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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鼎铭文中所记卫国国君及其执政

浏览: 次 作者:admin 日期:2017-05-27 17:29

传世的青铜器中,有一方卫鼎。卫鼎在《礼记·祭统》中称孔悝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曰:“魏颗纪功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可见,孔悝鼎称卫鼎,始自《文心雕龙》。从《文心雕龙·铭箴》中看到,铭产生得很早,轩辕皇帝在车厢、几案上刻字,用来帮助自己警戒过错;夏禹在乐器架上刻字,希望引来别人的劝谏,这些可做铭文之滥觞。此后随着青铜器的大量使用,铭文代出不穷。铭文的作用,主要是颂德、纪功、警戒。铭文的载体,主要以青铜器为主。作铭文的目的,是让其永不磨灭,永传子孙后代。鲁国的臧武仲论铭说:刻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纪述功绩为主,对大夫应以称赞其征伐之劳为主。卫鼎的内容,就是孔悝称赞其祖上辅佐卫国国君所建立的勋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殷周金文集成》和罗振玉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三代吉金文存》中都称其为卫鼎,可能取的就是《文心雕龙·铭箴》中的称法。儒家十三经中,极少引用铜器铭文,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全文引用的仅有两例,除上文提到的卫鼎外,另一例是《礼记·大学》中引用的商汤的《盘铭》。《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上的铭文只有9字。而《礼记·祭统》中引用的卫鼎的铭文,有114字。铭文内容涉及成公、献公、灵公、后庄公及四位国君在位时的执政—孔悝的七世祖孔达、孔达之孙孔烝鉏、孔烝鉏之曾孙孔圉、孔圉之子孔悝。在已经发现的与卫国和康姓有直接关系青铜器中,其字数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记载,与《左传》、《论语》等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有互相证实和互相补充的作用,因此,《卫鼎》的铭文,是记录卫国史、康姓家族史的珍贵资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解析。由于铜器铭文中的文字,大多艰涩古奥,难以索解,我们勉力为之,不当之处,请各位宗亲指正。

《卫鼎》之铭(注:下文括号中的文字是本文的作者为铭文中部分词语做的注释。铭: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的工艺叫作铭,刻铸的文字称铭或铭文)曰:六月丁亥,公(公:卫国后庄公蒯聩)(假:至,到)于大庙(大庙:即太庙,大是太的古字)。公曰:‘叔舅(叔舅:汉郑玄注中以为是庄公作策书时尊称孔悝的。孔氏是卫国中期出现的一个世卿豪门)(乃: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的)祖庄叔(庄叔:孔悝七世祖孔达,谥号曰庄,后世称孔庄子),左右(左右:辅佐)成公(成公:名郑,文公之子,卫国第十五世第21位国君)。成公乃命庄叔,随难(随难:成公为晋文公所伐,出奔楚,孔达随行,因成公在难中,故称随难)于汉阳(汉阳:汉水之南。水之南称阳),即宫于宗周(宫于宗周:成公回国时,先驱公子歂犬射杀叔武。元咺逃到晋国,诉于晋文公。晋国归罪于成公,拘捕成公并把成公送到周都城囚禁起来。宗周:杜豫说“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可见这里的宗周指雒邑的王城),奔走无射(无射:无厌,奔走效劳辛苦而不厌倦)。启(启:开拓事业(右:佑的古字,这里意思是辅佐)献公(献公:名衎,卫定公之子,卫国第十八世第二十五位国君),献公乃命成叔(成叔:孔达之孙,名烝鉏,辅佐定公、献公,死后谥号曰成,后世称孔成子),纂(纂:继承)乃祖服(服:服侍)。乃考(考:称已经死去的父亲。《礼记·曲礼》:“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嫔。”)文叔(文叔:孔烝鉏之曾孙,孔悝之父,名圉,孔子称其仲叔圉,与北宫鮀、王孙贾辅佐卫灵公,死后谥号曰文,后世称孔文子),兴旧耆(旧耆:先祖之旧德)欲作(作:起)(率:循,行)(庆:善)(士:事)躬恤(躬恤:为国事忧心)卫国。其勤(勤:辛劳,劳苦)公家,夙夜不解(解:懈的古字,意思是懈怠。《诗经·大雅·烝民》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句子)。民咸(咸:范围副词,意思是全、都)曰:休(休:美,善)哉!’公曰:‘叔舅,予女(女:同汝,意思是你)铭,若(若: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对扬:称扬您的美德厚爱)以辟之(辟之:名我先祖之德),勤(勤:尽心竭力)大命(大命:国君之命),施(施:著,刻著)于烝(烝:烝祭,冬季的祭祀。《礼记·祭统》: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彝鼎(彝鼎:指宗彝,即宗庙祭祀用的酒器)’”

铭文试译

六月丁亥日,后庄公蒯聩到达太庙。后庄公说:“叔舅,你的七世祖庄叔,辅佐成公。成公蒙难出奔楚国时,命庄叔一同流亡,到达汉水之南。成公回国时,(因先驱公子歂犬误杀叔武,晋国归罪于成公),将成公囚禁于周都雒邑。庄叔为此奔走,不厌其烦。成叔辅佐献公,开拓事业。献公命成叔,继承你祖庄叔,服侍自己。你的父亲文叔,复兴先祖旧德,多行善事,为国家事务忧心,为国事劳苦,日日夜夜不敢懈怠,百姓都赞美他!庄公说:‘叔舅,给你先祖铭,你要继承你的先祖,服侍国君。’孔悝拜了两拜叩头说:‘称扬您的美德厚爱,明我先祖之德。我将尽心竭力行君之命,将铭文刻铸于冬祭的彝鼎之上。’”

古代典籍中与此相关的记载

卫鼎中记载的第一位国君是卫成公。卫成公于公元前634年—前600年在位,共在位35年。因成公曾经失掉君位,又曾被晋文公囚禁,有人误认为他是失德之君。其实,在卫国国君之中,成公虽然地位和威望无法和康叔、康伯懋相比,但他的智慧、魄力和建立的功勋,足可以比肩文公、武公、灵公。首先,成公的失位,既与德行无关,也与国策无关,是由当时的大环境造成的。当时正是春秋中期,晋楚争夺中原的控制权,中原诸侯国宋、卫、曹、陈、郑、鲁、蔡等国皆被波及,连绵的战火给各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卫国处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卫国又是楚国的盟国,加上晋公子重耳(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列国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道经卫国时,“文公不礼焉”,晋文公怀恨在心。鲁僖公二十八年春,晋军侵曹伐卫,攻下卫国五鹿,成公请求与晋国结盟,晋国不答应,成公被迫离开都城,出居在襄牛。夏四月,晋楚城濮之战爆发,楚师败绩,成公先是出奔楚国,后又流亡到宋国。五月,晋国主持践土之盟,成公之弟叔武参加会盟,晋国要叔武代成公为君,叔武坚拒,“晋人感叔武之贤而复卫侯。”六月,成公复位。为了更好地帮成公稳定局势,卫国另一执政宁俞(宁俞:卫武公七世孙,谥号武,后世称宁武子)与大臣盟于宛濮,使国人重新团结起来,《左传》记载宛濮之盟曰:“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卫国回都城复位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有时往往出人意料。公子歂犬、华仲作前驱,这两个居功自傲、办事莽撞的家伙完全毁掉了成公、宁俞此前的努力。公子歂犬射杀对成公非常忠诚又被晋国看重的叔武,元咺将此事诉于晋侯,晋侯将成公拘禁在雒邑,囚于深室,并且指派医者鸩杀成公。成公被囚禁后,宁俞寸步不离,亲自为成公操持衣服饭食,并防止有人乘机投毒。晋杜豫在《春秋左传集解》中称赞宁俞“忠之至,所虑者深”,也就是说宁俞忠诚到了极点,并且为成公考虑得周到而又细致。卫鼎铭文中也记载,成公的另一位辅政大臣孔达在成公流亡楚国时,跟随成公流亡到汉水之南。在成公被囚雒邑时,追随在侧奔走效劳,千辛万苦也不厌倦。成公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孔子的弟子子贡曾作出过评价。《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记载,流亡到城鉏的卫出公派使者问子贡自己能不能复位,子贡私下对使者说:“今君再在孙(孙:同逊,逊位,失位的委婉说法),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赐:子贡复姓端木,名赐)不知所由入由入:回国复位的理由)”子贡认为成公、献公之所以能回国复位,是因为内外有亲信的大臣。成公于公元前600年辞世,距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39年)已160多年,完全是盖棺之后的论定。在位、失位都能得到大臣的拥戴,成公怎么可能是无德之君?

成公被囚在雒邑时,鲁僖公拿出二十件玉器分别送给周襄王和晋文公,请求释放成公。周襄王也认为元咺以臣诉君,严重违背上下礼制,因此,成公得以脱难回国复位,时在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复位后的成公,在治国理政上表现出了巨大的魄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唐孔颖达疏:“按《史记·卫世家》及年表,卫从此年以后,历十九君,积四百三十年,卫元君乃徙于野王。”自卫懿公时代起,狄族一直把卫国当做掠夺对象,曾攻陷卫都朝歌,使懿公死难,险些给卫国造成灭国之祸。成公出于战略考虑,将都城由楚丘迁往帝丘。当时帝丘一带土地肥沃,经济繁荣,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与狄族控制区距离较远,利于备战。此后430年间,帝丘一直是卫国的政治中心。迁都帝丘后卫国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成公决定迁都的时候,距他脱难复国仅仅一年的时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稳定局势并在迁都问题上取得大臣与百姓的支持,没有巨大的魄力、高超的谋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迁都是非常复杂的浩大的系统工程,臣民的共识,都城的选址规划,人力财力的支持,宫室、宗庙、官署衙门、市肆民居、工匠作坊、军营防地等设施的建造等等,要谋划周全并顺利完成,成公和他的大臣必须同心同德,具备坚强的执政能力。

迁都之后,在宁俞、孔达等大臣倾心辅佐下,卫国一边调整与大国的关系,一边积蓄国力,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人盟。”此时距卫国迁都仅半年时间,卫国国力还在恢复过程中,敢于在这种情况下对狄人不宣而战,体现了成公超人的胆识和善抓机遇的谋略,事情的结局也证明了成公决策的正确。在卫国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狄人被迫与卫国媾和,解除了长期对卫国造成巨大威胁的一个外患。从成公迁都和他敢于对狄人不宣而战看,他绝对是一位有胆识,有谋略,敢作敢为,善作善为的国君。

很多情况下,君臣的事业是互相造就的。孔达辅佐了成公,成公也使孔氏家族的实力达到了顶峰。从成公复国到穆公时期,孔达率军侵郑、伐晋、入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此《左传》中都有详细记载。

《左传·文公元年》传:“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既祥:晋文公丧,襄公服丧,满一年,称小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过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戚:戚邑,今濮阳戚城,孙氏封地),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孙昭子:孙免,昭是他的谥号)。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秋,晋侯疆戚田。”孔颖达疏:“刘炫云:‘春秋之时,诸侯微弱,霸主秉德行而长诸侯,诸侯从时命以事霸主,大字(字:本义是生孩子,这里有安抚之意)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也。晋之与卫,大小不同,望以彊(彊:同强,指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获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理在可然:有理可讲的时代可以这样)。度时之宜,则非善计。君子以为合古之道失当今之宜,亦不言其谋全非礼也。’”

孔颖达对孔达伐晋的行为进行了客观的评判。春秋之时,周王室微弱,政刑出自霸主,很多时候是无理可讲的。大国霸主安抚小国,小国诸侯侍奉霸主,是常态。小国若认为自己有理就与大国兵戎相见,是很不智的。孔达的行为虽然合乎古代道义,但当时时局下,不是好的做法。

《左传·文公二年》传:“六月,穆伯(穆伯:鲁桓公之孙,鲁国卿士)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讨:责难)卫故也。书士縠,堪(堪:担当,主持)其事也。陈侯为卫请成(成:讲和,媾和)于晋,执孔达以说(说:同悦,指取悦于晋国)。 

垂陇之盟,晋国对卫国发出责难。卫国如果没有合适的回应,晋国必然会加兵于卫国。陈侯是事情的调解者,为了解除可能出现的兵灾,卫国只好违心地拘禁孔达来取悦晋国,孔达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左传·文公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故免之。夏,卫侯如晋拜。”

晋国认为孔达是卫国的良臣,因此放他回卫国。卫侯也因晋国放回孔达,到晋国去答谢,目的是修复产生问题的晋卫同盟关系。成公此行之后,卫晋关系有了根本转变。

《左传·文公八年》传:“八年春,晋使解阳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竟:同境)。”匡本卫地,被郑国侵夺,晋国令郑国归还卫国。戚邑是卫国孙氏的封地,鲁文公元年被晋国夺走。公壻池是晋侯女婿,晋侯曾夺取卫地封给他,这次把公壻池的封地归还卫国。申本是郑国土地,晋国让郑国交给卫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次晋国交给卫国的城邑和土地共有四处,是文公重建楚丘后卫国在国土上的一次最大的收获,说明成公复位后,在调整卫国与诸侯国关系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但保证了国家安全,也在土地上得到了实惠。

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十月,成公去世。穆公、定公、献公、襄公都沿袭了成公制定的国策。因为成公采取的连晋背楚的国策是正确的。卫国远楚而近晋,卫国与楚国之间有宋、陈、郑、蔡等诸侯国作屏障,楚国对卫国的威胁要远远小于晋国。成公在大国争霸的复杂环境中主动变换对策,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使卫国在他去世后的130年间还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成公去世后,孔达的遭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位大权在握的国卿变成了悲剧人物。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于是:对这件事。是:近指代词,意思是这)卿(卿:鲁国史官)不书(书:记载),不实其言也。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这次晋、宋、卫、曹四国清丘之盟的是“恤病讨贰”,“恤病”指赈救因灾荒陷于困境的盟国,“讨贰”指讨伐有二心的诸侯国。鲁国的史官知道此次行动恤病是假,讨贰才是真的。讨伐的矛头对准的是陈国。《左传·宣公六年》就记载:“春,晋卫侵陈,陈即(即:靠近,接近)楚故也。”接近楚国的陈国被晋国认为有二心,成了被讨伐的对象。因成公与陈共公有旧好,孔达与成公又有约定,所以当宋伐陈时,孔达果断出兵救陈。他是清楚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的,因此打定主意,若晋国对卫国有责难甚至有军事行动时,自己会以死使卫国撇清关系。

《左传·宣公十三年》:“清丘之盟,晋以卫之救陈也,讨(讨:严词责备,非出兵讨伐)焉。使人弗去(弗去:不肯离开),曰:‘罪无所归,将加尔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说(说:同悦,指杀我而取悦于晋国),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亢:同抗)大国之讨,将以谁任(任:承担责任)?我则死之。’”

晋国使者不肯离开,并威胁卫国,若没有人承担责任,将对卫国发动战争。孔达主动承担责任,请求杀掉自己使卫国脱难。鲁宣公十四年,孔达自缢而死,卫国也得以免除祸难。《左传·宣公十四年》:“(卫穆公)告于诸侯曰:‘卫有不令之臣(不令之臣:不善之臣。另一说是不从君命的臣子)达,构怨我敝邑(敝邑:自己的国家,谦称)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卫人以为成劳(成劳:使国家成功脱难的功劳),复室其子(室其子:将公室的姑娘嫁给孔达之子做妻子),使复其位(复其位:继承孔达的官爵)。

孔达结局是悲壮的,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卫国知道孔达对国君的忠诚,对他的家庭给予抚慰,使孔氏家族的权力得以在卫国延续。

孔达之子虽然得到官爵,但在《卫鼎》中对其并没有显示,《左传》等史籍中也查不到他的名字和事迹。不过,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卫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卫国灭掉了邢国,占据夷仪,彻底战胜了一个长期与狄人结盟掠夺卫国的对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经文说:“卫侯入于夷仪。”时间是秋八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传文说:“卫献公入于夷仪。”从时间上,献公还没有恢复君位,但献公跟前有一批大臣追随。从左传记载看,辅佐的大臣有太叔仪、献公同母弟公子鱄等人,同时还包括孔烝鉏。卫鼎铭文中说孔烝鉏辅佐献公开拓事业,完全是可靠的说法,否则《礼记·祭统》的作者也不会采信。由此看来,孔烝鉏在献公复位前已经进入卫国权力中枢,而且又辅佐卫襄公,立卫灵公,我们从《左传》中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左传·昭公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孔成子:孔烝鉏,谥号成,故称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羁:孔烝鉏之子孔羁)之孙圉(圉:孔圉,孔羁之孙,谥号为文,故称孔文子)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尔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协:与自己的梦相合)。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鲁昭公二年,前541年),婤姶生子,命曰元。”可见,在献公、襄公在位时,孔烝鉏的权势应该不次于孔达,而且对国君是忠诚不贰的,否则,也不会参与到立储君这样关乎国脉的大事中去,因为只有非常忠于国君的少数元老重臣才有资格参与立储大事。

孔烝鉏之子孔羁,谥号顷,其名字出现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左传》中不见其事迹,所任官职不详,但他的名字是借康叔之口说出的,又是在处理立储君的大事的时候出现的,肯定不是一般官员。

孔羁之子不见于《左传》经文和传文,而孔羁之孙孔圉,灵公在位时,是卫国的执政卿之一。从《左传·昭公七年》的记载看,孔圉的地位,是灵公没有即位时就确定下来的。灵公是孔烝鉏受命立的国君,孔圉做为孔烝鉏的曾孙,受曾祖父的荫庇是情理之中的事。《左传·哀公十五年》传:“卫孔圉娶太子蒯聩之子,生悝。”孔圉又是灵公的女婿,受灵公信任不足为怪。孔圉确实也没有辜负其曾祖父对他的期望,这一点,从孔子的评价中可以得到证实。《论语·宪问》:“子言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奚而不丧(丧:灭亡)?’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奚其丧?’”孔子游历列国时,先后在卫国生活十年,灵公予其禄而不予其位,引起志在天下的孔子的不满,加上灵公在齐家上有缺失,孔子曾用无道二字责备灵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仍肯定灵公的用人,认为对外有仲叔圉(仲叔圉:即孔圉),治内有祝鮀,治军有王孙贾,有此三人就能保证政权稳定。在以仲叔圉、祝鮀、王孙贾为核心的大臣辅佐下,卫灵公为卫国的再次崛起建立了巨大功勋。吴国贤公子季札游历列国道经卫国,曾用“卫多君子,卫无患矣”来赞美灵公的用人。孔子最终也改变了对灵公的看法。《孔子家语》第十三《贤君》:“哀公问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次之贤:把他列入贤君),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灵公在位42年,一边参与大国博弈,一边致力于国家治理,很好地把握了国家发展方向。《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仆:驾车),子曰:‘庶(庶:众多)矣哉!’”唐孔颖达疏:“庶,众也。至卫境见卫人众多,故孔子叹美之。”人烟腾茂就是国家治理得好的明证。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时代,要发展人口,是十分不易的,起码百姓需要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创造这样的环境,需要国君的能力和智慧。同时,人口代表国力,有充足的人口储备,军队才有兵员,社会才有充足的劳动力。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即位,当时是卫灵公41年,次年,灵公辞世,可以说,孔子的评价,相当于对灵公一生的总结。与灵公并世之君,秦国有秦惠王,楚国是楚昭王,齐国是齐景公,吴国有吴王夫差,越国有越王勾践,皆是英才,灵公能折服齐景公,在与晋国的激烈对抗中不落下风,无怪乎孔子在这样多的有建树的国君中独独说灵公是贤君,给灵公这么高的评价。

国家的兴旺,除了灵公治国有方外,辅佐的大臣当然功不可没。孔子对孔圉就倍加赞赏。《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唐孔颖达疏:“此夫子为子贡说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问,问凡在己下者。言文子知识敏疾而又好学,有所未辨,不羞耻于问己下之人。有此美行,是故谥谓之文也。”谥号是人死后后人给予评价的文字。孔圉得到的谥号是“文”,文是美谥。《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孔圉死后能得到美谥,既是对他辅佐灵公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人格道德的肯定。

孔圉之子孔悝,是后庄公在位时主要的辅佐者。蒯聩是灵公太子,受流言蛊惑,与灵公夫人南子一向有仇隙。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蒯聩借朝见南子之机,唆使戏阳速弑南子。南子警觉后逃脱,蒯聩阴谋败露,先流亡到宋国,后又流亡到晋国依附赵简子。蒯聩出亡后,其子辄继位,是为出公。蒯聩逐出公而登位,《左传·哀公十五年》详记其事:“卫孔圉娶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竖:奴仆)浑良夫,长而美,通于内(通于内:与孔圉之妻私通)。太子在戚,孔姬(孔姬:孔圉之妻,又称孔伯姬,伯姬)使之(使之:使浑良夫至太子处)焉。太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三死无与:免除三次死罪)。’与之盟,为请于伯姬。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蒙衣:穿妇人之衣)而乘。寺人(寺人:宫中作侍奉的宦官)罗御(御:驾车)如孔氏,孔氏之老(老:家臣)栾宁问之,称姻妾(姻妾:姻亲家姬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介:身披甲胄),舆豭(舆豭:车上载一头公猪,打算盟誓时取血。盟誓本用牛,事急以猪代),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在蒯聩作乱驱逐出公时,孔悝虽然是被迫参与的,但和在这次变乱中结缨而死子路相比,终归是大节有亏。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悝出奔宋。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石圃借三匠作乱,后庄公出逃,被戎族己氏杀死。自此之后,卫国又陷入朝政混乱时期,卫国国力严重下降,孔氏家族也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出现对朝政有影响的人物。