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基渊，字静溪（或言字南蒲，号静溪），山西兴县人，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甲进士。《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有记载，他先任河南嵩县知县，“服阕，授甘肃镇原，调皋兰，擢肃州直隶州知州”，“四十四年，擢江西广信知府，”，四十六年（1781年）“卒于官”。他生命虽短，除去丁忧，为官也仅二十多年，但其“治官事如家事”的德政之声，却在历任地的百姓中有口皆碑。他离任嵩县后，嵩民在老城二道街建“康公祠”以示怀念；离开肃州时，“肃民数万道攀辕哭留”，为纪念其功绩建“德政坊”一座，刻其善政16条于石。这样一位受民赞颂的地方官，细考其为官之道，一定能获得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本文试就他一贯为政重教的思想作一浅析，以期能给今人以裨益。

    康基渊的为政重教思想，不是写在他的著作里。而是体现在他二十多年的为政实践过程中，凝聚在他造福于民的德政功绩中。一方面，他重教兴学，无论在哪里为官，都把办学放在为民造福的重要位置，千方百计筹措经费，确保孩童学有所教；另一方面，他重视教化民生，既教民稼穑经营之术，又教民化愚启智之道，使民得以安居乐业。而且他自己又身体力行，常率先垂范，为政重教思想就点点滴滴地散落在他“治官事如家事”的人生道路上。回顾康基渊的为官之路 ，吸收其为政重教思想的精华，也一定能为我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先谈他重教兴学。《清史稿》明确记载，康基渊在嵩县任上“以无业之地，建社学三十二所”， 在肃州任上“建社学二十一所”，任广信知府仅三年，没有建社学的记载。细考其嵩县任期，自乾隆28年12月赴任算起至三十四年授甘肃镇原，再除去丁忧，也不足四年。其间，他突出的政绩在兴修水利，“凡开新旧渠十八，灌田六万二千余亩”，因而得“巡抚上其事，优诏议叙”。可想一县之父母官，为政一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在确保百姓衣食温饱和社会稳定的同时，还能建社学三十二所，已足见为政者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自“授甘肃镇原、调皋兰，擢肃州直隶州知州”，到“擢江西广信知府”，康基渊在甘肃三处任职，共十个年头。《清史稿》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也没有仔细考证他各处任职的时间长短，但仅从他任期内修渠、屯田、植树、革番外“建社学二十一所”看，他的重教思想在其为政理念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且，为解决办学所需，他“界荒田为七区，招民佃种，区取租十二石，给各社学”。另据兰州地方志记载，乾隆5年甘肃巡抚将原靖逆侯张勇府第改建为皋兰县文庙，“乾隆41年，由前皋兰县知县康基渊等六人在此倡设兴文社”，并“以捐银发商生利，以利息为皋兰县士子乡试、会试旅费”，光绪32年，在此创建皋兰县兴文社立小学堂，民国初改为皋兰县兴文社小学，解放后成了兰州市城关区延寿巷幼儿园。“兴文社”沧桑变迁的历史，同样昭示着康基渊为政重教的一贯追求,“捐银发商生利”以资士子的举动更见其重教兴学的良苦用心。乾隆44年，康基渊又擢江西广信知府，46年即卒于官，其间政绩《清史稿》无记载。但从《广信府志》和《上饶县志》所载他扩建信江书院和修建文笔塔来看，短暂的任期内其为政重教之行为已得到广信人的认可。信江书院为清初义学，名曰“曲江书院”。康熙年间知府周镐元第一次扩建，并更名“钟灵讲院”。乾隆8年，知府陈世增大修，又更名“紫阳书院”。乾隆46年，康基渊再次大规模扩建，增设亭阁和学舍数十楹，并在竣工之日亲为之记,同时以自然物体更名为“信江书院”，自此院名相沿不改。据记载，扩建后的书院宏畅无比，气概非凡，在当时的府治邑内各大书院中无可比拟。而文笔塔建在与书院隔水相对的山峰上，山因塔而名文笔峰，文笔塔早已不在，文笔峰之名一直沿袭，并演绎了一段康基渊有感于落魄苦行僧的豪爽文气和上饶丰厚文化底蕴而建塔的美妙传说。他擢升广信知府只有三年，就能对广信最高学府进行大规模扩建并赢得如此口碑，没有为政重教思想的支撑，那是断然做不到的。

    康基渊的重教兴学，还表现在他政务之余的著书立说和严于家教上。康基渊勤政爱民，任职之处都颇有政声，可想他为政之用心与勤勉。但为了更好地兴学重教，他还不忘著书立说，编修地方志，给我们留下了《家塾蒙求》、《南圃文钞》、《女学纂要》、与其兄合著的《霞荫堂文钞》及多卷《嵩县志》和《广信府志》等宝贵遗产。特别应提出的是《家塾蒙求》（其道光复刊本的宋绍“跋”中还言“康有《霞堂文稿》，传诵艺林”）， 该书是一部工具书，分天地人物四部，每部举出相关名物作一简介。现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称其“象一个分类的百科小词典”，与同类书相比，它“通俗简要，所收的名物大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流行相当广泛”，书成于乾隆34年，初刻于嘉庆7年，后又有多次复刊本，“从书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它在群众中间是相当受欢迎的”。从这部工具书的体例、内容、语言及流传情况，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作者用心于家塾教育的初衷。正因为康基渊懂得教育又重视教育，所以在那个时代更能躬身实践，严于家教，所育五子，两个进士，三个举人，家有“五子登科”之荣耀。身后又因其子绍镛之功名，而被嘉庆皇帝依国爵优宗制度“以教子有方封为振威将军”。

    康基渊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其为政重教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其教化民生的治官实践中。在嵩县，他为政以教，对伊水旧渠“按行旧址，劝民修复”；“田高渠下者，则教为水车引溉”，“植桑教蚕，出丝甲于他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著《嵩民种田说》，教民因地制宜，当种“谷米布帛”以“务本”，种经济作物以“调剂”，达“兼权钱币”之目的。“大抵嵩野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因而“如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据民国时陈邦贤《自勉斋随笔》所记，康基渊还曾教嵩民种百合以增加收入。《本草经》言“百合生宛朐”，宛胊在嵩县西南。清时，百合要进贡，可那里深谷危崖，不易采摘。康基渊知嵩县时，便谋之于士人，在城之西郭，买地四十亩，分为六个区域，教民试种百合，年可产一千余斤，五年一取，更番种刈，时时培护，节制其旱涝，募田夫，给其食，使他专任其事，不久便成了一个百合园。他又在此建亭、凿池、树柳、艺桑，夏季迎母亲来此避暑，四郭的妇女也到此纳凉，这里成了一处优美景区。其母亲去世后，乡下人便在此建立祠堂，每年都有人前往祭祀。嵩人对康基渊的拥戴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但假若不是采用教化民生的为政之道，而仅靠简单的行政手段驱之于民，那是不可能赢得如此政声的。不仅当时“巡抚上其事，优诏议叙”，而且今天的清史专家和经济学者，也都对其治嵩功绩给予充分肯定。高玉凌在其《十八世纪经世学研究》一书里，把康基渊列入这个时代的经世学派中。在甘肃镇原、皋兰和肃州任上，他决定开渠、拓荒前，先“询访耆旧”；每有行政举措，必“博求利病”，要植树则“遍喻乡堡”，保民“薪樵取给”，而革番，则“民采买需索，皆有实惠”。显而易见，他为官之所以政令畅通，绩效显著，就在于其始终重视为政以教，教民能晓之以理，授之以法，明之以利，故民顺从其政，愿听其令，乐为其事,安于其治。

    康基渊为政善于教化民生，还表现在他发掘当地人文遗迹和倡导文明之风。嵩县是商代名相伊尹故里，为弘扬其仁德以育嵩人，康基渊于乾隆30年在县城东关立碑一方，上书“商相伊尹伊陟故里，嵩县知县康基渊立石”。《嵩县志》还有记载，康基渊与乡绅捐资修缮庙宇、浴室。今称嵩县八大景之一的“曲里温泉”及相关传说，当源于此。相传此处为商汤王聘伊尹之地，当年曾建有汤王庙和温泉浴池——汤池。可见康基渊治嵩留给后人的影响多么久远。光绪版《兴县续志》上卷记载，他在肃州任上时，为避免当地沿袭已久的民族冲突，他对回民以“信义”相待。若有回民骑马与境内百姓滋事械斗，他总“单骑往视，申明旧约”，平息纠纷。他审案听讼，亦重教化，从不滥用严刑重法，“刑民未尝逾小板，民间遂称为‘康八板’。”在广信知府任上，他不仅重视此地的人文风脉，建起文笔峰，扩修信江书院，而且采取有效措施破除当地的溺女婴旧俗。光绪版《兴县续志》上卷记载，基渊任广信知府时，闻当地溺婴陋习，即以此题命文人士子广为议论，然后择其言词恺切者广为宣传，“录示远近，并设立育婴局及婴长、绅士、稳婆等互相劝戒，行之三月，其风随绝”。陈邦贤《自勉斋随笔》所记更具体，康基渊得知“广信俗多溺女，他便劝谕民众，并设为厉禁。他又给接生妇人的口食，令有溺女的人随时报告。又设婴长一人，给她田19亩，叫她稽查女婴。假使有贫不能养的，叫她暂时寄育在婴长那里，每月以所育的女婴数列册呈报官厅，因此救活的女婴不少。他又把这种方法推行到所属各县，那溺女的风气便渐渐地移转了。”想一想，一个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员，能出此良策治理一地的溺女婴旧俗，真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可见其倾心教化民生之执着！ 

    由于笔者阅读视野和研究水平有限，只能就康基渊的为政重教思想做出这样粗浅的探讨，以期就教于康基渊研究方家的指正。但我感到欣慰的是，能以此拙文呈现康基渊为政之一侧面，已足见康氏先贤之风范，亦堪为后人所敬仰！行文至此，我脑子里蓦然闪过周公在《周书·梓材》中要康叔“勤用明德”和“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的告诫，康叔勤勉为之，因而“能和集其民，民大悦。”诗书传家的康基渊当识之，更遵行之，其“治官事如家事”的德政之声传承了康叔遗风。这份宝贵遗产更当为康氏子孙世代相传，尤其当为那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当代为官者所珍视、谨记和借鉴学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