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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权:康姓的杰出人物

浏览: 次 作者:admin 日期:2012-01-08 09:17

    世人知道王国权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但大多不知道他本名不叫王国权,包括康姓族人很少知道他是康姓人,原名康午生。

    王国权,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11年12月24日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康午生6岁开始学汉字,7岁进村私塾念书,后又转入本村的小学堂就读,15岁考入开封黎明中学。3年后,康午生从黎明中学毕业,并以理工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河南大学。由于买不起教科书,先后又转入生物系和社会学系学习。就在这一时期,康午生开始阅读了《国家与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现代作家郁达夫、蒋光慈等人的著作。

    1931年康午生同河南大学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人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不久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在王毅斋、嵇文甫、江绍文(开封地下党书记)等几位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创办了大陆书店,出版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1933年秋,康午生因无钱继续上大学,经同学介绍去河南沁阳县立师范学校教书,并兼任校长。半年以后,康午生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沁阳国民党县党部下令驱逐。在此期间康午生还帮助王毅斋教授创办了大同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1934年秋,国民党查封了大陆书店,查禁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主持书店工作的几位同志先后被捕,康午生也在被通缉之列。在此情况下,康午生同姚雪垠被迫逃离开封,在巩县躲避几个月后,姚雪垠北上北平,他则在河南大学校长张仲鲁和嵇文甫、王毅斋教授的帮助下,只身离开祖国,东渡日本留学深造。

    1934年底,康午生到日本受到了王阑西等的迎接和照顾,住在东京高园寺街的一户市民家里,先学了4个月的日文。康午生在日本生活、工作了近3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主要负责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联络工作和以创办世界名著编译社为掩护,与中国留学生一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参加了由东京留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相当于国内的“社联”组织),在东京留学生左翼领导人任白戈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文艺方面的叫“质文杂志社”,主要成员有张香山、林林、陈辛仁等同志;另一个组织是社会科学研究会,康午生、王阑西、解树椿、程明生、雷任民、杨彰武、毛掬等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半秘密的组织,后来为了便于工作,又创办了世界名著编译社,取代了研究会,把名称公开化,成员也增加到几十人。郭沫若是康午生等人的导师,康午生经常到郭沫若的住所去拜访。当时郭沫若也经常为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给康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康午生担任了世界名著编译社的宣传部长。编译社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影响很大,不少人从这里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世界名著编译社在上海、北平等地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张友渔、昊新宇等都是北平分社的主要成员。

    在世界名著编译社工作期间,康午生认识了王乃天。王乃天是联共党员,在东京以教中文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经王乃天的介绍,康午生加入了联共。

    1936年10月的一天早晨,康午生带一张抗日传单从住所出发到早稻田区去,准备印刷后在留学生及华侨中散发。不料,在电车站进口处遭到日本警察突然搜身,传单被搜出,康午生因此被捕,遭到了监禁。日本警方连夜四次审讯,康午生义正辞严,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三省的侵略行动。日本警察在得不到任何重要罪证的情况下,只得将康午生释放。出狱后,康午生已不便再在东京呆下去了。1936年冬,经党组织的安排,康午生离开日本回到了北平,并转为中共党员。

    回到北平后,康午生结识了张友渔、昊新宇等。不久党组织批准了康午生的请求,派他去延安学习。奔赴延安的途中,在洛阳巧遇好友王衡儒。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康午生变成王国权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王衡儒在教书,康午生约他同去延安。王希望康午生先去探路,没有随行。为安全起见,王衡儒建议康午生隐名,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名字,便以自己的化名王国权相借与康午生。谁料到,这一借就是一辈子,再也还不回去了。康午生从此就名王国权。到延安后,中组部安排王国权到抗大学习。开始时王国权被分配在军事队学习,一个月后,组织决定调王国权到第九队(老干部队)学习。在此期间王国权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李维汉、张闻天、博古等老一辈革命家讲授的辩证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打响了。王国权离开抗大奉命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12月,晋察冀一分区地委正式成立。王国权担任了一分区的地委书记。当时地方工作除了打游击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主要任务是筹募军饷、扩军和收枪三大任务。为了粉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王国权率领一分区地方武装全力以赴配合杨成武、王震领导的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黄土岭、大龙华、涞源、狼牙山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

    1941年初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国权同常玉林在河北易县的松山村举行了婚礼。当时担任区党委书记的刘澜涛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参加了婚礼。王国权新婚的第二天在当地召开了一分区地委工作会,会议刚开始就遭到三架日本飞机的轰炸,青救会主任王陻中弹牺牲。王国权于1941年8月20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悼王陻同志”的文章,在文章中。王国权充满激情地说:“你虽然牺牲了,而你的血已换来了光荣的果实。你虽然牺牲了,你的意志和精神已经变成了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将随中华民族和革命胜利战斗到最后!”八年的抗日战争,王国权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以至全根据地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3年底,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组织决定调王国权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王国权奉命从分局党校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北平西山一带准备接受北平日军的投降。后因日军拒不向我军投降,王国权又奉命带队到涞源,在涞源王国权见到了分局负责人程子华。遵程子华指示,王国权带一批干部前往热河承德。

1945年9月10日王国权等进入承德。9月20日,晋察冀中央分局批准成立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并任命胡锡奎担任书记兼政委,李子光、王国权任副书记,段苏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

1945年1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同时撤消中共热河分委,成立中共热河省委。热河省委书记由胡锡奎担任,谭余宝任副书记,省委委员有李运昌、段苏权、马载、李子光、李德仲、王国权等。王国权除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和民运部长外,还兼任承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承德市广泛开展了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争,对伪满时期罪大恶极,甚至有血债的汉奸卖国贼给予了揭发和惩处这场斗争开展得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场,并向东北各省通报。

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地区大举进攻。3月底至4月初,中共热河省委在承德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统一了认识。省委任命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丁盛任司令员,韦祖珍任副政委,李波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热东开展工作。

当时热东分区共辖建昌、建东、凌源、朝阳、喀左旗、凌建、绥中、兴城、锦西、锦义等县,总人口220多万。

王国权带队进入热东后,首先对干部进行了整顿,部队进行了整编,使大家坚定了打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信心。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政委的三年多时间里,热东地区开展了剿匪、土改、发动群众等项工作,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培养了大批干部,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热东革命根据地,为解放附近城市和配合我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5月,东北局派黄克诚任冀热辽分局书记兼政委,程子华任军区司令员。为配合程子华指挥的锦州外围战,攻打辽西走廊和塔山阻击等战斗,王国权组织了热东地区的大规模支前工作。在此期间仅热东分区就有13.6万多民工,800多干部参战,出动担架2.2万多付,修路1500多公里,完成公粮5000多万斤,向第一、第二线调动粮食2300多万斤,慰劳部队猪肉63.8万多斤,苹果19000斤,筹现款4000多万元,热东人民为辽沈战役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野战军打下锦州和辽西走廊后,王国权和胡锡奎奉命组建辽西省委,胡锡奎任辽西省委书记,王国权任副书记,负责开辟山海关到辽西一带的工作,配合东北大军进关。不久,热河省第二次解放,中央决定由李运昌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王国权调任热河省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李运昌调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王国权接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强晓初任第二书记,罗成德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6月,王国权以东北地区区域代表身份赴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之前,王国权还列席了中央进城后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对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布置和安排。

1949年9月21日晚7时,决定中国人民今后命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国权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9月21日开幕至9月30日闭幕,历时10天,自始至终洋溢着民主、团结、和谐的气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同代表们在勤政殿前合影留念。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国权又见到了毛主席。那天,毛主席心情特别好,非常幽默地对王国权说:“你就是王国权同志吗?你是有国又有权哪。”说着毛主席拉着王国权的手一起照了像。

1949年10月1日,这是令当时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确立了她的领导地位,古老的中华民族随着这一历史巨变与百年来的屈辱诀别。下午2时,北平工、农、兵、学、商及社会各界人士30万人汇集天安门广场。王国权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佩戴着写有“主席”烫金字样的红色锦缎飘带站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庄严的国歌中,毛主席亲自按动升旗电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国权作为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和领导了热河省的工作。

热河省包括承德、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兴隆、平泉、青龙、朝阳、北票、建昌、建平、凌源、宁城、赤峰、乌丹、喀喇沁左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等20多个县旗,所辖人口近350万。在旧中国,热河省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下,“三害”(土匪、吸大烟、鼠疫)流行、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苦不堪言。

    热河解放后,在王国权领导下的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当时热河的具休情况,提出了“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中共东北局和热河广大人民的拥护。刚刚翻身解放的劳苦群众焕发出高昂的劳动热情,经过党组织和广大千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热河人民较快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土匪被消灭了,鼠疫治住了,鸦片也基本禁绝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满意,连原来对我们党和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心服口服了。1950年。曾经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高参、对热河情况非常熟悉的民主人士、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先生到热河视察,下车伊始就向前来迎接的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问道:“热河一带的土匪还多不多?”王国权幽默地说:“高副主席,我可以用这辆吉普车把您送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住上几夜,保证您不会出事。”高崇民听后笑了,感慨地说:“旧中国,热河一带是土匪的世界,汤玉麟当省主席时,土匪也是到处横行。解放时间不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匪很快被消灭光了,天下太平了,真了不起。”

    1954年,王国权作为热河省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为了适应全国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热河、绥远和察哈尔等省的建制、省委书记王国权奉中央之命离开了他工作了多年的热河大地,到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7年,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1970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1971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赴日本参加了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的葬礼。1973年后,历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意大利大使等职。1978年,任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王国权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9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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