙堂之上，因此当公子郢为灵公驾车出行时听到灵公要立自己为储君时，以礼拒绝。灵公辞世后，灵公夫人以君命为由，再一次提出立公子郢为国君，他用“郢异于他子”（和别的公子用意不同，即无意于君位）来明确拒绝，并力主立废太子蒯聩之子公子辄为国君。这样一个守礼、谦抑、知道进退的贤公子，对后代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为“尊二王，备三恪”，寻得周后嘉，封其地三十里，号周子南君，封的就是公子郢的后代。经过数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在江西、山东等地形成了康姓巨大的宗支，至今子孙繁盛，人才辈出。事实说明，灵公诸子之中并不是没有人可以做储君，进而继承大位，只是灵公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对付外部环境上，忽视了王位继承问题，致使他一旦辞世，国家马上陷入混乱之中。

     《左传·哀公二年》：“甲戌，将战，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丘，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太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

   《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孔子回答鲁哀公“当今之君，孰为最贤”的询问时，以卫灵公对。鲁哀公以灵公没有严谨治家为由提出质疑，孔子回答说：“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赞扬灵公用人治国的同时，对灵公没有很好地齐家，也是承认的。没有很好齐家，表现在对夫人南子的纵容和对蒯聩的疏于管教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使蒯聩形成了率性而为的性格，缺乏是非判断标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鲁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师与郑人战于铁丘，此时蒯聩流亡在晋国，做了赵简子的车右。当他看到郑军声势浩大时，竟然害怕得掉在车下，子良骂他像个女人。但他并不是不可教。赵简子用毕万的事迹鼓励士气后，他能考虑到不让先祖蒙羞，奋勇作战。他救下了受重伤的赵简子，逆转了战场形势，受到赵简子的赞扬。可见，为善为恶，往往在一念之间。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国君，四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灵公的缺陷，正像孔子含蓄批评的那样，没有很好地齐家，特别是没有很好地教育太子，不但使蒯聩酿出弑母逐子的人伦惨变，也使卫国的王位得不到合适的继承人，灵公一旦辞世，国家陷入频繁更换国君的混乱之中。在立储大事上，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