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炸子）桥胡同路十二号的松筠庵，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庵堂虽然称不上如何宽展、壮丽，却是明清时代忠烈、名士、贤能摩肩接踵的去处。在中国近代史上，在这里爆发了康有为发动的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事件，更使松筠庵名噪天下，它成为国人尤其是康氏族人向往瞻仰的地方。

松筠庵的前身

松筠庵原是明朝爱国忠臣杨继盛的故居，一幢普普通通的住宅建筑。由于主人杨继盛的缘故，这座建筑历经沧桑而为世人所注视。有一副广为传颂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是杨继盛所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特别赞赏该对联，并改动一字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多次引用并书赠同志和朋友，用以自励励人。“铁肩担道义”一句被广泛的用于形容有志之士敢于匡扶正义、担当重大责任。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府容城县人。少时家境贫寒，以牧牛为生，三十二岁中进士，历任南京吏部主事、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职。全家住北京达智桥胡同。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初，刚直不阿的杨继盛不顾生命危险，毅然上《请诛贼臣疏》，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五奸”。两天后杨继盛即被投下“诏狱”，监禁三年，受尽严刑拷打。严嵩并罗织罪名，决定秋审立斩。杨继盛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初一日被害，年仅四十岁。杨夫人在问斩前曾伏阙上书：“愿即斩臣妾首，以夫诛”。同日，自缢殉夫。后世有一出专为歌颂杨夫人的戏《鸣风记》。杨继盛孤忠斗奸，满门忠烈，博得“天下相与涕泣传送之”。杨继盛夫妇死后，故居就变成默默无闻的松筠庵。虽叫庵，但守庵的并不是尼姑而是和尚。

后明穆宗继位，杨继盛的沉冤得到昭雪，追赠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谥忠愍。

忠臣是不会让人遗忘的。杨继盛死后二百年的清王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给谏杨寿楠和都谏李融视察城畿时，访知松筠庵乃杨继盛故居，宗丞曹学敏，司寇胡季堂、阮葵生等“会诸僚友，将杨继盛居住过的大堂改为祭祀他的祠堂，为了表达对杨椒山先生的景仰之情，称为“景贤堂”。修建后的杨椒山祠，座南朝北，正跨院三进，门前有山门，门上嵌有曹学敏题的“杨椒山先生故宅”石额。山门一般到祭祀时才开，平时出入走东北角门，门上嵌“松筠庵”石额。进了山门，穿过小院便是景贤堂。祠堂正门上悬一“景贤堂”木匾；堂内正面有杨继盛画像和牌位；堂外置石座大铁香炉，供祭祀之用。景贤堂的南面有后堂三间，原是杨继盛眷属的住房，改为祭祀杨夫人张氏的处所，供她的牌位，墙上嵌有她请代夫诛的奏稿，此外还有厢房，西面有一花园，园中有杨椒山的书房和他手植的古槐一株。（现已无存）北面是和尚住房和客房。故居东西宽约三十六米，南北长约七十五米。

嘉庆二年（1797年），景贤堂置杨继盛的古衣冠彩色塑像一尊，大小与真人相仿，以代替原来的画像。像两侧有对联：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堂外立胡季堂撰文、刘墉书写的“杨忠愍公塑像纪事碑”一座。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立曹学敏撰、陈希祖书“杨忠愍公故宅记”碑一座。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将“杨忠愍公临米元章汉十八侯铭”全文石刻，镶嵌在景贤堂西墙。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主持僧心泉募款修整松筠庵。主要是扩建杨继盛当年书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将三间房扩大为五间地面，进深加到两间，内部打通，成为可以容纳多人的大堂，俗称“谏草堂”。何绍基篆“谏草堂”匾额，并从杭州请来高人，精心临摹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谏言草稿，刻石八幅，嵌在谏草堂东墙六幅、西墙二幅。环绕谏草堂的四周筑起回廊，重修堂前堂后的花园、假山，使“庭中颇有树石”。第二年，在谏草堂西南新建一座八角攒尖顶的“谏草亭”。堂前的花园也环筑回廊，通达谏草堂。全部厅堂门窗和回廊均朱漆彩绘，十分壮观。经过这次整修，奠定了松筠庵的格局，景色焕然一新。同年立碑制定松筠庵祭祀条规附于碑末，条规有五条，规定每年对杨继盛公祭两次。责成主持僧办理日常事务，修理焚扫，预备祭品。还规定，祠内房屋只准租给官员、士子，不准租给医卜、商贾、手艺人等，优伶不许入门，“违者惟主持僧是问”。这些条例规定了这座建筑既是庵又是祠，庵祠管理合一，杜绝了闲杂人等出入，保证清净高雅。

清净高雅的松筠庵越来越成为士大夫们喜爱的地方，他们常到这里来集会，议论时政，游宴吟赋。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老大的清帝国败给初兴的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主权受到极大损害，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

这一年正逢科举考试会试，各省应考的举人云集北京，广东省的举人康有为、梁启超也来京参加会试。4月15日，在获知李鸿章将要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这一消息后，康有为和在京举人极为愤慨。康有为率先带领弟子“梁启超、麦孟华及江孔殷、赖际熙等……日夕奔走”，发动各省举人上书清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4月30日共有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在松筠庵谏草堂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他力言国势危急，非变法无以自强。各省举人异常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在谏草堂奋笔疾书，一天两夜拟成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由梁启超、麦孟华“并日缮写”，到会举人都签了名。

康有为在“万言书”中痛陈割弃台湾等地，将失去全国民心，列强会进一步接踵瓜分中国，将招亡国大祸。为解救国家危亡，他提出请“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主张，而以变法为最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强调“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他提出具体变法建议：一、“富国之法”：印行钞票，兴修铁路，发展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和设立邮政；二、“养民之法”：务农，劝公，惠商，恤贫；三、“教民之法”：大办学校，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派遣游学，吸取西方科学文化。又建议改革官制和外交；召开议会，民选议员“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由议会议决，三分之二通过后下部施行。等等。这是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完整方案。但在当时，举人没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利，“万言书”只能递交到都察院呈请代奏。5月2日（四月初八），各省举人聚集在松筠庵，从这里出发，奔向都察院。上书的队伍声势浩大，正义凛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汉朝时政府用车马接送被征举的读书人，后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但这份上书被都察院以“已经用宝，无法挽回”作借口，拒绝接受。

“公车上书”未呈送光绪，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公车上书”破天荒地打破了清朝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公然在京师重地掀起大规模的上书请愿运动，吉林、直隶、江苏、安徽、山西、陕西、甘肃、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台湾共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组成请愿洪流，这不仅是有清一代未曾有过，而且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壮举。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应试举人返回各省后，也将爱国维新的火种带回，使人们“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收到“蒙昧启群”的作用。

“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独立发动、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它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成为三年后戊戌变法的纲领。可以说，“公车上书”是戊戌变法的先声，也是这出短剧的生动序幕。它在客观上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一次爱国、进步的运动。松筠庵孕育了公车上书，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步伐，从而增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成为更值得人们纪念的地方，它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公车上书二十年后，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又一批中国文化名人，再聚松筠庵。为首的是气度儒雅的大儒蔡元培。这年他在法国接到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敦请他回京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回京上任后求贤若渴，凭他的道德力量和个人魅力，广聘名流贤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范源廉、沈尹默、马叙伦等群贤毕至，围绕怎样办好北大，畅所欲言。

从前清到民国直至解放初期，松筠庵一直由河北旅京同乡会管理。解放前仍严格按照庙规所定，不许妇女在庙中住宿，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男性河北同乡。解放后，住在庵中的河北同乡才逐渐携带家眷进庵。庵内的文物古迹、碑碣亭堂均保存完好。

十年动乱中，松筠庵惨遭浩劫，杨椒山的彩绘塑像被砸毁，神牌、香炉、祭器以及各类石碑荡然无存，“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匾额楹联均被毁。所留下的仅有笨重的香炉石座和一个砸坏了的碑顶歪躺在院里。最令人庆幸的是，镶嵌在景贤堂和谏草堂墙壁上的珍贵石刻，竟然能够逃脱厄运，完后无损的保存下来，这劫后的幸存文物，实在是太难得了。至于庵内的建筑物，景贤堂被街道委员会所利用，搬走香案、供桌，办起了家属厂，作为生产香粉的车间。庵的西部地区，拨给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作为职工宿舍。谏草堂被隔成许多小间作住房，谏草亭也住上一户人家，所有回廊也都改做房间，全区住了二十多户。前后花园和假山都被平毁，只残存几块山石和几株树木。东部地区成为河北同乡的住家。

1984年，松筠庵被北京市列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