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探讨康氏文化“崇德尚善”精神要义的周文化根源，发掘周文化传统之于康叔德政理念的血脉联系，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康献堂率《华夏康氏》摄制组及研究会人员，一行6人于2015年5月25——28日，再度赴洛阳实地考察与之有关的历史遗迹、典籍记载和轶闻传说，以求把《华夏康氏》打造成一部精品佳作。由于献堂会长协调得力、事先准备充分，并拟有明确的《考察提纲》，所以，此行收获颇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25日下午3时，献堂会长一行从南阳出发，一到洛阳就直接入住由会长的北大同学翟成英董事长提前安排的钼都利豪国际酒店。这里与洛阳地方史志办公室相毗邻，按献堂会长预先的设想，通过翟董事长联系和市领导的安排，当晚就与史志办徐主任、张副主任见面，协商、安排好此行考察的具体日程。献堂会长说明了此行目的后，史志办两位主任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结合办公室的工作安排，特意做出调整，定于27日上午在会议室举行专题座谈会，请洛阳市的先秦史专家及相关学者参加；同时又热情地与相关单位电话联系，为其它时间进行实地考察提供方便。

27日上午8:30，座谈会在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会议室开始。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洛阳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蔡运章研究员，史志办的徐主任，陈、张两位副主任及相关专家学者莅临会议，与献堂会长一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谈。蔡运章研究员作主题发言。他先风趣地对献堂会长讲，我姓蔡，咱们三千年前是一家呀，都是文王的后裔，你致力于康氏文化研究的举措，是一位企业家很有眼光的价值追求。接着，他就结合自己从1960年代以来从事洛阳考古发掘和专注于先秦历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如数家珍地讲起洛阳丰厚的周文化积淀，并针对《考察提纲》所涉及的问题作出明确解答。他说，自己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在洛阳进行考古发掘，以宝贵的出土文物为支撑，结合历史典籍记载，耕耘于先秦史研究。基于此，他明确地指出，康氏是因封地得姓，始祖是文王的儿子康叔。其后，汉代又有康居国人融进康氏，宋代有匡姓改康姓的，康氏汇源聚流成为中国一大姓氏。康叔在西周第一次分封时被封在康城，“三监之乱”被平定后，又被徙封到卫，承担“以藩屏周”的重任。这样的安排，当是周公的精心策划，康叔一方面谨遵周公之嘱以德治卫，留下美誉，另一方面又要协助周公，把大量精力投入王朝事务。因为这一时期，西周王朝实行“一国二都”制，镐京称宗周，洛邑称成周，成周建有掌管全国政务的中央政府机构“卿事寮”。在“有夏之居”的河洛之间建立新都，迁九鼎于郏鄏，在此营造洛邑，这是武王的未了心愿。公元前1042年，摄政的周公向年幼的成王请示，按武王“营造洛邑”的既定方针，到郏鄏的涧河以东、瀍河两岸实地勘测，动工建造。期间东方发生“三监之乱”，周公率大军平叛而被迫停工。公元前1039年，周公乘平叛胜利之东风，押解大批俘虏的“殷顽民”，到郏鄏继续营建洛邑。次年洛邑建成，成王迁都于此，朝会四方诸侯，举行隆重典礼以庆贺，宣告“迁宅于成周”，标志着周的统治已经成功，故称洛邑为“成周”。从近年来在市区瀍河两岸陆续发现的大量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铸铜作坊、车马坑、祭祀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等文物来看，可以初步勾勒出成周城的位置、面积、布局。它就位于邙山洛河之间的瀍河两岸，外郭城面积约12.45平方公里，宫城面积约1.56平方公里。后来，周平王为振兴周室，刷新西周统治，弃旧都建新都，于邙山洛河之间的涧河东岸营建了“王城”，其规模不及西周成周城。在谈到康叔的功德时，蔡运章研究员强调，西周王朝从殷亡周兴的历史更替中深刻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积极倡导“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周公制礼作乐，有一套较完整的刑罚制度。而康叔承担周王朝的司寇这一重要官职，很可能就参与了这些制度的制定。西周早年天下太平，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局面，当为康叔功德的有力证明。蔡运章研究员还就“牧野之战”的过程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信手拈来康氏先贤康有为当年为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将军五十岁生日所作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座谈会的气氛顿时显得更为轻松、活跃、融洽，大家都敬佩蔡先生的博学多识。

接着，献堂会长就康氏文化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与蔡先生等进行了交流，大家都对研究会的工作思路、探索精神表示肯定，特别称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编写《抗日烽火中的康家人》的举措意义重大。最后，他代表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和《华夏康氏》摄制组一行，向蔡运章研究员和洛阳史志办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之意，特向与会各位赠送了《卫国文化史考》、《康氏文化》和其它礼品，并一起合影留念。

在洛阳期间，献堂会长一行还先后实地考察了新安县铁门镇的“千唐志斋”、天子驾六博物馆、周公庙、洛阳博物馆和位于孟津县会盟镇的扣马村，获得很多宝贵材料，补拍了一些必要的场景。26日上午，献堂会长一行在洛阳市新产业集聚区工委书记张社会、新安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崔土改、周淑萍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先后考察了有“中国唯一墓志铭博物馆”之称的“千唐志斋”和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第一关”的“汉函谷关”。尽管没有在“千唐志斋”那字迹模糊的“石刻唐书”中寻到康氏人的墓志铭，但却得到了查询章炳麟当年为其编写的《千唐志斋藏石目录》的线索，为下一步继续查考作了铺垫。而且，新安考察还意外收集到康有为1922年游陕过豫时在此留下两处题词：一是为张钫隐居读书的“听香读画之室”题写的“蛰庐”匾额，及楹联“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凿坯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二是为函谷关题写的“汉函谷关”横额。下午，会长一行在翟成英董事长引导下，先到天子驾六博物馆补拍了“车马坑”相关镜头，而后参观周公庙，并凭吊了周公等先祖。在此，献堂会长与特意赶来为大家讲解的周公庙博物馆周海涛馆长，就洛阳深厚的周文化积淀、周公文化的弘扬、周公庙的布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周馆长对献堂会长致力周文化探讨的精神深表敬佩，并一再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系、共同研究。临别，相互赠送书籍留念。

28日一早，献堂会长一行就在老同学翟成英董事长陪同下，驱车前往孟津县城，接上县史志办主任裴绍武，便一同赶往会盟镇扣马村，考察武王伐纣时留在此地的遗迹。尽管新农村建设已为这里披上了现代文明的新装，但远望北邙首阳，目睹青砖斑驳沧桑的“扣马”建筑，依然让人难抑思古之幽情，想见战旗猎猎、万马嘶鸣的“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壮观场面，以及伯夷叔齐扣马苦谏的真诚瞬间。摄制组拍下“会盟台”标志和“扣马”旧址遗迹，并在裴主任引领下访询了当地年长的村民。午餐之际，献堂会长特向裴绍武主任赠送书籍和礼品以表感谢，同时获赠裴主任为研究会准备的清嘉庆丙子（公元1816年）刻本《孟津县志》。

下午3点，车沿洛孟公路行至二广高速路口，献堂会长一行在此与翟成英董事长夫妇告别，并向他们三天来给予的真诚、无私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车在归程，随行的各位仍不住地称赞献堂会长这位老同学的慷慨与热情，大家都说，这次洛阳考察收获多多，也感受了会长与同学间非同寻常的情谊，这是超越了实用功利的共同文化价值追求的惬意交融，我们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