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古代汉族女性陋习，是指把女子的脚用长布条紧紧缠住，使脚畸形变小，以为美观。在缠足时代，大多数妇女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直到成年后骨骼定型了方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者。

关于缠足的起源从明清时期起便众说纷纭。据现代学者考证，缠足兴起于北宋，在宋代开始流行并逐渐演变为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陋习。

宋代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元代的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明代的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三寸金莲”之说，要求脚不但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弓弯。清代的缠足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

  历史

     起源

神话传说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确有此痕迹。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娶涂山氏女为后，生子启。而涂山氏女是狐精，其足小；又说殷末纣王的妃子妲己也是狐狸精变的，或说是雉精变的，但是她的脚没有变好，就用布帛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中女子便纷纷学她，把脚裹起来。当然，这些仅仅是民间神话传说，含有较多的演义附会成份，不足以成为当时女子缠足的凭证。

始于隋说

缠足始于隋代，源自民间传说。相传隋炀帝东游江都时，征选百名美女为其拉纤。一个名叫吴月娘的女子被选中。她痛恨炀帝暴虐，便让做铁匠的父亲打制了一把长三寸、宽一寸的莲瓣小刀，并用长布把刀裹在脚底下，同时也尽量把脚裹小。然后又在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走路时一步印出一朵漂亮的莲花。隋炀帝见后龙心大悦，召她近身，想玩赏她的小脚。吴月娘慢慢地解开裹脚布，突然抽出莲瓣刀向隋炀帝刺去。隋炀帝连忙闪过，但手臂已被刺伤。吴月娘见行刺不成，便投河自尽了。事后，隋炀帝下旨：日后选美，无论女子如何美丽，“裹足女子一律不选”。但民间女子为纪念月娘（又说是为了不入宫），便纷纷裹起脚来。至此，女子裹脚之风日盛。

始于五代说

缠足始于五代之说，源自南唐李后主的嫔妃窅娘，美丽多才，能歌善舞，李后主专门制作了高六尺的金莲，用珠宝绸带缨络装饰，命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

始于北宋说

相关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女子缠足兴起于北宋，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应该看到，缠足诗的写作是以缠足习俗的出现为依存条件的，这说明，宋代确已出现缠足习俗。到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甚至南宋末年时，“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但在南宋时代，妇女缠足还并不普及，缠足者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在社会观念上缠足尚未达到人人接受的地步。同时，缠足的风俗是由北方传到南方的，大约是在宋室南迁之时。宋代的缠足与后世的三寸金莲有所区别。据史籍记载，宋代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当时称为“快上马”。所用鞋子被称为“错到底”，其鞋底尖锐，由二色合成。这种缠足鞋的实物已在考古中有所发现。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推测，穿这种鞋所缠裹出来的小脚要比后来的大。

    发展

元代，蒙古贵族本来不缠足，但并不反对汉人的缠足习惯，相反还持赞赏的态度。这样，使得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元代末年甚至出现了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元代妇女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但这时不缠足者仍很多，特别是南方江浙、岭南地区。

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明末张献忠进占四川时，大刖妇女小脚，及至堆积成山，名曰“金莲峰”，可见四川地区妇女缠足之盛。这时期，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出现了“三寸金莲”之说，要求脚不但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弓弯，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

清代，统治者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缠足，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此时缠足之风已是难以停止，到康熙七年（1668年）只好罢禁。这件事一度被人们渲染为“男降女不降”——清廷推行“剃发令”，汉族男子剃发被视为向清廷屈服的象征。清廷也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后来并未达到禁止的目的，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说。由此可见缠足之风的根深蒂固。清代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甚至远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了缠足习俗。与此同时，女子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与关注，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还有裹至不到三寸的。以至出现女子因脚太小行动不便，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而且这样的女子在当时还很受欢迎。

解放缠足

中国很早就有不同于世俗赞扬缠足的有识之士提出不同见解，但成效不大。宋代车若永在其《脚气集》里对此提出质疑：“夫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柬，不知何用？”

满族没有接受汉族的缠足风俗。崇德三年（公元1638），清太宗皇太极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顺治十七年，规定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三年（公元1664）再申前令，但此时缠足之风已是难以停止了，到康熙七年（公元1668）只好罢禁。有清一代，旗人始终没有缠足。清末的太平天国也曾推行反缠足，但最后未能成功。晚清，缠足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象征之一，并认为缠足造成中国妇女的羸弱，进而影响到整个民族及国家的力量，因此开始推行反缠足运动。

道光年间（公元1821），由外国人开办的耶稣教会发起天足运动。“长老会后学”的史子武编著《劝入脚图说》是第一部宣传放足大众性读术，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由上海书局石印出版（这部宣传放足大众性读物。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教会非常抵制，所以这本读书虽然蔚为先声，却影响不大）。这一时期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大力倡导，在上海、广东相继成立“天足会”，一时间四方响应。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在女儿到了缠足的年龄后拒绝为其缠足，遭到了家乡人的强烈反对，但他仍坚持不给女儿缠足，成为近代反缠足运动中的一段佳话。此后，康有为的女儿还曾陪他到西方游历考察。1902年，清廷发出上谕，劝戒缠足。

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各地方政府采取种种具体措施实行“放足”。提出“不要小脚女为妻”的口号，甚至规定“二十五岁以下小足女子，不准在马路上行走”，向缠足女子征收“小脚捐”等方式促使女子脚之解放。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偏远乡村地区。但放足运动也受到不小的嘲弄。1929年国民政府又发布放足布告，派有专员督查落实。缠足风俗的完全消失，最晚则要到1940年代甚至1950年代以后。距云南省昆明市以南一百四十公里的通海县，有六一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至今此地有二十二位缠足的小脚老太太。

台湾的缠足风俗在日治时期时与鸦片、薙发并列三大传统陋习。日人严格取缔缠足风气，并且在户口调查中记载女性缠足情况。当时台湾成立许多“天足会”，鼓励妇女遗弃旧习，一时成为风尚。1906年梅山地震女性死亡比例比男性高很多，为了地震逃命，长辈开始同意家中小女孩不用缠足，废除妇女缠足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三寸金莲

    名称的由来

讲到“三寸金莲”，人们不禁要问，妇女因缠裹而成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金莲”与小脚是怎样联系起来的？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是倍感兴趣，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步步生莲花的故事。东昏侯用金箔剪成莲花的形状，铺在地上，让潘妃赤脚在上面走过，从而形成“步步生莲花”美妙景象。但这里的“金莲”并不是指潘妃的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前述五代娘在莲花台上跳舞的故事。但这里的金莲指的是舞台的形状，也不是娘的脚。

对此，有学者认为，小脚之所以称之为金莲，应该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方面加以考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作为一种美好、高洁、珍贵、吉祥的象征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百姓所接受。在中国人的吉祥话语和吉祥图案中，莲花占有相当的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故而以莲花来称妇女小脚当属一种美称是无疑的。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菩萨多是赤着脚站在莲花上的，这可能也是把莲花与女子小脚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呢，这又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如“金口”、“金睛”、“金銮殿”等。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在“莲”字旁加一“金”字而成为“金莲”，当也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因此，后来的小脚迷们往往又根据大小再来细分贵贱美丑，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以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于是言及金莲势必三寸，即所谓三寸金莲。后来金莲也被用来泛指缠足鞋，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

    金莲的保养

南方地热潮湿，所以南方人要经常洗脚，通常南方妇女大约一至三天就得洗一次脚。一般人洗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对缠足妇女来说洗脚却是生活中一件颇重要而费时的事，缠足妇女一双脚裹好以后，最怕让人看到脚，所以洗脚的时候，一定是躲在房间里，紧闭房门生恐别人意外闯入。烧一盆热水，准备好洗脚用的轻石、干布、小剪刀、矾粉、裹布、香粉，然后坐在小椅子上把脚上的腿带、饰裤、弓鞋、布袜，一层一层的解掉，解开裹脚布的时候，因为血液随着裹布解开会冲进脚掌，麻痛异常，所以须要慢慢解开，尤其到了最后一层往往因为汗水和着，裹脚布紧粘在脚掌的皮肤上，撕开来异常难受，所以最后一层要解得更慢，如果在积极裹小的阶段，为了怕解开裹布浸洗会把脚放松变大了，也有人和着裹布浸洗的。洗脚水要愈热愈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足部柔软，有的在水里加上香花、香料，脚先浸热了，才用手擦揉，久裹的脚，脚上都带着一种特殊的黏性，用手慢慢地把那层黏黏的洗掉，扳开畸形的足趾一折一缝清洗，陷折的脚心和藏在脚心里的小趾是最难洗的部位，再以轻石磨去脚趾上的硬皮，关节摩擦的位置容易长鸡眼，要用长针挑去或用小剪刀修掉，脚趾蜷在脚心里，趾端往往陷在脚掌皱折里，趾甲一长出来就会刺到肉里，所以得把拗折畸形的脚趾一只只扳出来，把脚趾修得极短再放同陷窝里，大拇趾为了裹得尖生动人，两侧承受极大压力，很容易被趾甲刺破造成甲沟炎，所以大拇趾趾甲尤其得好好剪短，尤其两个角边得修得圆短，这才用干布擦拭，有的人在裹之前还以双手用力按着金莲，朝理想小脚的方向忍痛按几次，在脚上洒上白矾粉，尤其在趾缝里洒多一点，可以除去湿气，脚不容易烂，也有人在脚上扑上香粉增加小脚香味，这才换一条洗净的裹布缠起来，缠的时候每一层都得截了再截，截到极紧，这样裹起来脚才不会愈洗愈大，有的时候刚洗好不容易缠紧，得把脚抬高几个小时，再把裹脚布解开几层来重新束紧，脚裹好了才着袜穿鞋，因为小脚的妆饰都是合着尺寸自己做出来的，穿在脚上极为紧密贴身，所以着袜着鞋也都极为费时，往往一次洗脚下来得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利影响

    身体和心理

缠足不仅严重影响了女性足部的正常发育，还让人们形成了畸形的审美心理。

    艺术和体育

缠足减少了女性从事舞蹈和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比如朝鲜和日本从中国引进的舞蹈艺术一直持续发展，而与此相反，在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随着缠足的发展而越发停滞不前。

客观看待

由美变丑 缠足的千年政治导向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 “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窅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 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 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 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 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