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之会   不辱国体

    《左传·定公四年》：“晋将会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会同难，啧有烦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陀从。’公曰：‘善。’乃使子鱼,子鱼辞曰：‘臣展四体，以率旧职，犹惧不给，而烦刑书，若又共（同供）二，徼（意为求）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同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将长蔡于卫（盟誓歃血时将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侯使祝陀私于（私下求见）苌弘曰：‘闻诸侯道路（指传言），不知信（真的）乎？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诸侯名；繁弱，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之以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同境）。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鞏、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令德，美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藏在周府，可复视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苌弘说（说同悦），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

灵公是一位敢于担当又讲究策略的人，他参加鲁定公四年由晋国主盟的皋鼬之会为卫国争得恰当的地位就是明证。行前，卫大夫子行敬子就预见到了会盟的困难，建议灵公让太祝祝陀一同前往。会盟开始前，当听到道路传言会盟歃血时要把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国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时，卫国君臣没有鲁莽行事，而是采取了恰当的应对方略。灵公君臣没有直接和盟主晋国接触，而是让祝陀私下拜会苌弘。苌弘是周王室大臣，《淮南子·氾训论》：“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他在周王室执掌历数，事周王室五十余年，此次以王室大臣的身份与会，应是贵宾，利于以公正人的身份出现。针对蔡叔是康叔之兄因此歃血时蔡国应排在卫国前面的传言，祝陀用无可辩驳的理由来说服苌弘。首先，周初武王大封功臣之时，就有一个令人悦服的标准：尚德不尚年，也就是崇尚德行不依据年龄大小。获得大封的有三人：周公旦、康叔封、唐叔虞。在周王室有官职的是周公、康叔、聃季。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管叔鲜，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郕叔武，次霍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武王八位弟弟之中，有五位只有封地没有官职，而有官职获大封的康叔、聃季最少，可见先王考虑的就是德行而不是年齿。祝陀还有言外之意，当初封国时，唐叔虞已是武王的下一代，卫国开国之君康叔是唐叔虞的叔父，若歃血时一定要按封国时论年序齿的话，这次会盟的盟主晋国（唐实是晋）岂不是要排在最末了吗？论当初的年龄大小排序，是反先王的行为，绝不可行。再者，此前诸侯国在各国地位的认定上是有先例的，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卫成公因故没有参加，而是派去了同母幼弟叔武，会盟歃血时卫国还在蔡国之前，而且当时的载书还藏在周盟府，是有案可稽的。祝陀陈述的理由是不可辩驳的，苌弘心悦诚服。还有一点儿要注意，祝陀在说辞中追溯武王定天下后鲁、卫、晋同日受大封的荣耀，从情感上拉近与晋国的距离，也起到了极大地作用。由此可见，如何下说辞，灵公君臣肯定事前做了透彻的研究。苌弘私下积极做晋国大臣刘子和范献子的工作，最终帮助卫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维护了卫国的地位与尊严。诸事都应谋定而后动，这样才能保证成功。灵公和臣下事前做足了功夫，才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察纳雅言   修己弼过

   《左传·定公六年》：“二月，（鲁）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须靡也。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宝龟）、定之鞶鑒，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奈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如何？’乃止。”

人皆有可能出现过失，这就需要有人匡弼之，国家因之有谏官之设，舜时有纳言，汤时有司过，周初有保氏，后历代谏官称谓不一，但职责相同，都是通过进言，来匡正国君过失的。朝廷有敢于面折廷争之士，方彰显国君纳谏之明。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还需要国君善于纳谏。观灵公行事，称得上是善于纳谏的国君。鲁国伐郑的大军由卫国境内通过，按惯例应该事先向卫国借路，征得卫国的同意，一是表示对卫国的尊重，同时也可以避免双方因误解而引起武装冲突。阳虎是鲁国权臣，一向飞扬跋扈。在领兵伐郑时，出征、回师经过卫国都不事先借路，引起灵公震怒，让弥子瑕追击鲁军，眼看一场战火难以避免。而公叔文子认为，鲁、卫二国由于先祖的原因，关系一向较好。《论语·子路》：“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孔颖达疏：“鲁，周公之封；卫，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也。”两国和睦关系由来已久，卫灵公和鲁昭公的关系也非同寻常。鲁昭公十七年攻打季氏，惨败后出逃齐国。灵公不惜拿出先祖留下的珍宝作悬赏，只要有人能够助鲁昭公复国，三件珍宝可以任取其一。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许诺，以大臣和自己的儿子为质，可见二位国君原本关系亲近。假如因阳虎的跋扈行为引起战火，就违背了先祖和睦相处的初衷，两国也会变恩为仇，从国家大局考虑，这样做是不合算的。灵公听从了公叔文子的劝谏，终止了军事行动。能忍小忿才能谋大事，灵公也是一位为谋大事而能忍小忿的人，更是一位能虚心纳谏，修己弼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