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姓以封国得氏考
康镇明

   康叔封，是天下康氏得姓之祖。然康叔的“康”字是封国名还是谥号，至今在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收藏的近百家二百余卷“康氏家谱”中，记载仍是歧见纷出。有的家谱认为“康”是康叔的封国名，康叔后代以封地为氏；有的认为“康”是康叔的谥号，康叔后代以谥号为氏。这种歧见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在古代文献中就有天下康姓以封国为氏和以谥号为氏的不同记载。
  《尚书•康诰》注马融曰：“康，圻内国名。”郑康成曰：“康，谥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宋忠曰：“康伯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按：“康叔子又称康伯，则康非谥甚明，旧说以为国名，是也。”《尚书•康诰》唐孔颖达正义：“命之《康诰》，故以为命康叔之诰。知畿内国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国名，则康亦国名，在圻内，马王亦然，惟郑玄以康为谥号。” 马指马融，王指王肃。马融、郑玄皆东汉时的经学大师，王肃生于汉末，享名于曹魏时代，也是经学大家。马、王认为“康”是国名，唯郑玄认为“康”是谥号。孔颖达直言“马王亦然”，说明马、王之前就有人主张“康”是封国名的。而在“郑玄以康为谥号”前加一“惟”字，说明认为“康”是谥号的，仅郑玄一人而已。主张封国说的，还有西汉大儒、经学家、《古文尚书》学的开创者孔安国以及汉末魏初的经学家、王肃之师宋忠。《尚书•康诰》汉孔安国传曰：“命康叔之诰。康，圻内国名，叔，字也。封，叔名。”《史记•卫康叔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从所引材料可以看出，孔、宋二人也是认为康是封国名的。对于康叔之康是谥号，实际上郑玄也没有完全肯定，王肃在《康诰》注中说：“康，国名，在千里之畿内，既灭管蔡，更封为卫侯。郑无明说，义或当然。或者，康，谥也。”从王肃注中可以看出，郑玄也是在两可之间的。目前，从先秦两汉的典籍中，还没有发现其他康姓以谥为氏的记载。到唐代，林宝编姓书《元和姓纂》，又提到“康，卫康叔之孙以谥为氏。”到宋代，郑樵和邓名世都沿袭林宝的提法。郑樵《通志•氏族略》：“周武王少弟康叔谥号康，后人有以其谥号为氏者。”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康，出自姬姓，周文王子封为卫侯，谥曰康，支孙以谥为氏。”以上可能就是有些康氏族谱中康姓以谥为氏的渊源。
  既然以谥为氏和以国为氏的提法都是有来源的，我们为什么主张以封国为氏呢？
  一是康叔之康，来源于他的封地康城，而康叔封在康城是被封在沬土、做卫国国君之前。大量史料都能证明这个事实。
  西周初年，大的分封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武王伐纣灭殷践位之后，一次是周公辅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史料可证明，康叔正是在武王灭殷践位之后就封在康城的。《史记•周本记》：“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至于这次分封的时间，最晚也只能在武王灭殷的第二年。《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克殷，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遂大封诸侯。”武王灭殷是十二年二月甲子，十三年十二月辞世，因此，第一次分封的时间应在克殷罢兵西归之后，即克殷第二年。对此，《左传》中有明确记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史记•管蔡世家》还有一条比较矛盾的记载：“武王已克殷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康叔封、聃季载皆少未得封。”骈宇蹇为《史记》作注时指出：“记载有误。一九三二年在河南（笔者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出土了康侯丰方鼎、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康侯觯、康侯罍等器，足证《管蔡世家》记载有误。”因为从器名就可以看出，这些器物是康叔封康时的器物。另外还有一件器物“康侯簋”，其上的铭文曰：“王朿伐商邑， 令康矦圗于衞。”“圗”即“啚”，今天写作“鄙”，本义是边邑，也可解作封邑，“啚于衞”就是封到卫国。而在“啚于衞”前，叔封已被称康叔，说明一定是被封在康，才会有“康叔”之称，就像叔鲜封在管称管叔，叔度封在蔡称蔡叔一样。反过来说，若无封国，没有被封在“康”，前面不应有“康”字，也就不能称“康叔封”，而只能称“叔封”。

  西周早期　康侯簋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通高24厘米，口径41厘米。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出土，侈口束颈，涂腹微鼓，高圈足加宽边。兽首耳垂长方形小珥。颈和圈足相间排列火纹和四瓣目纹，腹部饰直条纹。器底铭文24字，记周王伐商。   

  上文我们提到，唐代司马贞在做《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时，引用宋忠的话，说“康叔从康徙封卫。”王肃在《康诰》注中说：“康，国名，既灭管蔡，更封卫侯。”“徙封”就是转移封地，“更封”就是改封，即改变封地。《康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余民封康叔”。汉孔安国传：“以三监之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逸周书•作雒篇》：“殷大震溃，俾康叔宅于殷。”《世本》：“康叔从康徙封卫”，这都充分说明在封卫之前，康叔就是有封地的。《汉书•地理志》：“朝歌，纣所都，周武弟康叔所封，更名卫。”直到清代皖派经学创始人江永撰《春秋地理考实》时，仍然肯定：“《襄•二十九年》传，吾闻卫康叔，成王之徙如是。今按康叔食采于康，后徙封卫。”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他的金文研究巨著《西周铜器断代•成王铜器》一章中也肯定：“《史记》称康叔封，《左传•定四》称康叔，《易•晋卦》有康侯，康是侯卫以前的封地”，“封于武王时，食采于康。”当代史学家顾颉刚持相同的看法。顾氏《古史论文集•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公的弟弟康叔封本是封国在康的，现在打下了商都，就把他改封到那里，立了一个卫国。”综上所述，我们对康叔在武王克殷践位之后就得了封国是不应有任何怀疑的，总之，康叔是先封在康，后改封在卫的。

  至于康叔的封国究竟在何处，虽然宋忠曾说“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但我们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还是能明确定位的。
  唐李泰《括地志》：“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阳翟，今许州禹州府。”
宋罗泌《路史•国名记》：“康，《姓书》‘康叔故都在颍川’，孔安国、宋忠以为畿内国。”
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邟，颍川县，从邑，邟声。”颍川是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置，以颍水得名，治所就在阳翟。
  宋陈彭年《广韵•唐韵》：“邟，邟城，在阳翟。”
  宋丁度《集韵•唐韵》：“邟，城名，在阳翟。”
  梁顾野王《玉篇•邑部》：“ ，邑名。”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又有 ，同音地名，则即康也。”
“康”、“  ”、“邟”同音同义异形。“邟”、“  ”二字正是强调它们是古代封国名，才加上邑部的。而作为封国名，三字意义无任何差异，只是现在用作姓氏时，才用“康”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康城，在州西北三十里，今为安康里。”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康国，西周康叔所封，在今河南禹县西北。”
  《河南省禹州市地名志》：“康城在县城西北十六公里，在龙潭河西侧，顺店北四公里，康城村委会驻地。为夏少康故都，周康叔食邑。”
  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指向一个地方：颍川郡阳翟，即今河南省禹州市。禹州市顺店北的康城村，就是天下康姓发源的地方。
  为什么说康叔封在康城，子孙后代就要以康为氏呢？这和周代的宗主制和“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封建制有关。
  在周代，天子的职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继承的。继承职位的嫡长子被称作大宗，而这种大宗的地位是代代相传的。而天子的其他儿子受封为诸侯，分得采邑。这些被分封到各地作王室藩屏的诸侯称为别子。别子要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这样分成的若干个别宗，都要有各自的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而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孔颖达疏：“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宋刘恕《通鉴外纪》：“姓者，统其祖考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首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就是别宗的宗子。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等于族长，是大宗。这些别宗族内除宗子之外的其他儿子，经一传或再传后，也可能会产生新的氏，这就是古代所谓的氏而又氏。《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这种宗法制形成了周王朝政权的基础。周王室这个最大的宗代表全族的利益，各级小宗围绕在周王室周围，对王室无限忠诚，这就是尊祖敬宗。由上所述，按照周代的礼俗，康叔既然有自己的封地，有自己的氏是合情合理的事。况且，氏又是三代以前一个人身份的标志。因为在当时，姓和氏一分为二，是有区别的，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用来别贵贱，姓用来别婚姻。只有贵者才有氏。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列举了三十二种氏的来源，其中有很多是后代渐渐增加的。在周代，特别是西周早期，赐氏制度只有以国、以官、以字、以邑四种。台湾当代史学家潘英在《中国上古史新探》中说：“四大纲领大抵可概括周赐氏制度的全部内容。”周代天子封建诸侯之时，命诸侯以国为氏，所以国即氏，而且这氏只属于诸侯一系，也就是贵族一系。康叔被封康城以后，自然得氏康，准确地说，是姬姓康氏。姬，就是“祖考所自出”——康叔出自姬姓，康，就是“子孙所自分”——从姬姓分出的康氏。康叔的儿子、卫国第二位国君称“康伯”，其中的康字就是由康叔的封国得来的氏。从西周早期文王、武王、周公的后代得姓看，以封国为氏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在古代典籍中是有明证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者，周公吊二叔（笔者注：二叔指夏商二代末世，叔世、季世都指末世）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十五国，皆文王子也。”唐孔颖达疏：“昔周公伤彼夏殷二国叔世疏其亲戚，令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辅，至于灭亡，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孙为二十六国也。”在《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考略》中，这二十六国的后代都是以封国为氏的，其中就包括康叔封卫后的后代卫氏。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父亲徙封，而且在朝廷任职，就要由长子到徙封之地，而由次子世守采邑。《礼记•檀弓上》正义引郑玄《诗谱》谓周、召二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说“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从惯例看，康叔也应该有儿子世守采邑并世守康氏这一氏号的。这就是周公封于鲁而后代以周为氏，召公封于燕而后代以召为氏，康叔封于卫而后代以康为氏的原因。
  最后，再谈谈前面提到的康氏以谥为氏的问题。首先要弄清的是，西周初年有没有谥法，再者要弄清谥法是否周公所制。
  关于周初有谥法，谥法为周公所制的记载，最早见于《逸周书•谥法解》。《谥法解》中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周公制谥之事，在《尚书》、《左传》、《史记》中无任何记载。唯晋范宁注《谷梁传》，言：“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周公遗世之作，在《史记》中记载甚详，而且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采用“互见”的方法详细列举，只要将二者一对照，周公究竟写了哪些东西，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有：
  周公兴师东征，作《大诰》；
  唐叔得禾，异母而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
  周公既受命，嘉天子命，作《嘉禾》；
  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枭》；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逸，作《多士》，作《毋逸》；
  成王在丰，天下已定，周之官制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
官别其宜，作《立政》；
  周公卒后……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
  见于《史记•周本纪》者有：
  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       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既黜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上列《史记》记载的共16篇（首），与《尚书》所收篇目相较，尚多出《馈禾》、《嘉禾》和《鸱枭》。《鸱枭》因为是诗歌，也被收入《诗经•豳风》中。这样看来，《史记》所收周公作品的篇目，比《尚书》、《诗经》所收合起来还多出两篇，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时，在这上面是尽量求全的。若真的有周公制谥的典籍存在，司马迁会漠视它、漏收它吗！后代出现的谥号，关乎一个人生前如何评价、死后如何称呼的问题，若文、武、周公、康叔有谥号，司马迁绝对不会不提及。
  《逸周书》出现之后，汉代刘向、《隋书•经籍志》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遗篇，但今人多不信从，而认为是战国时人所编。宋陈振孙《直斋书錄解题》:“相传为孔子删书所遗者，未必然也。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依仿为之者。”元末周玢《逸周书•序》：“观其属辞成章，体制绝不与百篇相似，亦不类西京文字，是盖战国逸民处士之所纂辑，以备私藏者。”从清朱右曾为其作集训校释后，研究者日多，很多问题也日渐清楚。如对各篇产生的时代，人们认为或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有个别篇章如《时训》，可能还经汉人的改易和增删。总之，里面的篇子不是一时之作。现在研究《逸周书》的人，对其中属于西周时期的篇子也有个基本的认定，如《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克殷》、《度邑》、《尝麦》，没有人认为《谥法解》是西周初的作品，是周公所作。
  假如《谥法解》真是周公制订的，那么，它首先就应该在《逸周书》的相关篇章中得到反映，但事实上是，相关记载是完全不合《谥法解》的。如《逸周书•作雒》：“（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振溃。”若周公果真是在武王将葬时制谥，那目的性就很明确，就是要让成王给武王加谥号。但夏六月葬武王之时，并没有请谥、议谥、赐谥等任何记载，直到第二年征殷时，也没有提及此事，“终将葬，乃制谥法”的说法还能成立吗？《逸周书》在《成开》、《尝麦》、《本典》等篇目中称死后的文王为“文考”，在《大戒》、《本典》中称死去的武王为“武考”，文、武是生称，如果真存在周公制谥的事实，文王、武王死后为什么没有得到谥号呢？《逸周书》用自己提供的材料，否定了周公制谥的提法。《尚书•周官》：“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作薄姑。”唐•孔颖达疏：“公薨，成王葬于毕，以文、武之墓在毕，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毕之意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于薄姑，周言薄姑功成，史叙其事作薄姑之篇。”成王葬周公多么隆重，谋划多么周密，但也没有赐谥的记载，也证明了周公制谥说的荒唐。《诗•鲁颂•閟宫》：“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閟宫》序：“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可见，直到鲁僖公时，周公的称法都没有变。
  清人崔述也怀疑谥法是周公所作，他在《丰镐考信别录》中论谥法是“由渐而起者”，“由渐而起”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八“遹敦跋”中说：“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满也。何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内府藏《献侯嚣尊》，其铭曰：‘惟成王大囗在宗周，王赏献侯嚣贝，用作丁侯宝尊彝’，是为生称成王之证矣。……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共懿诸王之后乎？”（附遹敦铭文：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镐京，呼渔于大池。王飨酒，遹御无谴。穆王亲赐遹爵，遹拜手稽首。敢对扬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孙孙子子永宝。）西周前期诸王称呼是生称，例子不胜枚举。《尚书•康王之诰》：“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尸”就是居其位，说明康王是他刚即位时的称号。《尚书•冏命》：“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也说明穆王是在位时的称号。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青铜器——利簋，铭文为：“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利簋铭文虽只有三十二字，但它是目前为止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可见的实物遗存，无法评价它的价值。从它的铭文上也可证明，武王也是生称，不是谥号。宋代重和年间安陆孝感出土的中方鼎，铭文中有“易于武王作臣”的铭文。中方鼎是昭王时器，器中铭文亦可证明武王是生称。
  兰州大学汪受宽教授的《谥法研究》，可称得上当今最系统的研究谥法的著作，在该书第一章“谥法的产生”中，列举了四种谥法起源的说法，并通过大量史料的辩证分析，认为到周孝王时，谥法才正式成为周朝的制度。
  综上所述，康叔和文王、武王、成王、昭王、康王、穆王一样，都是生称而非谥号，而且康叔之康源自封国。康叔后来封在卫国，因此，康叔的后代也有以封国卫为氏的。《元和姓纂》：“卫，古国名，周武王弟康叔封地也，子孙以国为氏。”试想，若真的存在康氏以谥为氏的事实，难道卫国康叔的后代不是比封在康城的后代更应该以谥为氏吗？因为从时间和空间上看都相距更近。假若康叔以谥为氏是事实的话，天下就有可能没有卫姓存在。如今天下有卫姓，而且前人肯定它是以封国为氏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康叔根本就没有得到过谥号。顾颉刚在《古史论文集•周人的崛起及克商》中说：“《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子均以康称，足见康是国名而非谥号。据以上诸点看来，似他们的封地虽迁，而国名未改，即氏名未改，犹鲁迁于奄而仍称其国为鲁也。”
  因此在康氏姓源上，我们不应再徘徊于以谥为氏和以国为氏之间，而应取以封国为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